1、1传媒如何主导我们与世界的关系98 年，国际排球联合会为了增加电视转播的可看性，推出一项新规定，禁止各国女排在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上穿着传统的宽松式球衣，而必须改穿紧身短裤和紧身连体运动服。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样那样因大众媒介的传播需要而改变和创造游戏规则的事例有很多。在笛卡儿感喟“我思故我在”的时候，一定无法想象，在今天的世界里，多半已经变成了“我被传播故我在” 。很多时候，那些进入大众媒介视野再进入公众视野的社会事件，并不完全藉于其重要程度，只不过它们更适宜于被大众媒介传播罢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件，要想在大众传媒每日有限的焦点内获得足够关注，也不得不依照其传播特性来进行“表演” 。 一 传统
2、上，我们很容易将各种传播媒介单纯地视为社会生活的中介，它们为我们所用，帮助我们认识周遭世界，并建立起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然而，大卫?阿什德却通过另一个视角，展现传播媒介作为社会控制机制，如何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尤其是作为民主社会核心理念的自由和正义所产生的影响，从而纠正长期来我们对大众媒介的一般理解。 在大卫?阿什德眼中，要理解传播与文化变迁的关系，首先要对传播生态做出界定，也就是说，传媒不单是一种技术中介，一种组织形式，2它们更是通过传播过程与特定的社会情境互动。传播生态包含了三个维度的概念，一是信息技术，二是传播范式，三是社会行为。在这个情境下，传播生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结果，任何
3、一个维度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其他两个维度。也就是说，信息技术随社会进步而发展，又因传播范式的目标得以运用，两者的结合则为社会行为提供基本的意义模式，最终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而对社会秩序产生或直接或潜在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新的社会行为和随之建立的社会秩序，至少部分地受到上述传播生态的控制。一个让我们记忆犹新的个案是，2000 年 7 月的一天，台湾嘉义县八掌溪山洪突然暴发，正在溪中工作的4 名工人被骤然上涨的山洪围困。在工地主任向嘉义消防局报案的同时，台湾多家电视媒体也得到消息赶赴现场进行直播。由于“国军救援与搜索中心”与“空警队”相互推诿，致使 4 名工人在溪水中挣扎两小时，终因体力不支
4、，在众目睽睽之下相继被洪水冲走。台湾民众通过电视直播目睹这一惨剧发生的全过程，社会反应极其强烈，当局迫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在很短时间内惩处了 13 名相关官员。试想，若没有电视的参与，这个惨烈事件所激起的民愤是否还会如此感性和直接？当局的惩处是否还会如此迅捷？ 然而，有关传播生态与社会秩序的讨论更多是批评性的。大卫?阿什德用 1992 年 12 月美军入侵索马里的“重建希望行动”试图说明传播生态如何影响到一场战争。在美国国防部新闻发布机构的预先安排下，几十名记者等候在索马里海滩，在为电视转播预先准备的强烈灯光下报道海军的夜间登陆行动。这个所谓“图像指导政策”的经典案例告诉我们，3在如今的信息时代，
5、几乎没有什么事件不能够按照媒介的技术特征和传播范式被建构出来。在小布什和萨达姆的较量中，被业界津津乐道的所谓“嵌入式新闻报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记者和军方的对立关系，受众在电视屏幕上观看直播战争场面的心理也差不多接近观看好莱坞战争大片。 二 多年前，美国传媒与社会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探讨新闻客观性的时候严肃指出，正因为新闻不是虚构而是生产出来的，而一个“生产”包含了多少主观建构的可能性，那么职业记者才格外需要将客观性法则作为专业主义理想坚持下来这至少是一种知之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一个需要穷毕生追寻的很高的目标。遗憾的是，将新闻客观性法则作为最高职业准则的西方传统托管式新闻业，越来越被全球化
6、背景下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驱动新闻业所取代。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技术指标规划和指引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极大地拓展了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在不同社会环境中被共享的可能空间，这使得原本各不相同的个体和社会组织越来越有可能在共享的传播生态中变得极其相似，个体和社会组织对社会事件的参与也因此被组合到相近的传播范式当中，传播生态的控制范式就这么一点点渗透和融合到社会秩序当中，通过对社会情境的不断界定展现其自身权力实践的新形态。于是，作为社会民4主的基础，意见的多元表达在传播范式的规划下变得越来越丧失其原本应该具有的深刻内涵。 大卫
7、?阿什德于是不无忧虑地把今天的新闻报道归结为从知识的新闻，到娱乐的新闻，再到广告的新闻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大卫?阿什德并不是说今天的新闻里面充斥着广告，他的意思是（恰恰这一点比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广告更令人感到忧虑，甚至绝望） ，大众传播媒介越来越把复杂的社会事件转化为最简单明了、最迎合受众喜好的传播范式进行报道。也就是说，新闻变得像广告那样诉求明确，感官刺激高过内容逻辑，思想深度就更谈不上。反过来，这种范式又强化了公众对于未来的新闻事件如何才能进入大众媒介传播范式的理解和认识。 大卫?阿什德将影响美国电视联播网新闻报道范式的因素大致归结为：1）易接近性：这里说的不是新闻和受众的接近程度，而是电视
8、记者获得事件信息的便利程度；2）图像的质量；3）事件的戏剧性和动作性，也就是说，新闻事件是否包含那些易于被电视所擅长的视听形象来表达的情节和细节；4）受众兴趣；5）主题包装：事件内容是否易于被简单轻松地表述，且容易组合到当日相关的一组报道当中。很显然，许多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议题并不满足上述条件。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电视新闻报道中，看到更多的战争、冲突、灾难、事故的原因。当大众媒介的传播范式越来越多地影响到社会生活图景的呈现时，我们与世界的连接也变得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脆弱。 三 5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现实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对于新闻生产
9、自身局限性，以及这些局限如何影响到社会现实建构的研究，曾经名噪一时。但是与他们的视角不同，大卫?阿什德认为，至少在解决某些社会和个人争端方面，大众传播媒介，比如电视，已经不仅仅是为公众建构一个虚拟的社会环境，其本身就是真实的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仲裁、诉讼、裁决、协商中，媒介已经成为国家机器之外的解决之道，而且研究表明，尽管报道这类争端或冲突对于大众媒介来说，确实符合其技术范式并为自身带来可观的利润，但是，这也确实有助于一些问题得到公众关注并推动问题得到解决这样的传播秩序显然有助于形成利于解决争端的社会生态环境。实际上，无论学界是否将这样的媒介仲裁角色看成社会实景，在老百姓眼
10、里，大众传播媒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正义化身，可以随时在需要解决争端的时候向媒介寻求帮助。 媒介之于社会，究竟是中立还是参与？新闻记者究竟是社会现实的旁观者还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这个问题始终对新闻业产生困扰。在大卫?阿什德看来，尽管媒介所表达的内容越来越多地打上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的烙印，但是，在对社会问题的界定、选择、组织和展示的时候，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广泛的影响力，这些问题在某种传播范式框架内的报道，能够很容易地拓展到其他的社会场景当中，形成有关这个问题的扩张性的信息场景，最终成为政策制定者的社会判断依据。 既然传媒可以把某些社会问题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浮现出来，6那么恐怖主义对电视的利
11、用则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有关传播生态和社会秩序的新的权力关系的例证。今天的传媒是公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部世界不再遥远，变成了私人客厅里的一部分，恐怖主义所制造的事端，经过媒介的中介，已经十分成功地影响到更大范围内社会成员的私人生活。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实在环境，指引我们的日常行为，大众传媒把恐怖活动或者战争这样的复杂场景转化成娱乐化、广告化的感官刺激，恐怖分子或者战争场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具体感知，散发出恐慌和畏惧的情绪，这些感知会被我们添加到对下一次报道的事件的认知当中去。这种互动，在大卫?阿什德看来，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产生致命的后果。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真如阿什德所言，传媒结
12、构、传播过程和信息获取方式是某种社会权力机制的特定实践行为，并且这些传媒资源和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情境与社会秩序是相互建构的，那么，这种状况还会随着其技术和范式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始终如梦魇而无法摆脱，恰如福柯所讲的， “不同机制的权力带着它们各自的特质，在相互之间建立联系、交叉指涉、补充、划分界限的关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身的特定样式。 ”“而且，权力不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改变。 ” 大卫?阿什德有关传媒生态和社会秩序的权力关系的论述，不仅为我们看待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而且，为我们回望反思有关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时候，也多了一个有意义的思考路径。不同的媒介理论均建立在对传媒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认识层面和思考框架之上，深入地考量传播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之间的权力互7动，无疑同样有助于我们对已有的关于传播与社会的理论生态进行反思，并呈现出产生新的理论框架的可能性。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 ， （美）大卫?阿什德著，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 注释： 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 16116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