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韩愈的佛老观及其现代启示韩愈的佛老观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韩愈对佛教、道家或道教的基本看法。隋唐时期，佛道兴盛。韩愈以己意重新解释儒家之道，指出佛老的现实弊害，自觉攘斥佛老，试图重建世人的精神家园。近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此看法各异。本文就韩愈排佛老作具体分析，努力突显其理论价值。 一、圣人之道 原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仁”的内涵为博爱， “义”是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准则， “道”为实践仁义的方式， “德”为行道的修养和境界。又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这里仁与义、道与德可以指称不同内涵， “定名”与“虚位”的结构模式固定，不同
2、的道德形式填充不同的仁义之内容。韩愈明确表明立场：“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之言也。”“圣人之道”实质为儒家的仁义之道。 从历史角度分析圣人之道的产生与传承，论证儒家之道是华夏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 “为之君” 、 “为之师” 、 “为之衣” 、 “为之食” 、 “为之2礼” 、 “为之刑”等等。其中“生养之道”包含衣食住行、礼乐制度等最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如此，儒家之道又有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
3、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时代变迁中不变的是儒家仁义之精神，韩愈表示自己要发扬道统，承接儒家之道。 韩愈论述儒家之道的功用，指明其有效性、合理性。 “其文诗书 易 春秋 。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 ”可见，仁义之道表现在整个生活方式上，包括文化、礼乐、社会分工、伦理秩序，甚至吃饭穿衣的细节等，全面指导人的社会生活。韩愈认为仁义之道是普遍的价值标准，合理而有效， “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 ，用它为人、为己，为心无处不当。 由上可知，韩愈重新诠释的儒家之道，多是纲领、行为规范、操作方式的解读，形而
4、上的理论建设不足，有学者就认为：韩愈的道“多富于伦理的性质，或与伦理相结合的典章制度等政治原则的范畴，而并不显示完整的世界本原的实体或本体的范畴” 。但是，韩愈正是以此儒家之道为理论标尺，量度当时盛极一时的佛老。 二、攘斥佛老 这里的佛主要是指佛教形式，佛理的含义较少；老，指韩愈所理解的老子学说，以及作为宗教信仰的道教。 3(一)从理论意义上批驳佛老。同儒家的仁义道德相比，老子所言的道德为个体之私言。 “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韩愈所讲的道德是“合仁与义”的“公言” ，此“公言”指社会共同体认同的价值规范，而“老子之所删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 “私言”与个怵主观价
5、值相联。本来老子讲“小仁义” ，即见识狭隘之”仁义” ，表现为“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 。这里又讲老子道德“去仁与义” ，似乎否定了“小仁义” 。其实，两种说法的参照物不同， “小仁义”相对儒家“博爱”之大仁，行而适宜的大义；“去仁与义”是韩愈对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一种解释不论是“小仁义”还是“失仁与义” ，老子所谓道德的本质是“私” 。 以“公” 、 “私”区分儒、道，其出发点未超出伦理道德的框架，对老子“道” 、 “德”的理解片面而主观，但为后人提供了思考方向，有学者指出：“韩愈用公 私来区分儒家和佛老，这也是后来理学家的共同观点。 ”韩愈以“私”作为
6、佛老的共同特质。 圣人之道以“有为”治心，相较而言，佛教欲治心“而外天下国家”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诚意者，将以有为也。 ”(礼记?大学)“有为”指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儒家的心性修养是在现实伦理关系中完成道德生命在“有为”中完成“治心” ，是涵养心性的普遍模式。佛教试图通过“外天下国家” ，即从时间、空间上取消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而达到心性的修养，在韩愈看来是不成立的。 4韩愈援引大学修齐治平一段，从制度、功用上进行发挥，驳斥佛教人心与治道的分裂。有学者肯定了韩愈这一
7、理论的意义：“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退之于此已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 ”至于儒家形而上的心性论建设，还有待宋代学背的努力。 (二)从现实弊害攘斥佛老。老子无为无事的主张不利于人类物质生产生活的进步圣人教之以相生养之道，涵盖物质、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老子则否定圣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 ”这是“小仁义”的具体表现。韩愈认为这种圣人观是武断而不理智的判断， “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 。现实生活中，如果遵循老子无为无事之说，则责冬之裘者为夏葛，
8、责饥者为饮，满足不了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无仁义可言。 韩愈又揭露道教的虚妄不实。 谢自然讲农家女离别父母，求学仙术。在韩愈看来，神仙之说不可信， “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莫能尽性命，安得更长延?”强调人作为万物之灵的自身力量， “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奈何不自信，反欲从物迁?”倡导“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寒衣及饥食，在纺绩耕耘。下以保子孙，上以奉君亲。 ”此“常理”指常道，即普遍性的社会规范。 道教与儒家文化传统有较多联系，与最高权力也有特殊关系。而佛教在当时发展尤为兴盛，上有统治者的扶持，士大夫阶层的认同，下有普通民众的信奉。所以韩愈对佛教厉言相斥，声讨力排。 5首先，明确排佛理由如下
9、：第一，历史上唐以前帝王盛衰验证佛教的实际效果，得出：“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第二，制度上以唐朝先帝史例论证除佛以正教化， “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老少奔波，弃其业次。 ”第三，地域文化上以华夷之辨指明佛教有违先王之教，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 其次，突出佛教对政治生活、社会生产的破坏性影响。儒家仁义之道在社会关系上表现为君、臣、民三者职责分工明晰，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 ”而佛教“弃而君
10、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 养之道，以求所谓清静寂灭者。 ”前两者是对家庭、政治义务自行放弃，后者是对生产生活自行停止，达到所谓清静养心之道。相较于儒家的“有为”之道；佛教“外天下国家?” “外”表现为“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即在社会生产生活之外培养心性。 再次，从夷夏之别论佛教文化的危害性。引经据典，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加诸夏之亡。 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华夏与夷狄都有各自的礼乐文明，两种文明有高下之分，华夏文明处优势地位。所以韩愈以反问语气强化其排佛立场， “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于先王之教之上，几
11、何不胥而为夷也?”奉佛会阻碍本土文化的进步。 (三)解决方法。针对佛老理论、实践的弊端，韩愈提出自己的解决6方案：“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 ”以强制行政手段阻止佛教精神的传播，以儒家之道教化僧侣，给予物质支持，使其成为社会中人。韩愈自认这种方法似乎可行。 韩愈力陈佛老现实弊害，其着眼点主要是伦理、制度、物质生产等具体生活层面，对老子学说、道教缺少客观的认识，以夷夏之别排佛有狭隘文化中心论之嫌，提供的解决方案过激，可操作性值得研究。但从当时实际情况考虑，不论是老子、道教，还是佛教，上有政策支持，最高权力的倡导，下有民众的盲从相随。韩愈
12、在这种环境下，高呼儒家之道，疾言斥佛老， “其胆识已自超其侪辈矣”(陈寅恪语)。有学者就指出：“韩愈从社会的政治伦理和经济上进行批判是哲学的批判所不能取代的。”突出韩愈在物质层面批判佛老的历史贡献。 三、评价及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韩愈通过对儒家文化的重新阐释，从理论形式到现实弊害驳斥佛老，进而提出解决方案。这种文化批判精神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首先。韩愈佛老观在其儒学思想中的地位。围绕儒家的仁义之道，韩愈的儒学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中对佛老的态度很关键。一种理论思想的产生，方法上需要破立相间， “立”是正面立论，自行言说；“破”是迂回导人，在动态的交流、交锋中突出主题。韩愈批判佛老的过程正7是对儒
13、家仁义精神的曲折彰显。不仅“破”佛老。还自觉或不自觉受佛教传法世系的影响，正式提出道统论。 其次，与同时代人从经济、军防等方面辟佛相比，韩愈从文化角度人手，更具新意。杨炎从赋税经济考虑：“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憎，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 ”李峤从国计军防出发：“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今丁口皆出家，兵悉人道，征行租赋，何以补之?”自两汉之际佛教传人中国，这种辟佛视角已经存在，韩愈的文化批判有助于启示后人思考两种异质文化的相硎：相斥问题。 再次，韩愈的佛老观为宋明理学提供了借鉴作用。北宋时期儒家学者如孙复、石介承继韩愈以道统论、地域文化斥佛。并列韩愈于道统之列。应该说，理
14、论学说的形成有逻辑的演变过程，从分散性、或内容或形式的积累，到综合性、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新理论成果。韩愈对佛老的批判为后世理学的建立扫清了障碍，促使理学家进一步加强思考。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韩愈佛老观启示我们： 一、唐代，儒、释、道三家并立，韩愈高扬儒家仁义之道的大旗，力图重新确立儒家伦理规范，以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秩序。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在多元化价值观并存的文化氛围中。我们需要立足本民族优秀思想文化，以文化自觉的心理或姿态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客观而合理地取精去粗。 二、韩愈虽力斥佛老，但也有意或无意地吸收佛老中的某些有效因素。 “有意”是个体的主动行为， “无意”是历史的主动性，即个体被动
15、地受历史环境的影响。如韩愈对佛教“治心”的注意，虽然他更强调的8是佛教“外天下国家”的弊害。这种认识是历史主动的施加行为。韩愈本人并没有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主动探究佛学中的理、性、常等思辨性问题。所以，在多种文化思潮的并存中。一种文化封闭式的发展是不存在的。人们既要敏锐地注意到时代所给予的精神给养。又要自觉地主动迎接挑战。 三、韩愈在批判佛老的弊害后，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过激方案。这种武断的强制手段，或许在打击佛教的存在方式上能起到有限作用，但对佛教内容严密的思辨能力，精深的本体论、认识论。甚至对佛教于世人浸入式影响层面，都是无济于事的。对待多元文化思潮。人们需要的不是主观情感的任意表达。而是理智的分析判断，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取他者的文化精华，为民族固有文化“添砖加瓦” 。文化间并存的和谐发展远比对立冲突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