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大众文化的政治功能摘要：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等否认大众文化政治上的进步性，认为大众规避性的或狂欢式的快感，仅仅发挥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他们一方面试图充当大众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又倾向于贬低其为之代言的大众。费斯克试图重新解释大众的力量，将之视为一种尚未开发的社会资源，以推动社会的变革。他归纳了社会变革的两种模式，即激进模式和大众模式。大众文化的政治是进步的而非激进的，是微观政治而非宏观政治。社会变革的大众模式虽然不是以推翻统治权力为直接目的，但是没有它就不可能有激进的社会革命。费斯克的观点代表了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等分析大众文化政治的另一种视野，它是可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参考和借鉴的一种理论资源
2、。 关键词：大众文化政治 激进模式 大众模式 宏观政治 微观政治 中图分类号：G02；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3003608 费斯克以大众文化研究而著称。他的一个重要尝试就是要阐明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这点是与文化研究的传统同条共贯的。文化研究的焦点在任何时候都受制于当时的政治事态，其主要工作被认为是对政治的干预。如凯尔纳所说， “对于意识形态、控制和抵制、文化的政治等的研2究将文化研究引导到了对于处于权力结构里的文化产品、实践和体制等的分析，同时表明文化怎样既为控制提供手段和力量，也为抵制和抗争赋予种种策略。这一政治性的焦点进一步地强调了文化的效应以及文化
3、产品的受众的作用。 ”费斯克把政治理解为一种总是对抗着的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过程，也总是有关缔约联盟、有关界定并重新界定何为对抗的事务。与此相应，他的大众文化政治也是一个范围相对宽泛的概念。政治并非仅仅局限于直接的社会行动，那只不过是冰山的尖顶，坐落在更为隐形却非常真实的政治化意识之上。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大众潜藏的政治意识会冲破表面，显形为社会层面的政治行动，而这正是费斯克关注的焦点所在。他试图探究的是，大众文化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大众文化进步性的政治潜能可以何种方式打破社会的表层?宏观政治(macropolitics)与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之间，激进的(radi
4、cal)和进步的(progressive)思想与行动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费斯克与法兰克福学派等形成了鲜明的分歧，从而提供了分析大众文化政治潜能的另一种视野。 一、大众文化政治：问题的提出 费斯克关注大众文化政治潜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众文化政治经常遭受误解。对一些思想家来说，大众狂欢式的快感仅仅发挥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文化工业所许可的受抑制的表达快乐和忿恨的方式，最终仍有助于维持现行的社会权力结构。他们也否认符号的或内在的抵抗的3政治效应，认为这些抵抗行为仅仅发生在想象的领域，所以它们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是缓和的、安全的，因而也是很容易被控制或操纵的。这些思想家的缺陷，就是“没有将
5、发生在微观而不是宏观层面上的政治考虑在内，它们同样也没有对内在的、符号的抵制与社会政治的抵制、意义与行为、进步与激进主义、规避策略与冒犯策略之间的差异及其潜在的联系作出解释” 。而这些恰恰是大众文化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与关系。 正如对大众文化其他问题的理解一样，对大众文化政治的误解与理论家的“聚焦点”有关。费斯克认为，如果仅仅聚焦于自上而下的父权制消费式资本主义产品和意识形态的宰制力量，仅仅专注于社会的宏观与激进的层面，而忽略甚至拒绝思考同样重要的大众日常生活领域以及微观的与进步的层面，那么，最终将会困囿在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状态中。这类研究“或许能够合理地解释我们对这个体制的厌恶，但它无法提供在
6、这个体制内部进步的希望，它所能提供的仅仅是经由激进革命改变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乌托邦的信念” 。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霍克海默认为，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依靠发达的技术，模式化、大批量地生产来的，是工业社会的快感文化，它使人们丧失了对艺术的判断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家庭逐渐瓦解，个人生活转变成为闲暇，闲暇转变成为连最细微的细节也受到管理的常规程序、转变成为棒球和电影、畅销书和收音机所带来的快感，这一切导致了内心生活的丧失。 ”个体和社会的对立、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对立曾给艺术的娱乐以某种严肃性，但这种对立现在已经过时。过去曾继承了艺术传统的所谓娱乐，今天只不过是像游泳或足球一样的大众
7、化兴奋剂。大众性不再与艺术生4产的具体内容和真理性有任何联系。阿多诺也从共谋的、被收编的、被操纵的视野来理解大众文化政治。按照他的看法，文化工业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交换逻辑的产物，同时又在暗中宣扬和强化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逻辑，从而起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正是在对文化工业产品的享乐性消费中，人们沉醉在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和虚假的“幸福意识”之中，任何阶级意识和改变现存制度的想法都烟消云散了。正因如此，斯道雷把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政治理论称之为“悲观主义的精英主义” ，它已经弥散在许多文化理论和著作之中。 如果仅仅聚焦于自上而下的父权制消费式对资本主义的产品和意识形态的宰制力量，将大众文
8、化视为一群“乌合之众”的文化，那么就会把人民视作宰制性力量的受骗者。把统治的效力绝对化，从而必然会误解大众文化的政治。作为一个术语， “乌合之众”的文化意味着“文化商品是由种种工业生产出来并进行分配的，而这种工业，能够消除所有的社会差异，为一群被动的、异化的乌合之众，生产出一种统一的文化，从而被强行施加到大众身上。这样一个过程，倘若它存在(而实际上它并不存在)，那么将会是反文化、反大众的；它将是文化(被理解为意义与快感的生产与流通的过程)的反题，也将是大众(被理解为毫不妥协的、对抗式的、爱传播丑闻的一组力量)的反题” 。事实上，并无所谓的乌合之众的文化，这种理论充其量只是阐明了权力集团的工业需
9、要或意识形态需要。却一点也没有说明人们循着去拒绝或将其转变为大众文化的文化过程和政治过程。 某些左派理论家那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试图充当大众5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又倾向于极力地贬低他们为之代言的大众。他们将大众描绘为体制的牺牲品，然后十分顺理自然地着力于揭露并批判那些宰制性的力量。费斯克承认被支配群体确实是结构层面的受害者，但如果仅仅关注这一点，而无视大众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上的抵抗力量，就可能会得出悲观的结论。诚然，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是战术性的偷袭，而不是战略意义上的战斗，即那些迎头反击体制，力图挫败体制，打破体制的枷锁与刑具的那一类行动。然而正是大众面对支配体制时的不妥协性以及战术规避
10、与抵抗，正是他们对于差异感的固守，使他们不断地拒绝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们身上的那个顺从式的主体位置。但是，左派理论家却往往因为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是战术性的偷袭而不是战略意义上的对抗，就贬低其价值。 “结果大众用来反对体制时所玩弄的诡计，在规避或抵抗体制时所发现的快感，以及他们在体制内部扩大其文化空间时所获得的进展，这一切都被这种有关收编的理论所贬低，并在解释中被消除了。大众不但没有因 其日常的抵抗而受到重视，反而被贬低为文化傀儡，仅仅满足于自得其乐。 ”事实上，大众在宏规层面缺乏激进的、直接的效力，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是战术性的偷袭而不是战略意义上的对抗，并不意味着大众是反动的、静止的、共
11、谋的。恰恰相反， “大众文化的确指出了左派的学院与政治理论家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些理论家一向专注于宏观的与激进的层面，这使得他们忽略(或更糟)，拒绝思考微观的与进步的方面。 ”在费斯克看来，压迫与抵抗总是形影相随的，这些抵抗足以说明审制者的胜利从来都只是局部性的。尽管资本主义已经有 200 年的历6史，被支配的亚文化却一直存在着，并永不妥协地抗拒着。 “这些亚文化中的民众一直策划着撕裂他们自己的牛仔裤的新方法” 。 当代政治中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是，那些试图充当大众代言人、希望与大众结盟并支持大众利益的左派却往往无法赢得大众的支持，这与他们蔑视大众文化的进步性有直接关系。除少数人外，左派理沦
12、家都不能说明日常生活的中心议题，不能忍受人民妥协的一面，也看不到人民妥协的同时在对抗与逃避。正因如此，费斯克说， “大众在其形形色色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中，不愿意同贬低他们、无法认以到他们的快感或他们的力量的那些政治与文化理论结盟，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而那些强测结构与战略的理论，似乎也脱离了大众置身其内的体验，即他们身在体制之中却又反体制的那些日常实践。 ”左派的失误不仅仅在于他们把人民视作体制的受骗者，把统治的效力绝对化，同时也在于他们是清教主义者。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提出一套关于大众快感(pleasure)的正面理论。他们“总是把文本作为理性化、逻辑化结构来考虑，总把解读过程视为一种信息的
13、解码行为。这种分析忽略了欣赏文本时欲望、压抑等因素的重要性，忽略了将快感作为某种社会交换物(娱乐)加以制约的重要性” 。结果，一些左派理论家就把大众文化所产生的快感仅仅当作包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糖衣炮弹而予以贬斥。存左派所想象的社会中，即使有那么一个被允许的宴会，也不能太过于纵乐。费斯克注意到，20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快感的社会、意识形态与话语内容，现在的文化分析力图揭示文本如何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触发不同类型的快感；快感如何像以往那样经过制度化而成为社会的可用形式。新理7论赋予“快感”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与文化研究关注快感的潮流同条共贯，费斯克认为他的大众义化研究核心论点之
14、一， “便是要理解大众文化的快感以及这种快感的政治所具有的重要性。 ” 客观地分析，左派对民粹主义(populism)的不信任也有充足的理由。至少在西方，最成功的民粹主义运动一直是属于右派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经由民粹主义式的选举而登上权力宝座的，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也都精于民粹主义的修辞。让左派人士深感沮丧和困惑的是，撒切尔夫人连续三次赢得大选的胜利，这意味着撒切尔主义获得了普遍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其利益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南撒切尔夫人来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支持。根据霍尔的分析，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较之传统的保守主义，撒切尔主义在建立和保持意识形态霸权方面采取了特殊的策略，这种策略能够围绕自身建立
15、起一种普遍的赞同。撒切尔主义有效地利用了传统工人阶级文化中的某些重要因素。这些话语直接连接到了传统被压迫阶级的哲学和实践意识形态中某些普遍因素。通过这种方式，撒切尔主义建构了一个赞同而不是反对权力集团的民粹主义的政治主体。费斯克也认为，投票给右派民粹主义领袖的大多数是蓝领和女性，他们的工具性考虑可以说是为了维持他们在形式上的政治权力。这就不仅给左派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也暴露了右派一直伺机予以利用的一个悖论。左派关心的是无权者以及弱势者的利益和幸福，并且认为人民的无权和弱势状态是社会体制造成的结果。他们基于对弱势集团渐进变革潜能的悲观估计，而不停地设计一套脱离大众的激进的乌托邦政治纲领。而
16、右派则往往迫不及待地将这一类政治纲领等同于扩张权力集团的权力，8视为大众控制自己生活能力的萎缩。右派一直急于把大众控制自己生活的欲望成功地加以利用，将这种欲望连接到自己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上来。费斯克说，正因如此， “右派一直能够成功地建构并流通一套右派自己的、有关大众与权力集团间之对抗的意义；这套意义与大众文化是相关的，因为它们把大众与个人主义和自由结合在一起，而把权力集团与国家控制联系起来。 ”这就形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那些实际上并不代表大众利益的右派通过使用民粹主义的修辞，至少在政党政治的范围里，一直能够把左派界定为反大众的，而把自己界定为关心大众利益的。与此同时，右派也成功地掩
17、盖了这种定义的悖论性。与右派的个人自由的修辞形成对照，左派习惯使用社会良知与正义的修辞，这对大众的意识或快感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统治系统通过满足大众的需要(无论多么有欺骗性)而“收买”大众，而左派则在批评资本主义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同时，却贬低甚至干脆否认了大众的物质需要本身，而没有去寻找满足这些需要的更进步的方式。概言之，在日常生活的抵抗战术与战略层面上的行动之间，构造种种创造性的关联，这是左派最重要也是最被忽视的任务之一。 因此，像贝内特和霍尔一样，费斯克主张，左派有必要理解并发展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把自身的政治纲领与他们最想获得的大众日常生活重新联系起来；有必要把对于健康、福利以
18、及教育的关心联结到大众对自由与控制力的欲望上。 “左派人士需要花更大的精力，去关注进步与激进、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左派理论家应该探讨究竟是在什么条件下，政治冰山百分之九十的浸没部分。能够冲破耸立在社会9的表层。 ”大众的日常生活是资本主义社会相互矛盾得以协商和竞争的空间之所在。如果在文化工业的操纵下大众都已变得麻木不仁，社会变革也就因缺乏实践的主体而毫无希望。如果没有大众日常生活中仍然保留的规避性、抵制性的大众力量，更活跃的抵制行为就缺乏根基和动力。因此， “在宏观政治层面上很活跃的少数人决不可能宣称他们是一场运动的代表，除非他们触及了大众以不同方式思考的符号的抵制这一基础。否则，他们就很容易
19、被边缘化为极端主义或煽动家，他们的政治效应也很容易被抵消。 ”这就要求左派理解大众如何在体制内部发展出满足其需要和欲望的方式，理解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理解弱势者如何采用游击战术对抗强势者的战略、如何偷袭强势者的文本或结构、如何不断地对资本主义体制玩弄花招。当然，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联不一定是直接的或当下的，其关系是松散的、延宕的，而且不必然是因果相连的。有时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不一定会被激活，有时这些潜能可能会被激活，但即使没有被激活，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定这种潜能的存在。 二、大众文化政治：进步性实践与微观运作 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的政治是进步的而非激进的，是微观政治而非宏观政治。他试图重估大众的
20、力量，将之视为一种尚未开发的社会资源，以推动社会的变革，他援引拉克劳(Laclau)的观点以论证这一点。拉克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书对民粹主义的分析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更 重要的是，该书对民粹主义三种主要形式的区10分，为费斯克阐明自己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叙述思路。 根据拉克劳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民粹主义的三种主要形式都可根据其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来界定。第一种基本上是有关社会差异的一种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民主式民粹主义。在其中，国家与各种各样的大众层理之间的差异，是作为互补项而不是对立项加以组织与理解的。诸如阶级等差异的原则被整合到体制当中，以至于阶级的或其他的冲突和
21、抵抗都被中和化了。虽然这样的民粹主义是由支配者的体制生产出来的，体制却吸纳了它，乃至于被支配者的所有体验、快感与行为，都被吸收进支配者体制的控制范围之内。 “被剥夺权力者与剥夺其权力的体制之间的关系，最终成为一种共谋或一致的关系。即便这种关系是潜意识中的，或不情愿的。这样一种观点无法解释大众组织的生命力与冒犯性；它也不能解释霸权势力的胜利为什么如此地不稳固而且短暂，或者为什么主流意识形态如此费心费力、一以贯之地运作着，以便维系它的地位。倘若大众对不健全与不平等没有这么多的体验，那么，资本主义(或父权制)就没有必要如此孜孜不倦地倡导它自己的价值观。 ”费斯克强调他不信服这样一种自由多元的民粹主义理论，并认为这种理论不能用来解释大众文化政治。因为民主式民粹主义不仅把大众文化描述为一种可以缓解社会差异并将这些差异融合成某种文化共识的仪式形式，在这里所有人都对他们所处位置感到相对愉快，至少是有所顺从，而且也把大众文化解释为一个文化广场，在那里所有人都可以言说并被倾听而不必顾及社会状况。 “这种说法深远但也错误地表述了大众的政治与进程。 ”，大众文化政治绝不是走向民主式民粹主义的共识，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