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商业压力如何影响新闻报道（外一篇）商业压力对私营传媒的影响,日益彰显。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 2009年 4月 1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香港的超级市场经营手法,披露超市逢周五宣称大减价“多买多得” 、 “优惠价”的手法,实质上是比旧价更贵。以罐装啤酒为例,2008 年 11月 13日每罐5.9元,11 月 15日加至 6.5元,再以买两罐 12.3元优惠作招徕,每罐折算6.15元,事实上比旧价贵 0.25元。 消委会的调查很具体,香港报纸为这样的新闻起新闻标题理应很容易,如“超市大减价名不副实”,通俗一点的也可说“超市大减价大?h 笨”(粤语“?h 笨”在此处解释为“欺骗”)。这些新闻标题出来
2、,很明显对超级市场的声誉不利。可是一家一向有大量超市广告的香港报纸,巧妙地以“非优惠期亦可执平货”作标题(粤语“执平货”在此处解释为“拿了便宜的货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消委会发布的讯息。这个标题很难说它错,因为基本上它亦符合事实,只是偏重点不一样,与消委会想要表达的讯息亦大不相同。在版位处理上,消委会的新闻发布只占一个很小的面积,而以较大的面积及位置,用来报道一年来物价上涨的原因,这样就更冲淡了超市的负面新闻。一家报社以这种“特殊角度”处理新闻,可见面对广告客户,报社是如何持“谨而慎之”的态度。 也有私营传媒顶着商业压力为公众利益发声,披露电讯盈科私有化的“种票”过程(指有计划地安排散户购买
3、少数股权,使相关的大量散户在2股东大会上投对己方有利的一票),就是一例。 电讯盈科是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前身是英资大东电报局及香港电讯。现时电盈大股东是城中名人,以财技鲸吞香港电讯,一时成为香港传奇。几年来电盈在大股东经营下,业务并不理想,大股东提出把电盈私有化。由于出价不获小股东接受,引发连串争议,高院裁决批准电盈私有化。证监会提出上诉,上诉庭最终判证监会得直,搁置电盈私有化。整个过程,媒体的参与,舆论的声音,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有媒体勇于把坊间的一些传言,加以核实,披露出来;甚至在不能核实的情况下,基于传言涉及公众利益,也及时报道,扮演了一个敲响警钟的角色,促使政府相关部
4、门如证监会跟进调查。 比如,2009 年 1月 31日明报头版刊出一条独家新闻“电盈私有化前夕,疑有人种票,股坛长毛向廉署举报”(“股坛长毛”是香港中文报纸为股评人 David Webb起的昵称)。这个新闻的来源是市场传言在电盈召开股东大会表决私有化前,持有一手(1000 股)的小股东大增。 明报记者进一步查阅电盈股东名册,结果发现 2009年 1月初至 1月 30日,名册出现数百个只持有一手电盈股权的股东,当中超过三成是富通保险经纪。记者再向市场人士 David Webb求证,David Webb说他在 1月 14日收到匿名人士举报,指有人计划向富通保险经纪提供一手电盈股票作报酬,以令有关经
5、纪签署投票授权书,支持电盈私有化建议。David Webb并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指控属实,他把有关资料转交证监会及廉政公署。 明报基于有两个数据来源,判断市场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因此决定将所知道的告诉读者。 3这样做也不是没有风险的。 明报刊登新闻后就收到两封措词严厉的律师信,要挟把报社告上法庭。 明报总编辑张健波 2009年 4月 27日在明报 “世纪版” “编辑室手记”中记述了这一心路历程:“由一月底开始的三个月,我们调动港闻组支持财经组,全力跟进电盈私有化种票疑案的新闻(例如,港闻组记者登门造访众多富通经纪,失败多次之后,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找到一位富通经纪表示感到自己“被人收买了良心,感到后
6、悔” 。过了多天,又找到另一位富通经纪“辞职,愿当证人”)。其间,报社收到律师信,我们表明会锲而不舍追寻真相,但提醒同事必须如履薄冰,因为对方既聪明、又有钱,我们稍有差池,便会惹官非被告上法庭” 在首轮高院批准电盈私有化后,裁决引发了舆论的批评,舆论认为在“种票”疑云重重的情况下批准一家上市公司私有化,不利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在舆论压力下,证监会上诉至上诉庭,并搜集了更多的环境证据,导致上诉庭否决电盈私有化。 整个过程中,传媒不怕压力,锲而不舍地跟进报道,启动了或促使了证监会采取有力的行动。在舆论普遍要求公义彰显的时候,证监会高调作出调查,上诉庭让更多的小股东发言,在看得见的公义下,更
7、多证人出来作证,让证监会搜证更为顺畅。 一家报社秉持传媒作为文化产业的社会责任,一位总编辑秉持良知无畏地恪尽传媒人的责任,一群专业的记者尽责地报道已知的事实,就可以启动整个社会发挥良好的连锁效应,令公义得以申张,令小投资者得到与大股东同等的法律保护。 4金融海啸反映了香港财经记者的困境 2008 年 9月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掀起了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2009年 1月 9日,当海啸威力在各个经济层面蔓延,各国互相沟通应对之策的时候,我在九龙塘又一城的一家西餐厅内,接待了专程由伦敦来香港的谭宾尼教授(Damian Tambini)。谭宾尼教授是伦敦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学系的教授,在金融海啸发生
8、前已完成了对纽约、伦敦财经记者专业行为的研究,并且发表了报告,题为:财经新闻是干什么的危机与变化时代中的道德与责任(What Is Financial Journalism For 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 in a Time of Crisis and Change报告全文可在此网页浏览:http:/www.polismedia.org/research/financialjournalism.aspx) 金融海啸后,谭宾尼教授把研究范围扩大到香港,再检视一下香港如何响应以下几个问题: 投资人有何渠道获得信息 财经信息以哪些新的形态出现(包括博客日志) 有何法规、守
9、则规范财经报道 财经记者是否注意到要遵守相关法规及道德问题 法规、守则对财经报道有何影响 到 2009年为止,香港并没有针对财经记者或财经报道的相关法例及守则。欧盟 2002年曾经想订立规范财经记者的指引,免得有人滥用市场信息,结果引发起欧盟区记者的抗议,认为有妨碍新闻自由之嫌,事件也就不了了之。香港四个新闻专业团体在 1999年制定的新闻从业员专业操5守守则当中的第 5.3项提及:“不应报道或评论自己有份参与的投资项目、组织及其活动;若须报道或评论,亦应申报利益。 ” 有多少香港传媒执行这个守则相信寥寥无几。政府有关的法规,规定了证监会持牌人士在评论财经信息时要申报利益,可是对非持牌人则没有
10、这一个规定。对于财经记者及财经评论人士,更没有什么规定。在世界三大证?皇谐?一的香港,传媒上经常看见这样的评论: “股市指数如果冲不破万六点就会回落到万六点楼下”(粤语“楼下”指“以下”) “你都揸?钅?,不妨再揸多两三年啦”(粤语“揸”指“持有”) “杜指冲?上去?钅?,点都要回翻 D”(粤语“?钅汀敝浮罢饷淳谩?,“点都要回翻 D”指“怎样也会稍稍回升上去一些”) 不单止对股市走势作出一些“如果不吃饭就会肚子饿”的预测,对一些客观存在的楼市买卖,也可以这样的方式表达: “本周楼市平稳发展”(实际上是比上一周的成交大倒退) “楼市指数上升 0.2,买盘动力增强”(实际上楼市指数从 40点微升
11、至 40.2,基本上不能作任何结论。) 对于需要依赖大量楼市广告支持的传媒,他们用了一枝曲笔起题,聪明的读者,还是晓得怎样去解读这类“秘而不宣”的“另类标题” 。 香港财经记者面临最大的考验,一是资源上的局限,一是来自金钱世界的诱惑。 伦敦、纽约大报的主管们承认,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容许财经记者6花大量时间作独家深入报道,连带过去要求有两个独立消息来源验证的做法,也因为资源不足而放弃。只要有一位相关人士愿意向记者披露内情,报社明天就会把这段内情见刊。香港传媒资源更见匮乏,一位财经记者每天少则要交两段财经报道,更多的日子,财经记者就是装配车间的工人,电子传媒的财经记者,每个小时均有产出,连核实内
12、容的时间也没有,更不用提可以有独家的财经消息了。聪明的财经圈内人士,看准了传媒的这个弱点,巧妙地利用了传媒作为他们舞动股汇价格的工具。 财经记者收入低微,却经常面对财经界的“揸弗人”(指有决策权的人士),出入五星级酒店。个别的大老板,更刻意要收揽财经记者,经常在聚餐的时候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上市公司的编号,着财经记者“入货”(买入股票)。个别手上有专栏的财经记者,更在自己的专栏上大肆为已入货的上市公司吹嘘一番,等待市场上一个好价沽货离场。这些做法,在香港财经界或财经传媒界已是公开的秘密,没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有什么问题,更没有人公开这些问题来讨论,显然已是行内默许的“约定俗成” 。香港的执法部门在做什么既然没有投诉,执法部门决然不会负上干预新闻自由的恶名。 既有资源的局限,又有行内的“约定俗成”,香港媒体在金融海啸前集体失言,也是事出有因。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高级访问学者、香港电台训练及发展总监、香港报业评议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