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舆论学研究【摘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舆论的重要性逐渐被新闻传播学界意识到，新闻学界分别在舆论理论研究和实际的舆论调查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舆论学理论研究目前只有不多的人在做，多数人专注于眼下各种实用性的舆论调查。一些调查对什么是舆论把握不当；面对舆论、舆情，如何划清马克思主义舆论观和法西斯主义舆论观的界限，认识不清。习近平强调宣传工作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这个“势” ，包括舆论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正视和尊重舆论是把握、引导舆论的前提。 【关键词】舆论；舆论学研究；舆论调查 我国报纸设置“调查”专栏，定期发表有关社会调查稿件，是从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开
2、始的，第一家是湖北学生 。高等院校出现舆论调查，开始于 1922 年 11 月 14 日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做的一项民意测验，主持人是留美心理学硕士张耀翔。19361937 年之交，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进行“上海报纸和上海读者”调查，这是第一次关于报纸读者的实证调查。 毛泽东 1930 年 5 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 ，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1938 年创刊的新华日报 ，每年 1 月 11 日报庆之际均做一次读者调查。1947 年 1 月 11 日，该报编辑部文章首次公开论证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观点。1942 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前，2开展读者调查，广泛听取读
3、者对报纸改版的意见。以科学方法开展受众调研，开始于 1955 年 6 月的台湾新生报的民意测验部。 改革开放以来，舆论的重要性逐渐被新闻传播学界意识到。新闻学界分别在舆论理论研究和实际的舆论调查两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舆论学的理论研究 1980 年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编辑的世界新闻事业第 3 期摘编了美国学者伯纳德?亨奈西舆论一书的内容。 1981 年 8 月出版的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第 2 期，发表我的文章驴和它背上的麻袋马克思谈报刊与舆论的关系 ，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篇涉及舆论的文章。但就着手研究的时间和研究的深度看，最早研究舆论的是我的 1978 级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同宿舍同
4、学李祖兴，他的毕业论文是重视舆论的调节作用 。那时研究的材料极少，他在努力找寻各种材料的同时，经常与我们讨论舆论学的?题。 1982 年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组织写作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 （1983年 7 月出版） ，其中第四讲“新闻事业与舆论” （1.5 万字）的作者即李祖兴。这篇文章的写作基础是他的硕士论文，早于我写的那篇小文章。现在很多关于舆论的认识，例如舆论的三要素（公众、问题、意见） 、舆论的评价性和公开性、舆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等，该文都提到了，这篇文章在中国舆论学研究的历史中，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1984 年，林珊老师翻译的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印刷出版。该书 19
5、89 年由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后来又有多种翻译版本，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影响比较大。 31988 年刘建明出版的基础舆论学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本舆论学论著，具有理论上填补空白的意义，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刘建明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舆论学的著作，相继有当代中国社会舆论形态 （1989） 、当代舆论学 （1990） 、 天理民心 （1998） 、 穿越舆论隧道 （2000） 、舆论传播 （2001） 、 社会舆论原理 （2002） 。1993 年他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 （我是副主编） 。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天理民心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当代舆论史的论著，本来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已经通过评审，但被人为
6、地推翻结论，重新挑选专家评为不合格。刘教授自己联系出版后，该成果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他的集大成论著我认为是硬壳本的社会舆论原理 （2002） 。 这里我特别要提到改革开放后第二本舆论学的论著，即孟小平 1989年出版的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 。由于当时出版书很困难，他不得不把他的舆论学理论研究纳入中国新闻出版社的一套关于公共关系的丛书。孟小平是 1982 年北京媒体受众调查的参与者，他对舆论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我，他是“舆论八要素”的最早提出者。 我 1994 年承担了一项关于舆论导向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想研究的是舆论学原理，不是舆论导向，但连续两次申报舆论学原理的选题均得不到批准，只好沿着
7、舆论导向的主旋律思路申报，才得到这样一个课题。那时出版书是比较困难的，直到 1999 年课题的成果才得以出版，即我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3 万元的课题费，1 万元给了出版社，还没有稿费。该书很成功，连续 6 次印刷后责编退休，后来不知道又印了多少次。2000 年底，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潘忠党写了 2 万字的4学术性书评，让我很感动。2012 年该书由上海交大出版社再版。2012 年1 月 11 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京联合召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出版座谈会暨图书与出版社学术影响力数据发布会” 。我的这本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被列为“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国内学
8、术著作前 10 名”之第九。 我本意是研究舆论学，但又不得不用较大的篇幅讨论舆论导向，很无奈。前面论述的舆论学原理，与后面如何引导舆论，其实理论上是矛盾的。当时只有单波看出了我这本书前后逻辑矛盾，我叮嘱他不要说，因为还得通过课题评审。我故意选择了比较难懂的第六章（文艺传播的导向）作为课题评审的代表章节，担心某些官员评委在政治方面提出问题。很多年后郑兴东老师对我说，他当时是组长，折中给了个“良” 。因为其中的官员评委看不懂而给了很低的分，看懂的学者评委给了较高的分。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所成立后，1993 年喻国明、刘夏阳的中国民意研究给了我不少启示，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缺憾是这本书不是系统论述的
9、著作。2001 年喻国明的解构民意一书，全面研究了民意测验的理论与方法。进入 21 世纪后的 10 多年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出版了多部舆论学论著和教材，给我留下记忆的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许静 2009 年出版的舆论学概论 。 1957 年，社会统计分析方法在中国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盖洛普民意测验” ，中国社科院新闻所 1982 年和 1983 年的两次媒体受众调查实际上突破了这个禁区。 1986 年 5 月，第一次全国受众研究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5王泰玄老师帮助安排在新闻系的黄山培训中心召开。同月，中央电视台联合 27 个地方台开展全国观众抽样调查，样本为 24893 个，并对观众的收
10、视心理做了创造性的研究。这次调查培养了我国首批观众调研人才，建立起一支专业调查队伍，撰写出一批较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和论文。调查发现全国电视观众达 6 亿，为世界之冠。1988 年 2 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次进行全国听众抽样调查，发现全国居民中同时接触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媒的人占 72.5%。 1986 年 7 月 1 日是人民日报1956 年改版 30 周年，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谭文瑞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开展全国读者抽样调查，采取多级抽样法以确保抽到的样本必定是人民日报读者，回收有效问卷 5061 份，回收率为 99.2%，有 55%的读者在问卷上写了书面意见。调查组写了 28 份简
11、报。这次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对社会统计方法的疑虑，促进了受众调研的开展。 1986 年 10 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甘惜分教授为首任所长，他第二年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改革”的建议。1988 年春节，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所进行了“首都知名人士对龙年的展望”的调查，影响很大。这是我国首次高层次舆论调查。采用控制选样、函询及不记名方式进行。接受调查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 115 人。刘夏阳发表改革进程中的两大难点与对策首都知名人士对龙年的展望与分析一文
12、。 6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的舆论调查继续展开。1987 年陈崇山参加统战部座谈会时见到统战部秘书长胡德平，试探地问了一下有没有可能对十三大的党代表做一次中央党报的读者调查。胡德平第二天回话说：“昨天吃晚饭时，我把您的要求跟我父亲说了，他问调查甚么？我说就是对办好人民日报有甚么意见、建议呗！他说可以，让人民日报给分管宣传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写个报告 。 ”于是陈崇山告诉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余焕春和?者曹焕荣（此时他已经在人民日报工作） ，起草了一份报告送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批下来说会议议程很紧无法安排。 这件事没有办成，但成为 1988 年开展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态
13、度”调查的动因；这也与当时的全国舆论调查的热潮相关。1988 年版中国新闻年鉴 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专栏，刊登的全国各地、各种媒体 1987 年的受众调查报告多达 17 篇。其中涉及面比较大、持续时间长的是 1987 年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研究部牵头，组织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共同进行的“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调查研究。课题组长是我的 1978 级研究生同学岳颂东，副组长是范东生。这项调查包括多方面的多项调查，涉及中国新闻事业的总体发展方针、政策、法规，多种传媒的均衡发展，高素质人才培养，以及新闻传播与受众观念现代化的关联性调查研究。 1989 年 3 月，中央宣传部在北
14、京西山培训中心举办“新闻传播调查方法培训班” ，请美国传播学教授威维尔（David Weaver）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美籍客座女教授英健（Janice Engsberg，19482014）授课，7仅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就去了 5 个人。这次学习班上最早讨论到对女新闻工作者的调查，几经周折，最终由受全国记协返聘干部陈秀霞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到 3.5 万美元的调查经费。调查于 1994 年得以实施，由陈崇山和陈秀霞主持这项工作。 1989 年 4 月，因胡耀邦突然离世引发学潮，孟小平提议能否结合对人民日报的内容，组织一次持续的舆论调查，研究舆论引导的作用和特点。由于形势变化很快，只在 5 月 1
15、 日至 3 日做了第一次调查，随机抽取工人、居民各 100 人，新闻记者 50 人。在 5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阎明复与新闻学者对话的座谈会上（我是参加对话的 6 位新闻学者之一） ，陈崇山汇报了这次调查的数据。 1990 年，陈崇山组织了第十一届亚运会调查、1990 年“新闻传播在精神文明中的作用”的系列调查，出版媒介?人?现代化一书。以后的系列舆论调查已经成为常态，不再赘述。 1992 年 5 月，第二次全国受众研究研讨会在浙江萧山召开，安岗、甘惜分和钱辛波到会；2001 年 9 月，第三次全国受众研究研讨会由我组织，与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合作，在保定河北大学召开，
16、出版了论文集解读受众：观点、方法与市场 。 随着陈崇山 1993 年离休，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所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替代了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在舆论调查中的全国领军地位。21 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紧跟传播网络化的发展进程，进行了一系列深化的舆论调查，在调查手段和理论深度上多有创新，喻国明成为又一代我国舆论调查和研究的学科带头人。 8舆论是公众一定程度的集合意见，含有理性和非理性的成分。习近平强调宣传工作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这个“势” ，包括舆论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显然，正视和尊重舆论是把握、引导舆论的前提。忽略了这个前提，对舆情的研究和运用就可能走偏，因为正如习近平所说：“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 （本文为作者在 2016 年 11 月 19 日纪念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 30 周年学术会上的发言） 注释： 本文此部分参照了陈崇山著受众本位论第九章“中国大陆传媒受众调研的发展历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陈崇山难报老师恩 （“天堂里的老天使_554 的博客” ） ，http：/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编校：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