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孔子与春秋“赋诗断章”在先秦时期， 诗经很少被称作诗经 ，当然，我们在礼记?经解 、 庄子?天运等中发现渐渐有了变化；当时称作诗 ，或诗三百 。除过六首笙诗，共三百零五首。这三百多首诗的编辑整理，还是一个难以索解的问题，但大体上人们认为和鲁国的乐师有些关系。 作为后来儒家的主要经典文献， 诗经往往被认为是孔子删削整理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提出的说法，认为诗原有三千，经过孔子的筛汰，留下了十分之一，人们称作“删诗说“。平心而论，司马迁的说法夸张了一些，通过对国语 、 左传等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考察，遗存于传世文献中的诗句是很少的，远远不能和几千首相符，所以，这种“删
2、诗说”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是， “删诗说”揭示了一个历史的真相，即诗经诗篇经过选择整理编辑而成，它是一部诗歌选集。相传西周初期有八百诸侯国，仅就国风来看，只有十五国存有风诗，而且和国君的爵位、血缘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这种情形进一步佐证了选集的认识。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的记载，是一则很有意义的材料，类似的材料还见于仪礼 、 乡饮酒礼 、 燕礼等。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的“乐”是和今天所说的“诗”相伴的，说明当时的“诗”是“乐诗” ，是配着音乐进行的。这则材料显示的部分“诗“的顺序，与今天所见诗经本子相同，而那时孔子正值幼年(8 岁)，不可能完成这2部经典的编辑整理。当然，学术界曾
3、有学者对“季札观乐”的可靠性提出质疑，但是，今天一般还是强调和认可这则材料的史料性和说服力。此外，在论语一书中，往往出现“诗三百 ”或“诗三百”的说法；孔子很关心自己儿子和学生读诗的情况，特别注意对周南 、召南的阅读；他对关雎有独到的评价和体会，认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种种迹象表明， 诗经典籍的定型最晚在孔子前，当时，今天诗的基本面貌已经具备。 孔子尽管不必是诗经诗篇的整理者和编订者，可是，他对诗经学史的贡献却很大，与诗经关系密切。孔子将诗作为教材，配合着书 、礼、乐，用来培养人才。他对诗经诗篇整体性质、功能、读法的论定和认识，奠定了后代诗经学发展的基础，这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孔子的诗
4、说有无来源，一直是不被人看重的问题，因为学术界对先于孔子的春秋“赋诗”实践评价并不高，认为那个时期的引诗不过是断章取义，是“用诗 ”，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对诗的研究。实际上，当时“用诗 ”是很讲究的，不乏研究的因素，其中昭示的诗篇的本来意义和面目极其分明，所以被后来的经学家称为在诗义大明时期的文明之事，这种本义的曲折揭示和引申取义的方法在今天依然有学术研究价值。特别是它对孔子的影响，长远而深邃，面对诗经诗篇，孔子继承了先辈学者子展、子大叔、叔向、子产等的解诗方法，并作了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发展，是先秦诗学形成阶段中至为重要的环节。3用左传的话来说，春秋时期“用诗 ”的特点是“赋诗断章”(左传襄公二十八
5、年)，这是比较恰切的概括。它表明，在赋诗过程中往往是赋全诗，而双方交流思想情感的重点则在断章上。所以，可以说， “赋诗”是强调赋的方式，是诗歌全部；“断章”则是意图和意义的真正所在，是诗歌局部。这个实践如同猜谜活动，谜面是诗的诗篇，而谜底则需要交流双方在诗歌中设定，设定的前提其实很明确，即双方对诗歌主旨、诗句及各自的历史、活动(如外交)目的等的深入了解。这样的交流含蓄文明，对人们的诗学修养要求很高。当然也有引诗不当、遭致批评的情况。 最典型的“赋诗断章”例子要数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载的情景了，当时郑国国君宴请晋国的使臣赵孟，礼仪规格很高，郑国有七卿相陪。赵孟很感动，提议大家赋诗，而他自己则借以观
6、志。所有的赋诗，赵孟都作了评点，有成功而倍加赞赏的，也有失败而不以为然的。比如郑国的子展赋草虫 ，而草虫是首情诗，内容大略不出男女私会的范围。子展的用意只着重在诗句“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慑慑、伤悲)”与既见君子， “我心则降(说、夷)” ，言下之意，想见赵孟的心思已久，一见如故，心情格外高兴。该诗三章，重章叠唱进一步渲染和强化了这种艺术和情感效果。赵孟听后，不仅大加赞赏，而且自谦难以承当。子大叔赋野有蔓草 ，其实也是首男女遇合的诗，写清晨男女相遇一见钟情的微妙感受。子大叔目的在“有美一人”与“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在诗经中， “美”并不仅仅用来写女子，也用来写男子，如邶风中的简兮 ，所以他也
7、是在表达对赵孟的由衷赞美和景仰之情。赵孟也4深表感谢。这场聚会中，赋诗失败的人是伯有，他赋了首鹑之奔奔 ，据后来诗序的说法这首诗是讽刺卫宣公的淫乱丑行的。当时，虽不能确定一定和卫宣公有关，但赵孟已经指出该诗属“床笫之言” ，在外交场合吟唱极不得体，自己也不愿听到。文子和叔向也有同样的看法，而且认为伯有不会有好下场。这说明，当时人们对这首诗的内容有大体一致的理解。 借诗言说意愿，窥探他人志向、政治明暗、君臣关系、兵力强弱。赋诗往往意义重大。 吕氏春秋记载了一则事例，晋国想攻打郑国，派叔向访问，探察对方虚实。郑国子产赋“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 ，叔向听懂了子产的意思，晋国不敢轻举
8、妄动。子产所赋的诗句其实只是郑风 褰裳中的一句，也是情诗，不过大胆果决一些罢了，暗示出两国关系友好更佳，如果恶化也无大的妨碍。 “岂无他士”句余味无穷，处于晋、秦、楚、齐等国之间的郑国，不乏求援的对象。子产赋诗深受孔子称赞，孔子认为无人能与子产相比，一言以兴邦，“子产一称而郑国免”(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 孔子对子产的称道是否意味着孔子受到子产的影响，虽然还不能轻易下结论，但是在论语中的确保留着不少“赋诗断章”的痕迹。 论语涉及诗的地方有十余处，直接引用诗的部分，比较完整地体现着“断章”的特点。春秋末期，随着礼乐崩坏局面的出现， “赋诗”已不是社会的风尚，但“断章取义”的方法被继承了下来，
9、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如论语?子罕 ，孔子称赞穿着寒酸但与穿着华贵的人站立在一起5并无惭愧之感的子路时，引用邶风?雄雉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意思是不嫉妒，不贪求，还有什么做不好的呢?当子路反复吟诵该句时，孔子委婉地批评他，如果是这样，怎么能变好呢?这是杨伯峻先生的解释。当然，如果将“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藏? ”解为正因为关心这“道” ，所以便没有其他什么东西比它更美好的了，似乎也很通畅。又如论语?颜渊 ，孔子回答子张关于崇德辨惑的问题时，引用小雅?我行其野“成不以富，亦祗以异” ，此处“成”即“诚” ，确实、果真的意思。 我行其野本是一首弃妇诗，该句在诗文中原指丈夫另觅新欢不是因为对方财
10、物多，而是心变了。孔子引用点明“惑”的特点，关键在心不纯一，面对两难情境举棋不定，形象生动。孔子关于诗经性质的著名观点“思无邪” ，也不过是对鲁颂?o的“断章”使用。 我们之所以主张孔子与春秋时期的“赋诗”实践有密切的联系，主要证据是，断章取义被孔子吸收继承，成为解读诗经诗篇很重要的方法；春秋时期流行的借诗“言”志、 “观”志的思想和做法，得到孔子的完善和发展；诗篇在赋诵时的道德伦理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总结，这集中体现在孔子关于诗经功能的认识上。 此外，孔子开创了“以礼解诗 ”与“以理解诗 ”的诗经学路径，材料分别见于论语 八佾 、 学而 。郭店楚简孔子诗论其实已经有了“以礼解诗 ”的方法。这个方法早在春秋“赋诗断章”中就已经蕴藏着了， “礼”是当时评价赋诗优劣的原则和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