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汉学商兑与儒林传稿摘要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清道光年问在广东出现的理论著作，在晚清学术界影响较大，具有较以往认识的更大价值。 汉学商兑与阮元的儒林传稿有密切关系，其有关议论针对后者的特定内容，整体上对儒林传修撰过程中所涉及的儒学基本问题作出了回应。方东树为道学等名义进行了辩护，批驳了阮氏过分拔高儒的名义的做法。 汉学商兑显示了儒林传稿的重要影响，对理解晚清以来广东学术的重要影响具有象征意义。 关键词方东树 汉学商兑 阮元 儒林传稿 中图分类号K207；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7010911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清代道光初年一部重要的学术理论著作，一向被视为汉
2、宋之争的重要代表，受到学界的关注。该书是晚清以来广东学术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和具体表征，自从在粤督阮元幕府中诞生以来，它曾被多次刊刻，对此后的学术史有重要影响。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 汉学商兑主要针对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 ，站在程朱理学立场，对清代汉学诸言论进行批评，激化了汉宋学术之争。有关汉学商兑的研究主要在此方向下进行，积累了一批成果。 2汉学商兑确实有丰富的内容与价值，但是对它的解读还有相当的开掘空间。 汉学商兑作为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节点，对于理解晚清学术有重要意义，比如对理解晚清以来广东学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原因，该书就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汉学商兑是有针对性的驳难，其系统结
3、构及其思想意义均与这些辩论的对象、内容、语境直接相关，但是以往对这些情况的解读基本集中于某一个方向，制约了对其他方面含义的发掘。学界都承认， 汉学商兑与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相关，同时该书的论辨对象不止一人，但是具体落实到对该书内容的理解，则又局限于江藩及其著述。如果要对该书作进一步研究，这种情况须有所改变。笔者认为， 汉学商兑与阮元儒林传稿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汉学商兑有关道学和儒的名义等论说，均是儒林传稿修订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和主要争论，而方东树的有关议论是对阮元与江藩等人的回应和反驳。 汉学商兑显示了阮撰儒林传稿的重要影响，并在儒林传稿的影响下呈现出相应的思想史意义。 一、回应儒林传稿
4、汉学商兑的撰写和江藩汉学师承记 、 宋学渊源记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对阮元也有较多的批评，此为学界所熟知。但是汉学商兑的撰写并非仅仅针对汉学师承记 、 宋学渊源记 ，也针对包括阮元在内的其他学者，而且该书并非泛泛批评阮元，而与阮著儒林传稿大有关系，甚至儒林传稿就是方氏一个主要的攻击对象。这一理解3对其学术和思想的价值大有关碍，学界似未有注意。 1. 汉学商兑是儒林传稿引发的连锁反应之一，至少间接地受到它的影响。一般认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是方东树写作汉学商兑的直接诱因。可是，如前文所述，此两书的撰写都受到阮元儒林传稿的重大影响，其主要动机就是呼应阮元对国史儒林的记载。 汉学师承记缘于江藩得
5、知阮元为国家编纂儒林传事宜后，以成文的形式向阮元提出具体的建议，以求将自己的师门列为清代儒学正宗。 (见该书第六章)而宋学渊源记则是江藩见到阮著儒林传稿之后而补充成书的，因儒林传稿将理学汉学人物兼收并蓄，较为全面，相比之下江藩著汉学师承记严守汉学藩篱，不录主宋学者，在清代学术史的记述方面过于偏颇，而宋学渊源记在记载方面基本没有超出儒林传稿的范围，其记载的清代理学脉络源流基本同于阮著，只是在具体人物的文字记述和阮氏有所区别，两者互有详略，因而两书对于清代理学的记载大同小异，相辅相成。 (见该书第 t 章)总之，江藩两书均为呼应儒林传稿而作，那么即使按照传统的看法，方东树是因为受江藩汉学师承记和宋
6、学渊源记刺激而撰写汉学商兑的，那么他也间接受到阮元儒林传稿的影响。 2.汉学商兑非仅间接受到儒林传稿的影响。正如上述所指出的，方东树汉学商兑的批驳对象中阮元是重要的一人。细读汉学商兑 ，情况确实如此。而根据汉学商兑撰著情况，阮元可能是该书批评对象中的惟一直接的读者。案方氏在道光六年四月成书，然后呈送给阮元。而江藩在道光三年十月离开广州前往肇庆，道光五年回到扬4州，此后未再回广州，道光十年去世。方东树则在道光五年再度回到广州，在阮元幕府中教授，著书林扬?z2 卷。他起意撰写汉学商兑也许更早，但是集中撰著该书当在道光五年至六年。那么汉学商兑成书前后这一段时间，江藩已经不在广东，看到汉学商兑的可能性
7、很小。而江藩回扬州之后，更不大可能和方东树有交往。 汉学商兑据说最早刊本是道光六年，但是大约流传不广，今日所见最早的是道光十一年辛卯刊本，这时江藩已经去世。江藩生前看到该书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此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如果说方东树主要批评对象是江藩、阮元等健在的扬州学者，那么真正直接在道光六年看到该书的应该是阮元。这个情况也可以说明阮元是汉学商兑直接的主要批评对象。 汉学商兑并非如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不知区分论敌主次，多条证据显示它直接针对阮元所撰的儒林传稿 。书中多次提及阮元的拟国史儒林传序 ，这说明方东树将拟国史儒林传序(方氏有时称为拟进儒林传序)作为阮元有关汉学的代表性意见之外，还说明方
8、东树知道阮元编撰儒林传一事，方氏汉学商兑撰写于道光五、六年，成于道光六年，今天最早的刊本是道光辛卯(1831 年)，阮元的研经室集已于道光三年刊刻。而阮元在编撰儒林传前后对四书的批评更是方氏的攻击焦点， 汉学商兑的卷上就是针对这些批评的系统回应。如大学格物说中被批为“汉学宗旨之第一义”的“实践”和“实事求是”说：“圣贤之教，无非实践。学者亦实事求是，不当空言穷理， ，大学集注，格亦训至，物亦训事。惟云穷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穷字。事5外增理字，加一转折。变为穷理二字。遂与实践迥别。 ”(惟方氏引用时，将不同的句子联属在一起，原本前面两句是正文中，后面三句是注解)其他的观点分别来自论语解中的“师儒之
9、分”说、 论语一贯说 、 论语论仁论等等。这些足证方东树看到了研经室集 ，至少他能看到拟国史儒林传序 ，知晓阮氏修撰国史儒林传一事。而种种情况还表明，方氏对于阮撰儒林传稿 ，不仅仅是知情而已。 首先，方东树是阮元的幕客，理应知道阮元更多的事迹，完全有条件看到儒林传稿 。实际上，阮元时任两广总督，此前在朝中和地方任多种要职，其辑撰儒林传一事早为士人所知。方氏知晓阮氏辑撰儒林传稿 ，进而看到儒林传稿 ，这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可能的。方东树写汉学商兑时， 儒林传稿早已经于 15 年前完成，而且已经在嘉庆年间刊行，至方氏撰书的道光五年也有五六年之久，作为阮元幕客，获见其幕主著作应该不是难事。况且阮元有意
10、传播其著作，其儒林传稿的稿 本携带在身边，早在数年前就让张鉴、江藩等人看过，而且让人传抄，嘉庆年间更刊刻出版。同为阮元幕客的江藩于道光二年写成宋学渊源记 ，主要取材和诸多议论都与儒林传稿相呼应。因此，方东树对阮撰儒林传稿一事不仅知情，而且应当阅读过该书。其次， 汉学商兑中有不少针对阮元的批评，书稿也呈送阮元，其中有些论点明显与儒林传稿的内容相关。第一，阮元是支持采用“汉学”名义的主要人物，和他商榷“汉学”问题，正是找对了人。他将“汉学”宗旨写进儒林传稿 ，张大了汉学的影响。第二， 汉学商6兑中许多议论均是儒林传稿的内容。比如该书开篇首攻毛奇龄，就似乎很令人费解，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方氏用人品不好的
11、毛奇龄来贬低汉学，但是联系儒林传稿就很好理解这一举动，因为阮元特别推崇毛奇龄。而证据显示，方东树对阮元的这一好尚很清楚。 “阮氏平日教学者，必先看西河文集 ，故其所撰，支离悖谆诞，亦皆与之相类。 ” (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汉学商兑末尾的异学谱系，又明显与儒林传稿相关而与江藩的汉学师承记 、 宋学渊源记不同。 “迄至于杨慎，郝敬，李?b，毛奇龄等，器识益浮浅，偏见颠倒。极口诋毁。徒欲自绝。 ”(汉学商兑卷下)而且特别批评李?b“直以明德新民对言，尤非” ， “此是阳明破朱子以读书穷理为学，补格致传一大宗旨公案，自刘念台、李刚主等以来，流传谬种，至今未已” 。 (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江藩的汉学师承记
12、、 宋学渊源记中均无毛奇龄和李?b，而阮元的儒林传稿此两人皆有正传，而且特别重视两人的成就，以毛奇龄为清代汉学开山，以李?b 为毛奇龄弟子。联系儒林传稿来看，方东树的批评是弹无虚发，直中要害。反之，方氏的议论就很费解。第三，方东树又述及“杨慎、焦?f、毛奇龄”等汉学先驱谱系，也是儒林传稿所有而汉学师承记所无的记载。 “杨慎、焦?f、毛奇龄辈，则出于浅肆矜名，深妒宋史创立道学传 ，若加乎儒林至上，缘隙奋笔，忿设辞。 ”这也与阮元儒林传稿的记载相关。除了前面说过的毛奇龄， 儒林传稿?方中通传就明确以杨慎、焦?f 为开清代考证学风气的先驱人物：“(方)以智博极群书，撰通雅五十二卷，皆考证名物、象数、
13、训诂、音声，穷源溯委，词必有征。明之中叶，以博洽著称7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与之争。然慎有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f，亦善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伤于芜杂。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通雅提要。 ”这是儒林传稿所采用的记载， 汉学师承记则没该记载。而且方中通为桐城人，阮元记载桐城的学术人士中也有方氏，不过他青睐的是考证学者，不录所谓桐城文派中人。这对同样来自桐城，又服膺方姚之学的方东树来说，刺激格外强烈。既然方氏直接批评江藩、阮元，而所反对的这个观点又来自于阮元儒林传稿 ，那么这种批评针对儒林传稿而发的
14、意味更浓。 最后，方东树也数次提及和批评颜元、李?b，这也是阮元重视而江藩未曾记载的人物。比如他指出颜元学说为异端：“?b 学于颜元，以躬行为主，此等妄说，盖又沿之王柏、毛奇龄诸人者也。 ”“此邓定宇、李二曲、颜习斋、李刚主一派。 ”又比如方氏多处批评李?b：“垛以大学格物为周礼三物案?b 此说，谬妄非一。 ”“李?b 谓直以诚意指其人手皆大误。 ”“直以明德新民对言，可谓不通。 ”颜元、李堞都是阮元儒林传稿记载而江藩汉学师承记 、 宋学渊源记未录的人物。儒林传稿将李垛立为正传，作为顺康雍时期河北省(直隶)经学人物的惟一代表，如果将雍正乾隆时期的朱筠(大兴人)算上，整个直隶也只有两位经学人物进
15、入阮元的儒林传稿 。本传中强调李?b 的经学成就，并且将李氏算作毛奇龄的弟子，而儒林传稿中经学人物的地位很高，毛奇龄又受到阮元特别的推崇，可见阮元视李?b 为经学人物，且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而方东树多次批评李?b，当也与此相关。这都说明方东8树的批评超出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 ，和阮元的儒林传稿直接相关。 因此无论从间接和直接方面， 汉学商兑与儒林传稿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方东树述及本书撰著动机时，所言的“居恒感激”(常受到的刺激)的重要对象，应该包括阮氏儒林传稿 。而汉学商兑诸多针对阮元撰儒林传稿的议论说明，前者是对后者的学术回应。不过，方东树始终没有明说针对儒林传稿 ，所以他究竟是否针对后者
16、，似乎总是一个疑问。然而，他明里大批特批“备国史采择”的汉学师承记 ，而其批评言论暗里直指儒林传稿专录而江藩汉学师承记 、 宋学渊源记阙如的人物，又多次提及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 ，书稿又呈送阮元，但是偏偏就不直接点出儒林传稿的名，这种半遮半掩、欲说还休的姿态，不是格外说明问题吗?儒林传稿到底是国史，公然批评，有违背朝廷功令的危险，但事关围史儒林正统，所以方氏又不得不起而争辨。所以尽管汉学商兑和江藩汉学师承记 、 宋学渊源记的体例不同，前者为理论著作，后两者为学人列传，但是方著和江著在动机和功能上有相通之处，即都是对阮元辑纂儒林传稿的学术反响。不同的是，江藩是争取将自己的“汉学”观念和师承渊源列为
17、本朝儒学正宗，而方东树为自己的学术宗旨鸣不平。 二、反击阮著的儒学定义 汉学商兑的主要论题与儒林传稿也有明显的对应关系。阮9元儒林传稿的修撰涉及清代儒学正统的问题，江藩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也是为争儒林正统而作，而方东树写汉学商兑承接前此的论题，它们之间的前后联系是非常明确的。而联系儒林传稿 ，汉学商兑的有关议论可以得到更深入的理解，这反过来可以进一步佐证汉学商兑和儒林传稿的联系。 汉学商兑立场鲜明，集中辨析主汉学者的论学主旨， “特论其纲领宗旨” ，集中讨论了三个问题，用方东树的话说是：“此书本止一卷，首位脉络相贯，以篇页较多，分为三帙。首溯其畔道罔说之源；次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次
18、为总论，辨其诋诬唐宋儒先，而非事实者。 ”这二三个问题是分别对应三种对程朱理学的批评而作的辩护。 “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V 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究其所以为之罪者，不过三端：一则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国家；一则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堕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一则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疏不学，为荒于经术。 ”这些批评各有其心理和代表人物：“而其人所以为言之旨，亦有数等。若黄震、万斯同、顾亭林辈，自是目击时弊，意有所激，创为救病之论，而析义未精，言之失当；杨慎、焦兹、毛奇龄辈，则出于浅肆矜名，深妒宋史创立道学传 ，若加乎儒林之上，源隙奋笔，奋设辞；若夫
19、好学而愚，智不足以识真，如东吴惠氏、武进臧氏，则为?于是非” 。对方东树所提问题的理解不止一种，或说是重弹程朱正统的老调，或说是汉宋调和。这些判断都 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们不仅应注意到方10东树争辩的姿态，而且要关注其讨论的具体内容。笔者认为汉学商兑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是什么是儒；第二是儒学的治学方法；第三是如何评价清代儒学的成就。这都是与儒林正统密切相关的核心问题。 汉学商兑卷上首先为“道学” 、 “理学”正名。 “世以道学、理学为诟病也，众也，久矣。余故首为正其名，以究其所失之源焉。这是讨论儒学的名义问题。具体做法，方东树从反驳毛奇龄始，力辨宋儒“道学， ，之名并非纂道，接着批判万斯同的“道
20、统”歧视儒林说。万氏儒林宗派认为自朱子伊洛渊源录后， 宋史分道学 、 儒林二传，此后谈道统者扬己凌人，开门户之祸。方东树则认为，儒并非圣人专名，也非美称，而是后起之义。最符合周公之制的反而是“道学” 。以下次第对朱彝尊、顾炎武、茅星来诸人对朱子以来学者“空谈心性”的批评作反批评，最后顺势对汉学家尊崇汉儒的来源进行了梳理，批评惠、戴等人专标汉帜，禁言性理之非。 汉学商兑卷中之上集中讨论汉学诸人对程朱理学的主要范畴“心、理、性、仁、诚意、格物致知、己”等的攻击和批评。这是“正名， ，的另外一个部分，和卷上是一体两面，卷上为立中有破，而卷中之上以破为主。方东树这番言论似乎没有什么新奇，甚至有学者认为他“跳踉叫嚣” ， “一味谩骂” ， “可谓罕有学术价值” 。方氏的某些言论有失当之处，但是他所关注的“道学”正名问题并非虚妄，正是儒林传修订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 “道学” 、 “理学”是儒学的形态之一，元明清三代在思想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官方的统治学说。清代以来，出现了对这种名义的质疑之声，一些学者对儒的名义和内涵进行了反思和讨论。而在清代官方修明史和阮元修撰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