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清代安庆士子文化中国自古就有士。至迟在殷商西周时代，士人之名已见于文献，士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等级，士的身份是贵族。从内涵上考察，中国古代的士子属于士大夫，主要包涵以下两个内容：第一，指居官和有职位的人。 荀子?王霸云：“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 ；第二，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 韩非子?诡使载：“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 ”士大夫无德行而任官，在这里士大夫与官宦是两个意思，大夫指的是文人。清代安庆府隶属于安徽省安庐道，“领怀宁、桐城、潜山、望江、宿松六县” 。其士子文化不仅是古代官员、政治文化，而且还包括在安庆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上所体现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多元
2、地域文化，形成比较突出且具有家族特色的士子文化。其中仕官政绩作为安庆士子文化的核心内容，安庆仕官最多的桐城张氏家族事迹尤为突出。 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张英于康熙六年(1667)中进士后，以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与高士奇等人人值南书房。张英为人小心谨慎，深得康熙皇帝宠幸，累迁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主要职责是充当康熙的秘书和顾问， “立朝数十年，未尝一日去上(康熙)左右，一时典诰之文，多出其手” 。康熙帝说：“张英老成敬慎，始终不渝，有古大臣风。”根据姚元之说，张英在自己的书房里悬挂一幅对联：“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做不尽世间好事，必须刻刻存心。 ” 2关心民众疾苦，勤于地方政事。张
3、英六世孙张聪贤，嘉庆进，道光时任陕西长安县知县，历官至潼关厅抚民同知。张聪贤“性朴素，裘马不饰，居官十余年来，未演剧饮宴，唯以振起士气民风，兴利除害为己任” 。他在长安知县任上最久，尤多善政。张聪贤因当地百姓不识诗书，创办义学二十馀所，以发展地方教育。长安县境内苍龙河淤塞，造成县内 34 社、2 万亩民田受害，邻县也失去灌溉之利，以至打起官司。张聪贤亲自勘测河道，劝沿河各村分段挖掘筑堤，又捐出自己的俸禄，雇远近河岸农民前来施工。为了确保河道的安全，他下令每年三月十日清淤一次，并在岸上栽种树木， “居民至今设位瞻拜，名其河为张公河” 。 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张廷玉身为大学士，虽然很难做到不收礼，
4、但注意掌握分寸， “凡馈礼值百金，辙峻却之。生平无声色玩好之嗜，退食泊然无所营。 ”有一次张廷玉奉命参加会试，同考官暗示要向他行贿，他因此作闱中对月诗，诗中有“帘前月色明如昼，莫做人间暮夜看” ，以表明自己的心声，试图行贿者看到他的诗句， “惭而退” 。张廷玉任吏部侍郎时， “知有吏张某者舞弄文法，中外官屡受其毒，人呼为张老虎” 。张廷玉下令严惩酷吏张某，时朝中要人纷纷为张某说情，但张廷玉不为所动，终于将张某绳之以法，并因此而获得“伏虎侍郎”的称号。 清代安庆士子政绩卓越，为君图社稷、为民思安定，清正廉明，尤以桐城张氏家族为代表，其对康乾盛世的形成功不可没。而促成清代安庆地区士子文化的形成、兴
5、盛的原因很多，可能地域接近徽州文化区，受微学文化成就影响，但主要原因乃是移民的迁入、家族势力的推动以及清代重视科举的作用。 3移民对安庆士子文化的产生起过不可抹杀的作用。从元至正(13411370 年)至明初永乐(14031424 年)前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来自赣东北和徽州府的移民或避战乱，或由明政府组织，开始了一场洪武大迁移。其中一部分迁往安庆，进一步挖掘发现，这些来自江西和徽州的移民，原籍是婺源和都阳湖的又占很大一部分，如桐城方氏、枞阳何氏祖籍都在婺源，怀宁邓氏祖籍鄱阳，现代如太湖朱湘祖籍婺源，宿松叶尚志祖籍婺源，桐城高林汪氏家谱祖籍也在婺源。在元末明初的近百年间，迁往安庆府的移民总数约
6、为 32.6 万人，占同期安庆府人口总数近八成。 移民对安庆士子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移民本身虽然没有产生突出的文化人物，却在二三百年的明末清初造就了安庆地区的杰出人才。如方维仪(15851668 年)，方以智(16111671 年)等。到清代更是人才辈出，如方苞、方东树、姚范、姚鼐、姚莹、张英、张廷玉、戴名世、马其昶、吴汝纶等。尽管其中的方氏、姚氏出于明以前的土著，但这些学者赖以产生的环境却主要是外来移民造成的。 进入清代的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安庆士子文化的涌现与其密切相关。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按当时隶属安徽辖区范围作不太精确的统计，在 201 科进士考试中该
7、省共 1130 余人，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大抵仅次于江苏、浙江，足见安徽人文与科举文化及明王朝政治嵌入之深。安徽文化的重镇主要分布在两地：一是以歙县为中心的包括休宁、泾县等地的皖南地区；二是以桐城为中心的延及怀宁、太湖、宿松等邑的安庆府。以桐城张氏家族为例，它是中国4历史上一门进士最多的家族，张氏家族张英在康熙六年中进士以后，又有四个儿子、四个孙子和一个曾孙相继中进士，并且都曾进入翰林院，一门十进士可谓空前绝后，被称为“缙绅发迹，文物蔚兴”之门。 张氏在清代最早获取科举功名的是八世伯叔祖张秉哲，于顺治十一年中举。张氏显赫始于九世祖张英。根据张诚卷履历记载，自张英起直系亲属为：第一代张英，康
8、熙进士，历官至大学士。第二代张廷玉，康熙进士，历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第三代张若淳，贡生，历官至刑部、兵部、吏部尚书。第四代张曾诣，候选布政使司经历。第五代张元伟，附贡生，官至四川巴县等县知县。第六代张聪登，附贡生未仕。第七代张绍华，光绪进士，时任直隶通永遵蓟兵备道。张诚本人，光绪十九年(1893 年)中举，时为户部候补员外郎，福建司帮办主稿上行走。 清代张氏家族通过科举考试，不仅在安庆和桐城，而且在全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一，张氏族人获取功名利禄人数空前，总计 554 人，其二，张氏中进士人数多至 24 人，在清代进士人数中，接近 1。其三，是张氏家族有 3 个属清代士人称羡的“巍科人物”
9、，张廷玉兄张廷璐，系康熙榜眼；弟张廷口，系雍正朝传胪；子张若霭，雍正原定为探花，经张廷玉恳请，才改为传胪。清代的姚元之说，张氏五亩园中有大皂荚树一棵。 “每结一荚，则张氏应举者必得第一人，结一小荚，必得一副车。外祖贵西观察楠轩公以戊子发解，是年树结荚一丛，计七枚，每至科场，张氏以此为验。 ”这段史料虽然有附会部分，但可以从侧面证明张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就像这棵大树一样，是靠科举这棵大树保持枝繁叶茂，长盛不衰的。从张氏家族与科举的联系来看，清代安庆士子文化的5兴衰与科举制度的影响密切相关。 清代的安庆不仅科举鼎盛，而且还涌现了一批科举世家，如桐城张氏、桐城姚氏。这些文化世家的科举鼎盛在很大程
10、度上与其家族对科举为导向的应试教育的重视有直接关系。科举家族通过应考“白衣起为公卿” ，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若想长期保持家族的地 位声望，必须靠族人不断地获取科举功名，这促进了科举家族特别重视家庭教育，鼓励他们的子弟努力读书向学。 清代科举家族重视教育，具体表现为兴办族学。马克斯?韦伯在谈到中国的宗族组织时说：“在必要时，宗族还施医舍药、操办丧事、照顾老人和寡妇，特别是兴办义塾。 ”科举家族在这方面更是不惜重金，延聘名师硕儒，除在家中课读其弟子以外，还在自办的族学中教育族人，使尽可能多的族人接受教育，从而保证族人在应试竞争中处于人数优势。家庙祠堂是家族组织的活动场所，清代安庆科举家族的族学就设
11、在附近。如清代的桐城姚氏，其族学称为“家塾” 。 此外，科举家族中长辈亲自课读子弟，将他们自身的应考经验直接传授给后代，可以说是科举家族功名不断的共同经验。在这个方面，科举家族的长辈倾注了无数心血，尽管采取的教育方式多有不同，而其事迹至今仍令人十分感动。如桐城姚氏家族的兴起，是姚希廉、姚承虞父子苦心经营的结果。姚希廉少攻举业，父亲去世后，他从家族利益考虑，毅然放弃学业，转而“经理田畴，千里延师，以教诸子。见文学之士，必与款洽，竟谈朝夕。以广弟侄及诸子见闻” 。姚希廉死后。他的长子姚承虞秉承父志， “督诸弟力学甚严，昼夜不怠。或有倦者，则策日：麦6饭之诗，其敢忘诸?盖葵轩公感怀诗句也。由是朗读之
12、声，与悲号之声相间，闻者咸叹服。 ”姚希廉诸子化悲痛为力量，在其长兄的督促之下，姚祖虞、姚本虞、姚宾虞、姚自虞兄弟四人，一年之内分别成为府学、县学生员。而姚希廉的孙子姚之谟、姚之兰先后成为进士，仕为官宦，“姚氏科名人物，至今仍盛者，皆公后也” 。 清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激烈变化，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常有细微变更，但作为封建正统文化的代表安庆士子文化，正是在这同一历史时期发展兴盛起来，其波及之广。影响之深，内容之丰富，代表性之强，特色之鲜明，在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清代安庆士子文化尊儒重教，使各地读书习礼成为时尚， “穷不丢书，富不丢猪” ，成为各家族共同家训。许多贤达智者，淡泊名利，乐于乡里开办教育，清代及民国初年，安庆私塾、书院、学堂遍布城乡，形式不拘一格。卓越的教育为安庆地区培养了大量的科举及文学、艺术人才。明、清两代桐城考取进士者达 260 多人，举人 640 多人，贡生 509 人，其中状元 2 人，榜眼 2 人。在罗岭镇洪桂村就有“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之称。由此清代安庆士子文化得以发展兴盛，并成为清代皖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邮编 710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