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楚辞研究选修课,主讲人：周建忠,目录,第一章 楚辞的产生与特点,第二章 屈原的生平与思想,第三章 屈原的作品与艺术特色,第四章 离骚,第二部分 楚辞概论,第五章 九章,第六章 九歌、天问及其他作品,第七章 宋玉及其他楚辞作家,第八章 楚辞的地位与影响,第二部分 楚辞概论第一章 楚辞的产生与特点,“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说明这一名称形成于西汉初年。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它已具有三重涵义：第一，诗体。指出现在战国时代、楚国地区的一种新的诗体。第二，作品。指战国时代一些楚国人以及后来一些汉人用上述诗体所创作的一批作品。第三，书名。指汉人对楚国人、汉人所写诗歌辑选而成的一部书1(P.1
2、)。1 金开诚.楚辞选注Z.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5.,章太炎訄书云：“楚辞传本非一，然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则定本出于淮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王逸撰楚辞章句，并附入自己的作品九思，即后世流传的十七卷本楚辞。汤炳正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据楚辞释文篇次提出，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自战国至东汉，历三、四百年，共分五个阶段：,一、先秦离骚第一屈原九辩第二宋玉纂辑者可能是宋玉。此为楚辞雏形。二、西汉武帝时（前140前后）。增辑作品七篇：九歌第三屈原天问
3、第四屈原九章第五屈原远游第六屈原卜居第七屈原渔父第八屈原招隐士第九淮南小山,增辑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或即淮南王刘安本人。以上九篇作品的合集，是淮南王刘安以后、刘向以前的楚辞通行本。 三、西汉元帝、成帝时（前48前8年间），增辑作品四篇：招魂第十宋玉九怀第十一王褒七谏第十二东方朔九叹第十三刘向增辑者为刘向。,四、班固以后、王逸以前（100年前后），增辑作品三篇：哀时命第十四严忌惜誓第十五贾谊大招第十六 屈原或景差增辑者已不可考，既不出于一人之手，也不在一个时期，而是在较长的时期里由不同的人一篇一篇地陆续增辑而成。以上十六篇作品的合集，就是王逸作楚辞章句时所据的十六卷楚辞本。,五、东汉后期（1
4、00150年左右），增辑作品一篇：九思第十七王逸增辑者为王逸。王逸撰楚辞章句，并附入自己的作品九思，成十七卷，为十七卷本楚辞1。逮及宋代，因其篇第混併，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第，即：1 汤炳正.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J.江汉学报，1963（10）.,九辩 第八宋玉招魂 第九宋玉大招 第十屈原或景差惜誓 第十一贾谊招隐士 第十二淮南小山七谏 第十三东方朔哀时命 第十四 严忌九怀 第十五 王褒九叹 第十六 刘向九思 第十七 王逸,离骚 第一屈原九歌 第二屈原天问 第三屈原九章 第四屈原远游 第五屈原卜居 第六屈原渔父 第七屈原,这就是宋代以后通行的楚辞版本。而楚辞一书的纂辑过程与篇目内容，
5、也透露了“楚辞”二字的意义：即屈原辞赋以及宋玉以下汉人的伤悼屈原、以事名篇的拟骚辞赋（或骚体赋）1(P.163)。风骚并称，由来已久，为诗歌创作之典范。如宋代朱熹云，“三百篇，性情之本。离骚，词赋之宗。学诗不本于此，是亦浅矣2(P.267)。”所以，一般言及楚辞之特点，则必举及与之并称的诗经，探讨二者时代、地域、文化传统、性格、体制、句式、技巧、风格诸方面的差别，但最重要的还是地域因素。丘琼荪云：1 李大明.汉楚辞学史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10.2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Z.卷之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北人性刚，南人性柔；北人的意域偏于现实，南人的思想近于浪漫
6、。北方山川雄浑，南方山水清幽；北人生活较难而朴质，南人生活较易而奢靡1（P.29-30）。 刘师培分析得更具体，他说：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地，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作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多为言志抒情之作2。1 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34.2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J.刘申叔遗书M.第十五册，宁武南氏校印本.,显然，地域因素首先影响到生活、气质、性格方面，其次影响到哲学方面，北方的哲学显示出理性的慎密，如孟子的面对现实，循循善诱，以理辩驳，议论风发；荀子的远虑深谋，慎密推理，深厚渊博，平心而论；韩非子
7、的知微察变，条分缕析，高屋建瓴，峻峭刚强。而南方哲学则显得浩大渺远，如老子、庄子，杳冥深远，旨远义隐，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茫乎其不可测。它们往往摆脱对事物的一项项理性分析与对个别事物的辩驳，力求从视、听、味、嗅、触诸方面对客观事物得出浑通而完整的体悟。,由于生活的、哲学的地理因素而形成的两种迥然不同的特点，逐渐衍化为两种不同类型的风格、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以及不同的审美特征。梁启超梳理为：诗经乃中原遗声，大端皆主于温柔敦厚，属极质正的现实文学；而楚辞为南方新兴民族所创之新体，大端将情感尽情发泄，属富于想象力之纯文学1（P.80）。故刘勰亦云，“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
8、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1 陈引驰.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6.,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传统的看法以为，包括保留下来的神话传说、诗经中的“陈风”、“二南”及楚地民歌、老子等，同时亦包括中原历史散文、哲理散文。但根据近百年的考古学、文献学、简帛学研究，范围大大扩展，认为与楚辞属于同一系统的文献有：老子、庄子、山海经、列子、鶡冠子、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古本易经、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四时、天象、月忌、长沙子弹库帛画、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所出尉缭子、西晋汲郡所出古本竹书纪年、古本穆天子传1(P.314-315)。 1 江林昌
9、.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M.齐鲁书社，1998.5.,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不在表层的“四言”与“骚体”，更多地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1。谈及楚辞的特点，人们往往引用宋代黄伯思校定楚辞十卷自序的论述：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湘、沅、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2(P.37)。1 赵逵夫.囊括杂体 功在诠别屈赋形式上的继承问题新探J.贵州社会科学，1986(10).2 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M.上海：上
10、海古籍出版社，1993.2.,这一看法，长期以来，颇有代表性。但现在看来，并不全面。楚辞中的“楚语”、“楚声”、“楚地”、“楚物”，所占比例较小，就“楚语”言，王逸楚辞章句确定21个词汇，李翘屈宋方言考确定68个，郭沫若屈原研究列举24个词汇1(P.48-51),游国恩在郭沫若的基础上增加7个，共31个；杨白桦楚辞选析认为方言、说文、楚辞章句中有楚方言词汇30个左右2(P.8)；姜书阁屈赋楚语义疏则列出楚方言词汇64个3(P.59-108)；王延海楚辞释论定为66个4(P.9-12)； 1 郭沫若.屈原研究M.重庆群益出版社，1947.7.2 杨白桦.楚辞选析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11、.12.3 姜书阁.屈赋楚语义疏M.济南：齐鲁书社，1983.9.4 王延海.楚辞释论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7.4.,汤漳平搜罗宏富，论定楚语单字100个，双字102个，叠字14个1(P.156-196)。可见楚辞是用当时通行的“雅言”写作的。再如，有人认为，“兮”是楚辞的特殊用法，但孔广森诗声类统计，诗经用“兮”字285次，其中国风258次，小雅27次。楚辞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屈原、宋玉作品用得多一些，如离骚186次，九章338次，九歌262次，九辩143次2(P.17)。 1 周建忠.汤漳平.楚辞学通典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10.2 王延海.楚辞释论M.大连：大连出版社
12、，1997.4.,又如，屈原作品中提到的历史人物81个，而属于楚国的只有接舆、堵敖、子文三人；屈原作品中提到的神祗24名，属于楚国的只有两位，即湘君、湘夫人1。的确，楚国有800年历史，先后灭国七十多，其疆域约占周王朝全部国土的二分之一，包括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六个省的全部，以及陕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贵州等省、区的部分地区，总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 1 蔡守湘.朱炳祥.论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J.江汉论坛，1992(6).,因而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楚国本身就是南北文化交融、沟通的国家。近百年的出土文献也揭示了楚文化儒道同源及互补的发展轨迹，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的丰富性、郭店楚简儒
13、家著作对子思到孟子发展链环的补充，楚国青铜器及其铭文对周礼的认同，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儒家文化是荆楚文化的本源，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自觉继承与发展了中原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第二章 屈原的生平与思想,作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屈原生活于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后人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二句推测其出生年月日，诸说不一，邹汉勋定为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3）戊寅正月二十一日1，郭沫若定为楚宣王三十年（前340）正月初七日2，浦江清定为楚威王元年（前339）正月十四日3，汤炳正定为楚宣王二十八年（前342）正月二十六日4。 1 邹汉勋.屈子生卒年月日考J.邹叔绩遗书Z.2 郭沫若
14、.屈原研究M.重庆群益出版社，1947.7.3 浦江清.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J.历史研究，1954(1).4 汤炳正.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J.四川师院学报，1978(4).,又据哀郢、怀沙及史记楚世家推测其卒年月日，亦无确证，黄文焕楚辞听直定为顷襄王十年（前289），林云铭楚辞灯定为顷襄王十一年（前288），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定为顷襄王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前286前283），刘梦鹏屈子章句定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屈原生平资料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记楚世家、刘向新序节士。屈氏与楚王同姓（芈），楚武王子瑕食采邑于屈，因以为氏。屈原年轻时曾得怀王信任，任左徒，史称博闻强志，
15、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怀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上官大夫与之同列，心害其能。怀王派屈原起草改革朝政的宪令，在草拟阶段，上官大夫代表保守势力要修改其中有关条文，屈原不同意。,上官大夫恼怒异常，谗于怀王，云“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怒而疏屈原”。屈原退守其世职任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1”（王逸楚辞章句）。屈原疾王听不聪，谗谄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忧愁幽思而开始创作离骚。1 周建忠.屈原仕履考J.,楚怀王十六年（前313），秦惠文王欲伐齐，令张仪厚币委质事楚，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
16、使楚绝齐。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结果受骗，未得其地，怀王怒而伐秦，秦楚由是交兵。十七年（前312），秦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取楚汉中地六百里。十八年（前311），秦因暂不能灭楚，且齐楚复交，愿割侵占的汉中之半以和楚，怀王云，“愿得张仪，不愿得地。”于是张仪又至楚，用事者靳尚、宠姬郑袖使怀王释去张仪。时屈原出使齐国刚返，谏怀王云：“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怀王二十四年（前305），楚背齐合秦，往秦迎妇。,一向坚持联齐抗秦的屈原因谏怀王合秦，被贬斥到汉北之地，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怀王二十八年（前301），秦与诸侯兵击楚，杀唐昧，取重丘。怀王二十九年（前
17、300），秦复攻楚，大破楚，杀二万，将军景缺死。怀王三十年（前299），秦复伐楚，取八城。时秦昭王欲骗怀王入武关，怀王轻信欲行，屈原谏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之子子兰劝行，云“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果为秦扣留。楚立怀王子横，是为顷襄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顷襄王三年（前296），怀王客死于秦而归葬，“楚人怜之，如悲亲戚”，楚人由是怪子兰劝怀王入秦，客观上则肯定了屈原判断之准确。,子兰乃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怒而将屈原从汉北放逐到江南地区1。屈原“上洞庭而下江”，辗转沅、湘一带，故都日远，长年不复，“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于无可奈何之际，自沉于汨罗
18、江中2。1 周建忠.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兼论屈原生平研究的困惑J.历史研究，2000(5).又，周建忠.屈原放逐问题证辩J.南都学坛，2002(4).2 周建忠.屈原“自沉”的可靠性及其意义J.云梦学刊，2002(4).,郭沫若说，“他的时代的确是群星丽天的时代，而他在这个时代中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1。”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是一座跨越时空的丰碑，也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模式”载体。他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却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型诗人，他的思想受到儒、法、道等诸家影响而自成一家，他追求的“美政”内容为：君臣契合，举贤授能，从而对内实行改革，对外联齐抗秦。 1 郭沫若.屈原研究M.
19、重庆群益出版社，1947.7.,屈原在作品中从来没有直接点到先秦的哲学家、思想家等“诸子”，如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吴起、商鞅等，相反提到了一些前贤，如挚（伊尹）、咎繇（皋陶）、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往往吟唱他们生得其时，羡慕他们巧遇明君，向往他们有所作为；又提到不少“前修”，如伯夷、比干、梅伯、箕子、彭咸、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往往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佩服他们的忠而死节，追迹他们的以身殉节1(P.47-50)。可见屈原是着眼于君臣契合、身为忠臣这一角度，所以考虑的视野也不仅仅局限于楚国，他对出仕他国、别国得志也没有明显的非议。 1 周建忠.屈原思想：有儒有法，然非儒非法J.楚辞论稿M.
20、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6.,离骚曾借灵氛之口说：“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接着又借巫咸之口道出求仕标准：“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屈原正是借灵氛、巫咸之口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扬雄解嘲）。他们往往大国观念牢固，有的还提出“王天下”、“定于一”的理想，而小国观念比较淡薄。对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来说，仕于本国还是仕于别国，是没有爱国不爱国的区别的。,而屈原对楚国执著深沉的热爱、眷恋，亦与他的忠君思想有关。屈原与楚王同姓，身为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面对“反复之不听”，却未生“易位”之思（孟子万
21、章下）。作为臣子，屈原对楚怀王，还是有清醒、痛苦认识的，离骚云，“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即生不逢时，没有遇到明君在位、举贤授能的禹、汤、文武时代。楚怀王，作为一国之君来说，面对内政的腐败黑暗，外交的复杂激烈，对手的强硬奸巧，在主观素质上完全不具备“明君”的条件，他虽不是暴君，不是桀、纣那样的无道之君，但他既不会挑、也挑不动这副艰巨的担子，因而在那天翻地覆的乱世，必然要被历史所淘汰。,屈原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这种人身上，李贽曾讥为“虽忠亦痴”（焚书卷五）。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屈原的忠君亦包含着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恐皇舆之败绩”，不只是担心国君不走正路而摔跟头，更担心国家日益削弱而有覆灭
22、的危险。他对楚怀王的怨，有着恨铁不成钢的特定内涵，包含了无比强烈的对国家的爱。故司马迁称为“存君兴国”、朱熹称为“忠君爱国”。此外， 战国是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社会意识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人们的价值取向、是非判断往往具有多重因素。,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屈原爱国思想的发掘与肯定。屈原既不是宗族观念极重的在朝贵族，也不是一个只爱楚国而目无“天下”、心胸狭窄的人，亦并非没有离楚他仕之念，但屈原至死不离开楚国，挚爱父母之邦，作为一种美好的情操、感情，虽然还不可能升华为一种排他性的、非信守不可的政治伦理道德“爱国主义”，但他的实践、追求、探索，却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观念的逐步形成，具有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理
23、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屈原成为“中华魂”、历代“爱国志士的楷模”、忠心为国、敢赴国难、舍身殉国的志士的“崇拜者”。从这一角度出发，称屈原为“爱国者”、“爱国诗人”，说屈原具有“爱国精神”、“爱国思想”，也是比较合适的1。1 周建忠.屈原“爱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审视J.中国文学研究，2002(4).,平心而论，屈原的伟大之处，并非他那至死不离开楚国的实践行为，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生的进取模式，其内容包括：第一、忠君爱国。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本国没有希望，甚至遭祸殒身，但他仍然希望存君兴国；受到疏远、流放之后，他怨君更忠君，将“俗之一改”寄希望于君之一悟，因而
24、有恋阙思君、表白陈情的倾诉，有抨击群小、以显己美的对比。第二、独立不迁。屈原廓其无求，头脑清醒，独立于世，横而不流，他追求正直、光明，鄙视周容、佞曲，即使备受摧残，穷困茕独，谣诼攻击，无人支持，也不改弦易辙。,为了美好人格、操节的保持，他牺牲了欢乐、升擢，也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牺牲了比生命还看重的“修名”。第三、上下求索。对理想、对真理、对美政的追求，执著不懈，不屈不挠。第四、好修为常。 屈原说过，“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一篇离骚，言修者凡十一，志行高洁，仍不断磨炼、提高、完善。与众不同的是，屈原汲汲以求的是以上四项的“全能”，力图将执著不舍的深切眷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坚韧
25、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亦是其痛苦、悲剧之源。,因为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气氛、屈原是无法进行“全能”操作的；若要操作，必有舍弃；若不舍弃其中一部分，则不仅不能实现、实施、尝试，而且连自身也难以保全，所以就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难以解脱。屈原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面临的已不是“进与退”、“仕与隐”、“成功与失败”的选择，而是“玉碎与瓦全”的选择。屈原克服了短暂的思想动摇，始终坚持“全能”，决不轻易舍弃其中任何一项。因此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为我们自塑了一个完美的人格典型；屈原的悲剧，正源于自身无法解决
26、的矛盾，而他的矛盾，正是他的人格的体现、他的“美”的张扬，而他，也就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1。1 周建忠.屈原：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N.社会科学报，1990823（2）.,第三章 屈原的作品与艺术特色,关于屈原的作品，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提到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没有列出具体篇目。王逸楚辞章句指出二十五篇为：离骚、天问、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还有一篇大招，屈原作，还是景差作，王逸“疑不能明”；同时认为招魂为宋玉作。,对以上作品真伪的鉴定，一直是楚辞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与难点，受到古今学者怀疑的作品有招魂、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学
27、术界基本认为屈原的作品有：离骚、天问、九章、九歌。关于屈原作品的分类，姜亮夫分为三类解读：离骚、九章等为一组，大多有事可据，是屈原创作重心，带有自传性，乃情愫与事实之纠合而成篇；天问为一组，是屈原思想与学术造诣、批判精神的表现；九歌为一组，从民间祀神乐曲整理加工而来，是代人或代神表述，更多地显示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而离骚、九歌两组，构成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1(P.24)。1 姜亮夫.姜昆武.屈原与楚辞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8.,苏轼云，“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引）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除了大胆的夸张、奇特的想象，熔
28、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于一炉外，最突出的是他的“香草美人之喻”。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P.2-3)。1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等点校.中华书局，1983.3.,其实，屈原已将诗经的比兴手法，上升为象征体系，其中包括动物系统、植物系统、事物系统、人物系统。如离骚提到的植物（香草树木）有24种，用来表现自己的高洁品质，表现楚国政治的黑暗，表现所树人才的变质，用来表现对美好理想的追求1(P.116-139)。屈原在作品中，喜爱以香草作衣服、佩饰，
29、喜爱以香草作饮食，喜爱手持把玩香草，喜爱以香草作礼物，喜欢在充满香草的环境中漫步流连，有时以香草自称，有时又用来指称他最尊敬、追求的人，总之，他喜欢将一切事物、尤其是正面的事物与香草联系起来。尤其是屈原的早年之作橘颂，屈原有感于橘树的一系列美质，“比物类志为之颂，以自旌焉”(王夫之）。 1 周建忠.离骚香草论J.楚辞论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6.,屈原咏物，正是托物寄情，借物喻志，说橘时，则把橘树人格化，颂橘即以自比；说志时，则把人物化，自颂而借之于颂橘。表层与深层，喻体与喻意，浑然一体。林云铭评云，“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
30、花水月之妙。”（楚辞灯）显然，橘颂所表现的是一种性格、一种纯洁的向往、一种清醒的理念、一种人生的宣言，而最令人感动的是那深固难徙的乡国之情、汲汲自修的自励美质、独立不迁的人格保持这些美质一直“定格”到屈原的晚年，并贯穿于艰难而漫长的人生探索进程之中1(P.23-27)。1 周建忠.少年立志：橘颂J.楚辞与楚辞学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6.,其次，屈原作品的“香草美人之喻”还表现为男女关系象征君臣关系，即“男女君臣之喻”。如离骚将自己打扮成美女，并以香草为饰，以香草为饮食表现自己的好修。他设想，君亦为美人，所以有“恐美人之迟暮”的感叹。他期望两美相投，君臣契合。因为自己假设为女性，所以又
31、将群小嫉贤比为众女妒美，以男女婚约的变化喻君臣关系的改变，以美女被弃表现自己的见疏，以弃妇的哀怨、剖白表现自己的愤懑、希冀，而劝说之人亦托之于女性（如“女媭”）。,诗人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意、侘傺，于是又将主人公幻化为男性，以求女的方式表现自己执著而强烈的追求，为了求君信任，他以执著追求表现自己的急切与忠诚，以求媒致诒喻求通君侧之人，以终无所合表现自己的窘困苦恼，以闺中邃远难求喻楚怀王固执而不悟，以外出求女喻出仕他国。他向往的境界是不用行媒，君臣契合。这样，以男女关系象征君臣关系，既符合旧时的男女尊卑观念，又有利于表现强烈奔放、大起大落的激越情感，有利于他所希望的与君主的密切关系以及君臣契合的标准
32、：双方志同道合，而且各有限制。当然，屈原作品的“求女”，也是对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美学理想的追求。,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还体现在“发愤抒情”文学传统的形成上。惜诵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意谓悼惜国事，秉忠进谏，以表达忧恤之心；发泄悼惜诵谏之愤，申抒忠君爱国之隐。表现了一种借诗歌抒怨泄愤的创作意识，也对屈原作品的抒情性、个性化以及政治失落后的巨大苦闷作了说明。屈原具有敏感、忧郁、烦躁、幻想、情感丰富来得迅捷而又转换极快的个性，因此，我们在他笔下感受到的，往往是他的孤独、压抑以及由此引发的带有“扩张性” 的现实黑暗的氛围。“众人皆醉吾独醒”，屈原的孤独是没有人理解他，惜诵云：,情沉抑而不
33、达兮，又蔽而莫之白也。 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 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原陈志而无路。 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 申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忳忳。,而他的对立面又是如此的强大、众多，有“党人”、“众女”、“时俗”、“举世”、“众人”、“众谗人”。故离骚一则曰：“世并举而好朋兮”，再则曰：“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三则曰：“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四则曰：“世幽昧以眩曜兮”。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对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诗中“愤怒出诗人”的命题作过阐发： “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适当的。,汉代楚辞作
34、家庄忌哀时命亦深得屈子旨意，云，“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正谓心中怨恨我总不能称心，只有诗歌抒发我的悲情。这种源于“骏马抑以死，直士以正穷，贤者摈于朝，美女摈于宫”（淮南子说林训）的现实苦闷、压抑，往往“哭之声发于口，涕之出于目”，“皆愤于中而形于外”（淮南子齐俗训）。司马迁就是这样解读离骚创作动机的：,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杨慎评云，“太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便似离骚。其论作骚一节，婉
35、雅凄怆，真得骚之旨趣也。”,第四章 离骚,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属于长篇自传性政治抒情诗。全诗373句，2490字，为我国古代文学最长的政治抒情诗。此诗屈原于楚怀王时期遭谗见疏以后所作，是屈原前半生人生追求的回顾与总结，也是今后人生抉择的思考与宣言。从离骚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跳动的脉搏，心灵的创伤与人生的轨迹。关于“离骚”的涵义，淮南王刘安云：“离骚，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1”。 1 周建忠.楚辞研究热点透视J.云梦学刊，2000（3）.此文之四“离骚题义”，收入各家之说30种，可参阅。,关于离骚的创作目的，汉代人有比较明确的分析，司马迁云，“虽放流，
36、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屈原贾生列传）班固云，“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讽）。”（离骚赞序）王逸云，“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楚辞章句离骚经序）据此可知，离骚是屈原遭怀王疏远之后一段时期内反思、追求、矛盾、痛苦之作，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自“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抒忧述志，以劝其君，但其君不察；
37、第二段，自“女嬃之婵媛兮”至“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上下求索，以悟其君，但其君不悟；第三段，自“索藑茅以筳篿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不忍另择，以感其君，但其君不醒。故“尾声”表示，今后将追迹前修，力谏不释，于无可奈何之中，透露出庄严而崇高的悲剧意识1。1 周建忠.楚辞层次结构研究以离骚为例J.,气势恢宏的离骚首先从自叙平生着笔，历数内美，论修明志。他有众多的“内美”，如出身，姓同楚王；降生，幸逢大吉；得名，名嘉字懿。但“又重之修能”，通过江蓠、辟芷、秋兰、木兰、宿莽等香草的采集、佩带，说明后天的努力，博采众善，自我约束，锻炼与完善。同时，在汲汲自修的过程中，还带有春秋代序、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季
38、节更替，日来月往，激发了诗人的敏锐感受力，乃至于一草一木的细微变化，也会引起诗人的时间忧虑，故离骚一则曰：“老冉冉其将至兮”，再则曰：“及荣华之未落兮”，三则曰：“恐鹈鴂之先鸣兮”，四则曰：“及余饰之方壮兮”，五则曰：“及年岁之未晏兮”，这比兴与直陈的交互表现，凝聚着诗人人生追求的可贵的时间意识。,其次，诗人全力揭露群小丑态，而其目的又是以明其节，以申其志，冀君明辨，所以对楚怀王的表白是通过对群小的抨击来实现的。屈原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则自然会埋怨君王糊涂，听信谗言，不辨曲直，前后不一，变化难定。而抨击群小，既历举其罪过：竞进贪婪，不厌贪求；投机取巧，违背法度；背直追曲，苟合取容；嫉妒贤良，
39、造谣中伤这就是屈原所处的溷浊环境，他手指着群小，眼看着君王，既表白自己，又求君明鉴：美德善行，反而成了牵累；博采众善，反成罪过！自伤自叹之余，又将哲学视野从狭小的空间楚国宫廷斗争飞越到悠久的时间：道不同，岂止不相为谋，简直冰炭不能相容；正直与邪曲怎能和平相处？,小人得志，贤良受气，自古以来，不乏其例，有什么不能理解呢？既然为了理想与人格，受到打击与诬蔑，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就不应该半途而废。所以再次表示：余心所善，九死不悔！即使忍尤攘垢、溘死流亡，即使郁邑侘傺、穷困失路，也在所不惜！因为为清白、为正义而死，正是前代圣人所嘉许的！这震憾人心的独白，是屈原用自己的生命、乃至自己的一切铸就的宁为玉碎、
40、不为瓦全的宣言。,接着，离骚则从“为臣”的角度，转到“为君”的角度，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平民很少涉及的“君王世界”。为了使怀王醒悟，频频引证古代圣贤之遗训，又以亡国之君为鉴戒，导君先路，从而构成了古代统治者正反人物形象系列。正面有：汤、禹、周文王、周武王，三代开国之君之所以政兴名显，千古敬仰，是因为他们为政以德，圣哲茂行，具体表现为：谨慎敬畏，专心治国；遵循法度，毫无偏颇；举贤授能，黜退佞邪。反面有：启、羿、浇、桀、纣等，这五人之所以亡国危身，为天下笑，主要是为政失德，具体表现为：沉湎声色，康娱自纵；淫游佚畋，暴虐常违；菹醢贤能，听信谗佞。,在两个系列中，屈原写正面人物虚而简，写反面人物实而详，有
41、利于劝戒、开导怀王：盛衰之理在于人事，而人事又集中在最高统治者身上，而人君之德又集中在自我约束、自我节制、严格要求自己上。离骚还反复叙述尧、舜耿介得路，三后用人唯贤，尤于汤、禹、武丁、文王、齐桓公举贤授能，不拘一格，君臣相得，遂建功业而欣欣羡慕，反复称道。屈原的苦衷与渴求，于此可见。,再次，离骚通过上下求索抒发了自己“进”与“退”的激烈思想斗争。诗人虚拟了一个“知音” 女嬃劝导自己，希望自己随和顺从，作一些让步，正所谓“退后一步，海阔天空”。但诗人不能接受劝告，故到古圣大舜那儿陈词，结果意气风发，驾龙乘凤，凭风飞行，寻求理想。这次行程声势浩大，仪从颇盛，有白龙、凤凰、日御羲和、月御望舒、风神飞
42、廉、雷神雨师相助，不仅浩浩荡荡，堂堂正正，而且日夜兼行，风驰电掣。“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天庭云霞的美好景观令人神往激动，但等待诗人的却是毫无精神准备的冷遇：天庭守门人漠然而视，不予理会，无法与上帝沟通相见。,所以诗人再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为什么天上人间都是这样混乱污浊，压制贤良，嫉妒高才，贤愚不分，是非颠倒？气愤之余，又决不愿轻易放弃：“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下文“三求女”来看，从“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之表喻与本旨对应来看，求女，即求君，求理想的实现。若从深层思考，屈原追求的，正是他的人生选择与价值取向：深固难徙的国家观念，君臣相得的美政标准，独立不迁的人格准
43、则，好修为常的道德规范1。1 周建忠.离骚“求女”研究平议J.东南文化，2001（11）.,最后，离骚抒发了“去”与“留”的矛盾与斗争。诗人在求女失败、上天入地无路可走的时候，请灵氛占卜，其结论为：出必有合，于楚无望；诗人怀疑，又请巫咸降神，结论为：远逝择君，速去可成。诗人因“恋楚情结”而生犹疑，继而自念，感到恋楚有祸，国无知音。三层推进，如出一辙，反复渲染“必去”之理念，正是势在必行于是诗人“历吉日乎吾将行”，诗人充分描写了这次出行的准备、原因、路线、地点，尤其渲染其行色：车马之盛，仪从之众，山川之广，心情之怡，而末四句则如苦人得喜梦，乍然惊醒，写出行的结果：“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44、”因留恋楚国、行而复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屈原作出去楚决定是他保美质、为美政的唯一出路；但强烈的乡国之恋始终使他狐疑犹豫，不忍去楚；在“势在必行”这个理论基础上作出的“行而复止”的伟大举动，是诗人剖明心迹、感悟其君的深刻而独特的一种方式，更是他的“恋楚情结”的必然表现。,第五章 九章,九章凡9篇，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关于九章的编辑，朱熹楚辞集注九章序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一般认为，九章9篇并非出于一时一地，而皆为“随事感触”、直抒胸臆之作。司马迁曾分别提到哀郢、怀沙两个单篇，至
45、西汉末年刘向编成楚辞一书，辑9首诗为一组，并定名为九章。刘向九叹忧苦云，“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清人戴名世读扬雄传亦提到，“离骚、九章皆忠臣爱君拳拳之意。”说明离骚、九章属同一性质的作品，后人将九章称之为“小离骚”。,关于九章各篇的作年，一般认为是屈原一生历程的写照。陈本礼屈辞精义云，“九章则直赋其事，而凄音苦节，动天地而泣鬼神，岂寻常笔墨能测。”橘颂为屈原早年立志之作，惜诵、抽思、思美人三篇与离骚为同期作品，其余五篇作于被放江南之后，是顷襄王时期的作品。从内容上来看，九章中每一首诗都与屈原生活中的一两件经历有关，其感情基调与脉络与离骚互为呼应。,由于采取了“用赋体，无它寄托”（朱熹
46、）的创作方法，九章如实描绘了楚王朝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情景，描绘了楚国由兴旺走向衰亡的过程，揭露楚国宫廷群小蔽君误国的罪恶，以及他们尔虞我诈、相妒以功、排斥贤才的种种丑行。同时，也强烈地表现了诗人生不逢时、遭遇排斥打击、使其伟大理想破灭的痛苦与不平，抒发了他热爱祖国、忠于楚王的情怀，表现了坚持理想、保持廉正的美好品德，以及不随波逐流、秉德无私的高尚情操。此外，九章善于描绘楚地的自然风物，如涉江、惜往日、悲回风，都有精彩的景色描写，楚地山川的灵秀，在诗中得到充分展示，显示了屈原自然的审美倾向。,（一）惜诵 此篇作于屈原初被楚怀王疏远、尚未离朝远去之时。明代汪瑗云，“大抵此作于谗人交搆、楚王造怒之际。”（楚辞集解）蒋骥亦云，“盖原于怀王见疏之后，复乘间自陈，而益被谗致困，故深自痛惜，而发愤为此篇以白其情也。”（山带阁注楚辞）本篇与离骚前半部分描写有重叠之处，可以看出，离骚是在惜诵基础上发展、成熟的。此篇开头介绍创作动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是文学创作具有自觉意识的表现。而诗中“九折臂而成医”等名句，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