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王宙到倩女离魂摘 要：从王宙到倩女离魂 ，男主人公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王宙和王文举对待功名和爱情态度的比较，结合唐、元两代迥异的思想文化背景，探索男主人公形象变化的深层动因，揭示其鲜明的时代内涵和作家特殊的创作心态。 关键词：王宙；王文举；理；欲 中图分类号：J804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离魂题材作品的流变过程中，唐人陈玄箔的传奇王宙(又称离魂记)和元人郑光祖的杂剧倩女离魂是极有代表性的两篇。 倩女离魂直接取材于王宙 ，二者情节框架无大的变动，都是借女主人公灵魂出壳追随爱人的故事，肯定了青年男女对自由幸福爱情的大胆执着的追求，但它们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在情节和人物设置上
2、，男女主人公由青梅竹马的表兄妹王宙和张倩娘变成了指腹为亲的陌生男女王文举和张倩女；导致二人分离的原因由张父违背诺言将倩娘另许他人改为倩女之母声称“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催逼王文举上京应试，二人归家的缘由也相应地由倩娘思念父母易为王文举状元及第。这里主要探讨一下男主人公形象的变化及其所显示的作家特殊的创作心境。 2一 男主人公形象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他们对待爱情和科举功名的态度上。王宙中的王宙，对倩娘感情深厚， “常私感想于寤寐” ，当舅父将倩娘另许“宾寮当选者”时，王宙“深恚恨” ，遂托故离家， “阴恨悲恸” 。夜间忽见倩娘追来， “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 ， “欣跃特甚” ，并立即将倩娘隐藏起来
3、，连夜遁去。对恋人的痴爱，对感情的执着，在王宙的身上体现得十分突出。当他得知情娘常思念父母时，便“哀之曰：将归无苦。一遂俱归衡州。对功名文中则只字未提。王宙只是在爱情遇到挫折、美满姻缘无望时，才“托以当调，请赴京” 。很显然，他进京的本意不在于求取功名，而为排遣心中的郁愤。 郑光祖笔下的王文举的形象则大相径庭。他的身上充满了矛盾。出场时，他自报家门， “小生姓王，名文举。先父任衡州同知，不幸父母双亡。先父存日，曾与本处张光弼指腹成亲。不想先母生了小生，张宅生了一女，因伯父下世，不曾成此亲事。岳母数次寄书来问。如今春榜动，选场开，小生一者待往长安应举，二者就探望岳母走一遭去。 ”王文举对自己与倩
4、女的亲事早已了然在心，可是他对倩女却只字不提， “往长安应举”才是他此行的首要目的。他把功名利禄凌驾于婚姻爱情之上的心理一览无余。老夫人让倩女拜他为哥哥，违背婚约的行为似乎也并未使他产生什么触动，只一心惦记着“便索长行，往长安应举去” 。直到折柳亭送别时，他才战战兢兢地问及亲事，面对老夫人的得官才能成亲的要求，他不以为意，反而一再对与他依依难舍的倩女说：“小姐，我若是为了3官呵，你就是县君夫人也。 ”(第一折)尤为不可理喻的是，当倩女的魂灵冒着背叛礼教的巨大风险，跋山涉水、历尽艰辛追上他时，他不为倩女的苦苦追随的痴情所感动，也不顾念闺中弱女长途跋涉的艰辛，先是惊惶地问：“若是老夫人知道了怎了也
5、?”继而“振色怒增加”：“古人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老夫人许了亲事，待小生得官回来，谐两姓之好，却不名正言顺!你私自赶来，有玷风化，是何道理?”催促倩女“快回去罢” ，执意不肯收留。直到倩女再三表示“你若是似贾谊困在长沙，我敢似孟光般显贤达” ， “我情愿举案齐眉傍书榻，任粗粝淡薄生涯” ，他才勉强答应带她一同赴京。在倩女热烈的追求和勇敢的抗争面前，王文举显得多么庸懦迂腐!王文举得官后与倩女同回张家，进门就跪下认罪，请求饶恕：“小生不合私带小姐进京，不曾告知。 ”这与倩女大胆私奔的叛逆抗争相去何止万里!当发现真正的倩女即躯壳卧病在床，老夫人指着倩女的离魂叫“这必是鬼魅”时，王文举居然要把与
6、他共同生活了三年的发妻的离魂“一剑挥之两段”!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王文举，是一个酸腐儒生。 但其实也不尽然。老夫人让他和倩女以兄妹相称之后，他的下场诗是“只为禹门浪暖催人去，因此匆匆未敢问桃夭。 ”(楔子)可见他实际上是记挂着倩女和亲事的，只不过是更热衷于科举而无暇顾及此事。倩女得知母亲悔婚之后无限烦恼：“秀才他寄来的诗也埋怨俺娘哩。 ”又唱道：“他多管是意不平自发扬，心不遂闲缀作，十分的卖风骚，显秀丽，夸才调。我这里详句法看挥毫。 ”顾曲斋本、柳枝集本、脉望馆本还有“他偷传锦字，我暗寄香囊” ，把二人以诗、物传情之事说得明明白白。这些4都明确地告诉我们，王文举的心里也暗暗涌动着爱的潜流，却偏要在
7、人前装出若无其事的假撇清模样。折柳亭离别时，倩女说：“从今后虚度可怜宵，耐离愁不了。 ”他情不自禁地说：“往日小生也曾念来。 ”分别后，他“切切于怀，放心不下” ，内心深处奔突的情爱欲求要找到一个宣泄的途径，于是他“横琴于膝，操一曲以适闷咱” 。他对倩女早已留意并暗恋在心，但为何又表现得那样冷若冰霜呢?我们只能有一种解释：作为一个青年男子，面对如花似玉的倩女，而且还是自己的未婚妻，他本能地心生爱慕，但从小所受的封建道德的熏陶使他把这种自然的、正常的感情视为洪水猛兽。隐藏在他道貌岸然的君子面孔背后的，是内心深处情与礼、理与欲的激烈冲突。 从王宙到王文举，同一题材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形象在不用时代的作
8、者的笔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原因可从唐、元(尤其是元代中后期)社会文化环境及身处其中的文人心态的变迁来考察。 二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力空前强盛。盛唐时期，对外是开拓疆土军威四震，国内则是各民族的大融合和社会的升平安定。即使安史之乱之后，国力也得到了缓慢恢复。国家的强盛，使统治者和一般平民的自信力普遍较强，思想上的箝辖控制相对宽松。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道二教在唐代流传极广。有唐一代，儒学并未一统天下。毋庸讳言，在佛道二教的冲击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有所动摇，伦理5道德观念也相应松弛。相对而言，佛道二教重视个体的存在，弘扬人的个性，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而不像儒家那样为达到社会的
9、和谐而强调用统一的伦常来规约人们的行为，这使人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在婚恋领域，唐代也呈现出自由、活泼的气息。唐朝皇帝本来属于西北胡化很深的六镇集团，在婚恋领域保留着不少胡人的风俗习惯，并在统一中原时把这种胡化色彩带到了中原地区。宋代理学家朱熹就曾指出，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生活在唐代的青年男女，脖子上还没有被套上程朱理学的枷锁，在婚恋方面可以较为自由地展示自己的个性，追求幸福的爱情。社会氛围的宽松可从改嫁、私奔这一现象上来看。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和唐会要卷六公主统计，唐代公主改嫁的多达三十有余，其中安定公主、齐国公主曾先后三嫁。上行下效，这种风气对
10、民间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平民而言，唐代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们在婚恋领域的自由、开放。 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云：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 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 ”不难看出，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还具有一定的道德约束力，但少不得要用律法来强制和震慑了。青年男女争取爱情婚姻幸福的自由意志已有了可乘之隙。生活在这样一个较为开明、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倩娘才可以夜奔情人而不必背负封建礼教的压力，王宙也才可以喜出望外地接纳倩娘并携其遁蜀为伴，而不必过虑社会舆论的责难，更无需乎道德自责。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无可厚非。 6科举制
11、度在唐代的渐趋完善，使得一大批来自社会较低阶层的庶族知识精英进人上层社会，他们裹挟着下层社会的清新刚健之气，奋发进取、追求科名。社会对科举的重视也使文人的地位显著提高。 云溪友议卷下因嫌进篇写贵溪土子吴武陵赴举前向州牧李吉甫求财，李送他五布三帛，他嫌少，写信责备李吉甫。李不得已，又送米二百斛。一朝中举后青云直上、三公九卿的辉煌前途，社会的尊重，以及国力强盛、思想开明带来的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使得唐代文人普遍自信、乐观、幽默。 “旗亭画壁”便是一个显证。更不用说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种自信和豪情固然带有个性张扬的色彩，但也未尝不是当
12、时士风濡染的结果。有不少文士甚至过度自信，恃才傲物，放诞不羁。 身处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文士们较少受到封建礼法的约束。他们的情感得以自由地表达，个性得以充分地张扬，其心态整体上是明朗、健康、开放的。王宙因深爱的表妹被另许他人，愤而出走，船上相逢后惊喜交加，携情人连夜逃遁，其对爱情的痴迷、执着，处事的果敢、勇毅，正反映出唐代士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坚强自信的性格和刚健豪荡的精神风貌。 三 元、唐两代常被视为思想开放、礼教松弛的朝代，但二者实质上很不相同。且不说唐代的开放是统治者主动实施积极政策的结果，建立在7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上，而元代的“开放”只限于统治集团，其“稳定”凭恃的是武力和强权
13、，上流社会更重视实际的物质利益而疏于进行文明教化，意识形态领域漫漶无序。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忠孝仁义、温良恭俭等传统道德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推重，但在理学兴盛之前，人们在伦理道德方面所受的束缚要远较宋人为轻。金、南宋两个王朝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相继覆灭，严密整饬的封建伦理秩序及其赖以维系人心的道德准则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民族文化的血脉是难以遽然割断的。“宋为金元立心”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伦理原则、礼教信条、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等，早已融化于自幼饱读诗书的士子们的血液中，成为他们精神生命的基本依托。元代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以理学笼络人心、稳定社会。忽必烈在未即位之前即承认三纲五常“人道
14、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世矣。 ”仁宗皇庆二年，下诏恢复科举制，将理学定为官学，大力提倡封建道德，旌表孝子贤妇。连最荒唐的武宗也曾追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宜王” 。思想领域控制的加强，使封建伦常的陈腐、阴森气息再次弥漫于整个社会。身处其中的元代文人及其创作不能不受其影响， “以理节情”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在诗文领域，元人否定宋儒过于理性的诗学观，要求恢复抒情，却又强调要有节制，反对才驱气使，任意挥洒感情。吴澄认为“性发乎情则言出于天真，情止乎礼义则事事有关于世教。 ”王礼说是“约情遵性，勿使或偏” 。元人李国凤描述当时的文坛状况时说：“至于我朝元祯、延?v 之间，天下父安，人材辈出。其见于文
15、者，虽一言之微，亦本于理；累辞之繁，必明乎道。有温醇忠厚之懿，无脆薄骞浅之失。 ”这样以理节情、平心静气的文章自8然不会有多少生气和灵性可言。这虽只是雅文学的风尚，但这些处于文坛领袖地位的文人及其所倡导的文风无疑会给整个文坛以极大的影响。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俗文学作家们(尤其是后期)也大多自觉地复归传统，向着理性的旗帜靠拢。许多作品因此抹上了或浓或淡的封建道德的色彩。但另一方面，随着宋、金王朝的覆灭，文人们失去了以文章仕进的阶梯。对于下层文人来说，被推到了社会边缘。喧嚣混乱的现实使文人们抛弃了固有的清高矜持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变成了现世快乐主义者。“搭起一枚安乐窝，东，也是我，西，也是我。 ”他们
16、踅人“锦阵花营” 、勾栏瓦舍，过起“花中消遣，酒内忘忧”的“穷快活”的日子。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感情，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宗教，这种传统“使元代文人对人生体验所达到的深度极其有限，同时还导致了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特殊的方法和角度。长期坎坷、痛苦的经历和环境的压抑，既可以转化为对人的生命悲剧的深刻认知，也可以使精神体验反而趋于停顿与萎缩” ，与此互为表里的就元代文人看重物质享受的风气的形成。同时，从整个社会来看，元朝可以说是个狂欢型、享受型的朝代。统治者的纵情享乐、京城的奢华、音乐歌舞和餐饮娱乐业的发达不难想象。就连当过和尚、元初拜光禄大夫、进位太保的刘秉忠和心怀苍生社稷、病死于陕西赈灾任上的
17、张养浩，都有露骨地描写色情的曲子流传，其他人的情况可想而知。大都、杭州被马可?波罗誉为世界上最富有最繁华的大都市。城镇经贸发达，娱乐业随之兴旺，各种“闲快活”的方式不胜枚举。无名氏杂剧百花亭的男主人公王焕，就能“围棋递相，9打马投壶，撇兰搬竹，写字吟诗，蹴鞠打浑，作画分茶，拈花摘叶，达律知音” 。受这种商业化气息浓厚的市井社会的濡染，文人很难抵挡其诱惑。翻开录鬼簿 ，关汉卿、白朴、王实甫、刘唐卿、李宽甫哪一个不是迷情花酒、流连风月的风流浪子? 一面是统治者倡导的封建道德、伦理纲常的引诱和文人自身所固有的价值追求、道德原则的规约，一面是浮华喧嚣的市井享乐气息和追求感官快乐的本能欲望的侵蚀，二者的
18、激烈冲撞把文人挤到了恪守伦理道德的理念与追求现世享乐的物欲的夹缝中。旧有的文化延展着，支配着他们立身处世的观念和方式，使他们在本质上仍是一群骨子里刻着“正统”二字的儒生。而身世的沉沦、功业幻梦的破灭所引发的失落和郁愤，世俗享乐生活的刺激和诱惑，又使他们身不由己地自我放任、流连声色。于是，他们在绮罗丛中偎红依翠时，依然固执地做着驷马高车、势剑金牌的美梦，念叨着陈腐霉烂的伦理教条。 郑光祖笔下的王文举，谨遵“非礼勿动”礼教信条，极力遏抑爱欲的躁动和情感的渴求，却依赖倩女的奋斗和抗争，在功成名就的同时，得到了天上掉下的美满的爱情和婚姻。但我们应该看到，作者既向往纵情花酒、佻达放浪的世俗享乐生活，又摆
19、脱不了传统价值观念的规约，徘徊于求进与玩世、怀古与伤今、寻欢逐爱与恪守伦常规范的两难窘境中。他不仅给男主人公戴上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具，还把情节置人指腹为婚的命定套式中，以矫正倩女私奔的“闺门失礼”的过失，从而严守封建思想的樊篱，自觉承担起维护纲常伦理体系和传播封建文化的历史使命，同时又满足自己潜意识中对市井享乐生活的渴求。从另一个角度看，10在为捍卫自由爱情、争取幸福婚姻而战的过程中，剧中的女主人公倩女是勇敢、坚决的斗争者，她的努力是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但作者让一切有悖封建礼教的行为都由她来执行，所有的委屈、苦难以及舆论给予的恶名也由这位大胆叛逆的女子来承担，以至于对倩女来说，表面上的喜剧结尾的背后实际潜藏着深刻的人生悲剧。而本应成为倩女最可靠的同盟者的男主人公王文举只需袖手旁观，却可以坐享胜利成果。这固然反映了作者认同传统、回归传统的心态，也未尝不可视为一种阴暗庸俗的心理在作祟，是自然健康的人格被荒谬的封建伦常扭曲的结果。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元代剧作家，因为“文变染乎世情” ，是不同的时代催生了不同的文人心态，也塑造了个性迥异、具有丰富的时代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表现于作者郑光祖及其剧作主人公王文举身上的情感和理念的严重背谬，既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更是荒唐时代在文人身上的投影；既是中下层文人心理误区的显现，也是历史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