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旧”党争对周邦彦词的影响【文献综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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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毕业论文文献综述题目论“新旧”党争对周邦彦词的影响专业班级汉语言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扼要说明有关主题争论焦点)周邦彦,字美成,自号清真,钱塘人,生于宋仁宗至和二年。为人书隽少检,而博涉百家之书;好音乐,能自度其曲。他与属于旧党的苏门词人不同,在政治上是属于倾向于变法的新党。他28岁的时候因向神宗献汴京赋,歌颂新法,而大受赏识由太学诸生升为太学正。神宗死后,旧党执政,苏门诸君子纷纷回到朝廷,周邦彦则被挤出京城,到庐州,(今安徽合肥)、溧水(今属江苏)等地执政。等到新党上台把持朝政,苏门词人尽遭远贬,周邦彦又重返朝庭。晚年因与蔡京等人的瓜葛,又放外任,到隆德府(今山西长治)

2、,真定(今河北正定),顺昌(今安徽阜阳)等地做官。宣和三年病逝。周邦彦一生虽然没有遭到苏门词人那样沉重的打击迫害,但仕途并不得意,几度浮沉奔波于地方州县,深切地感受到漂泊零落的辛酸。“冷落词赋客,萧索水云乡”正是他生活处境和心境的自白。这种漂泊孤独,憔悴失意,是周邦彦词的情感基调。即使是在重返汴京在朝中为官时,他的心情也一直是压抑苦闷的,此中充满着“谁识京华倦客”1的孤独和“自叹劳生,何年经事,京华信漂泊”2的悲伤。周邦彦被后人誉为宋词的“集大成者”3,就词的搜求、审定、和考证方面说,他于北宋当年风起云涌的词坛现象,确有集成和创制的功劳,因此张炎在其著作词源中称赞说“古之乐章、乐歌、乐曲等,皆

3、出雅正。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迄于崇宁,立于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案月律为之,其曲遂繁。”4这种伟大的贡献和劳绩,则为前此所无。再就他的创作风格方面来说,其一身兼具过去许多词家的长处,。耆卿的慢词和铺叙,给他一个伟大的骨干,方回的艳丽,少游的柔媚,又给他一个外部的烘染,同时,他又兼采花间派和晏、欧一点深邃,遂形成了他个人的作品,一个圆融美艳几经锻炼修琢的才子和文士词。“党争”是我国几千历史中,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多少年来,大大小小的党争发生无

4、数,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的变革。要了解党争,首先要明白何谓“朋党”。“朋”字,说文解字谓之古文的“凤”字,曰“象形,凤飞,群鸟相从以万数。”“党”字,本为古代地方组织,周礼云“地官大司徒”掌管地方行政,管辖一“党”。时一“党”约为“五族”,有“五百家”。盖此五百家大抵为亲族姻亲,遇事互相协助、故“党”又有“亲党”和“党助”之意。所以,“朋党”之本意有一批人追随一位或少数领袖,形成组织,并互相协助。他们或有“共同理想”,或有“共同利益”。历史上东汉、唐、北宋、明四朝的党争。也就是所谓的“党锢之祸”、“牛李党争”、“新旧党争”、“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争”。历代党争,以上述四朝之党争为最。新旧党争是北宋

5、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围绕在王安石变法新政的执行上所引发的一场党争。新党支持新政,旧党反对新政。新政虽切中时弊,然朝中守旧大臣极力反对,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脩、苏轼等,王安石唯有引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而在这一运演过程中,“国是”观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起源上说,“国是”观念的出现同士大夫和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的意识难以分开。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甲申,神宗与司马光曾就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问题展开辩论,其最后的对答如下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

6、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5从儒学史角度来考析,在愈演愈烈的党争过程中,持有不同政见和学说思想背景的儒士集团逐渐提出了两大观念,尽管各自表述有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差异,但这两大思想观念又成为了北宋党争的基本理论依据。在党争的背景下,儒者文士的队伍也迅速发生了分化。因政见与学说思想上的歧义而形成不同的派别,出现了长久相持的新、旧两大党。当然,其分野绝不只是这些,党内也有分野。其两党,兹其大者一、范仲淹、欧阳修与“庆历新政”之党人。另者则为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正所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在新、旧两党的竞争中,受影响不只是简单的

7、政治层面。余时英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这场激烈的争斗中,文人士大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受影响者不在少数,恰逢其时的周邦彦也不会是个例外。北宋后期的著名词人周邦彦,一生宦海浮沉,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经历与一般的人不同,加之他以词的形式去展露自己的世界。加之“新旧”党争对他的影响。使其作品更加的倍受关注,成为了人们着力研究的对象。也因此原因,笔者对周邦彦的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新旧党争”影响的角度去理解周词,研究周词。并将其作为笔者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无论是那个时代的“党争”,都将会对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新旧党争”的整个过程中,徽宗时期影响最为明显,徽宗欲

8、以兼用两党,可两党的矛盾在长期的积累中不断膨胀,终走向了浪尖。在两个巨大的集团里,周邦彦的地位显然不是很高。从他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性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他在“党争”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思想内容上主要包含了一下几个方面一、表达男女欢爱,二是有关羁旅行役的创作,三是思乡伤老之作,还有就是少数的忧民忧国创作。艺术特性上,“浑厚和雅”是对其艺术特性总的概括,“混”是浑然天成的意思,“厚”是指其朴拙忠厚。宋人认为,被外物所触而有动于中为“情”,情感的未发状态或发而中节才能称之为“厚”。“和”是平衡变化的意思。对于周词,国学大师王国维则做出“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的高度评价。有关周邦彦和新旧党之间

9、的关系的争论焦点,争论者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周邦彦与新旧党争有关联,以孙虹、任翌为代表,在其周邦彦词选中评道“周邦彦壮年之前对新旧两党均无依附,哲宗元符元年(1098)六月十八日,周邦彦被召对改官,授秘书省正字,正式进入京官的行列。如果说,此前周邦彦的升迁都是循资渐进,但至徽宗朝,周邦彦屡次被越级提拔,晚年官位很快升至列卿(已至正四品),却与周邦彦此时交友多是蔡京集团中人(特别是与蔡京的心腹刘昺过从较密)不无关联”。6他认为周邦彦的“为人”与“为文”有一定的差距,背离了传统的“文如其人”的批评模式。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周邦彦年轻时就热衷功名,并且正是因为成就功名的年头,他中年以后才攀

10、附蔡京,使自己的品德白璧受污”;二是“周邦彦自视甚高,因而时有贫士失职、政治失意的怀才不遇之感”;三是“因为贫士失职和政治失意的激愤不平,周邦彦不时地会产生“拟泛九江船”(满庭芳)的出尘之想,但是这种想法永远不会付诸实践”。第二种则是孙虹、任翌的对立,反对周邦彦的创作与党争之间有关系。刘扬忠先生认为,周邦彦并非“为文”与“为人”不一的人,在他看来,周邦彦晚年官居正四品,纯属循资渐进的结果,并非因为攀附蔡京集团。在其作品周邦彦词选评中论道“还是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中的下述一段评论比较平实和中肯先生与熙宁、元祐两党均无依附,其于东坡为故人子弟,哲宗初,东坡起谛籍掌两制时,先生尚留京师,不闻有往

11、复之迹,其赋汴都也,颇颂新法,然绍圣之中不因是以求进。晚年稍显达。亦循资格得之,其于蔡氏亦非绝无交际。盖文人脱略,于权势无所趋避,然终与强渊明、刘昺诸人不同。”7刘扬忠先生认为“无论是从周邦彦的行事为人来看,还是从其作品所反映的实际内容来看,他都仅仅是一个与当时政治没有多大关联的极为纯粹的文人”8围绕周邦彦的焦点不仅仅只是所属何党,还有其派别的争论,这是三年中对周邦彦及其词研究取得的新突破。周邦彦曾出任大晟府提举官,使得大晟府在词史上蒙上一层炫目的光彩。诸葛忆兵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9一文考辨了周邦彦在大晟府的任职经历,澄清了诸多史实,有助于重新审视大晟府对宋词的影响。该文认为后人对周邦彦的误解的

12、关键点在于周任职于大晟府的时间及因此所发挥的作用。作者从周的履历和其他大晟府的提举官任期两方面加以考辨,认为周提举大晟府的具体时间,是在政和六年(1116)十月至政和七年(1117)三月之间,任期最长不超过半年,短则或许只有一二个月。此外,作者考证出,大晟府诸多重大举措,均与周无关;而且,周在大晟府期间与其他六位“大晟词人”(据有词收入全宋词者)鲜有共事与交游。这样,周对大晟府的贡献显得较小,澄清了自碧鸡漫志历词源而下的诸多不实之说。龙建国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10一文承杨海明的说法,将周邦彦归入大晟府词派,认为“大声”不仅是周对万俟咏词的审美评价,而且是周及其他大晟府词人共同的艺术追求。将周纳入

13、一定的流派,在群体透视与个案分析中全面把握周词的艺术追求、艺术渊源与艺术表现等是一个新的进步,其思维与视角的突破,实大有功于周词研究。诸葛忆兵大晟词风和北宋末年世风11一文称周邦彦为“大晟词人”。作者探讨北宋末年世风对周邦彦等人的创作影响,认为以周为首的大晟词人创作上呈现出某些共同特征,形成大晟词风。世风的谄媚、浮糜与趋雅相应地形成词风的谀颂、俚俗和醇雅。将周并入大晟词人,并据此而论其词风与世风之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词体内部的某些演化嬗变轨迹。二、主题部分(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一)对清真词与党争关系的研究北宋时期与“国是”观念紧相关联的最后一场激烈的

14、党争,发生在徽宗朝。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记之曰徽宗有意复熙宁政事,起居舍人邓洵武党京,撰爱莫之助图以献,徽宗决意用京,代曾布为右仆射。制下之日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顿首谢,愿尽死。(崇宁)二年正月,进左仆射。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时元祐群臣贬窜死徙略尽,京犹未惬意,命等其罪状,首以司马光、目曰奸党,刻石文德殿门,又自书为大碑,遍班群国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12此处所谓“两遭变更,国是未定”,第一次指的是元祐朝变更“国是”,第二次则指哲宗殁后、钦圣太后同听政的六个月期间(即

15、元符三年正月至七月)所发生之事。后者据史载为徽宗立,请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按时徽宗年十九)。帝泣拜,移时乃听。凡绍圣、元符以还,(章)所斥逐贤士大夫稍稍收用之。才六月,即还政。明年(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正月崩,年五十月13南宋以来,对周邦彦的关注呈逐渐加强的趋势,评价之间虽然有不满之词,但总体而言是越来越高,在晚清、民国时达到极致,有所谓词之“集大成者”、“词中老杜”、“两宋之间一人而已”等等赞誉。针对清真词和党争关系的研究,历史众说不一,王国维先生在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说“先生與熙甯、元祐兩黨均無依附,其於東坡為故人子弟,哲宗初,東坡起諦籍掌兩制時,先生尚留京師,不聞有往復之

16、跡,其賦汴都也,頗頌新法,然紹聖之中不因是以求進。晚年稍顯達。亦循資格得之,其于蔡氏亦非絕無交際。蓋文人脫略,於權勢無所趨避,然終與強淵明、劉昺諸人不同。”14王国维先生是做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论。然而在莊绰先生的鸡肋编有这样一段记载“周邦彥待制嘗為劉昺之祖做埋銘,以白金數十斤為潤筆,不受。昺無以報之,因除戶部尚書,為以自代。”15由此可见,周邦彦与蔡京的心腹刘昺关系甚密。王明清先生在揮塵餘話卷一中写道“周美成邦彦,元祐初以太学进汴都赋,神宗命之以官,除太学録,其后流落不偶,浮沉州县三十余年。蔡元长用事,美成献生日诗,略云“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公礼乐中。元长大喜,即以秘书少监召”16周邦彦的作

17、品,深受人们的推崇,多是赞美之声。然其与新旧党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的研究的焦点。刘扬忠先生比较赞同王国维先生在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中的观点,他认为“无论是从周邦彦的行事为人来看,还是从其作品所反映的实际内容来看,他都仅仅是一个与当时政治没有多大关联的极为纯粹的文人。”17孙虹、任翌则不赞同此说法,在其作品周邦彦词选中论道“周邦彦壮年之前对新旧两党均无依附,哲宗元符元年(1098)六月十八日,周邦彦被召对改官,授秘书省正字,正式进入京官的行列。如果说,此前周邦彦的升迁都是循资渐进,但至徽宗朝,周邦彦屡次被越级提拔,晚年官位很快升至列卿(已至正四品),却与周邦彦此时交友多是蔡京集团中人(特别是与

18、蔡京的心腹刘昺过从较密)不无关联”。18(二)对清真词内容题材及艺术特性的研究这是三年中对周邦彦研究的热点,不仅研究论文多,而且质量高。此外,对清真部分词作的鉴赏文章也多有妙解。曹章庆论周邦彦羁旅行役词的感情心态特征19一文运用心理批评的方法,指出周邦彦的羁旅行役词表现出两种比较突出的情感心态。一种是追忆心态,其内容是对故乡的美好回忆的向往,对故乡亲人,尤其是对情人、歌妓们的想念和相思。其特点是在仕途受挫以后,退回内心,一步三回头,默默地咀嚼着过去美好的情景,以作心理补偿。一种是悲抑心态,词人心中的悲苦寂寥往往不是直接地宣泄出来,而是把它埋入心底,强行抑制而造成的一种欲说还休、沉郁顿挫的心理特

19、点。“周邦彦始终没能像苏轼那样,以超然旷达的态度来化解政治上的挫折,而是竭力把这种悲伤加以压抑,潜流暗转,使人感觉此中有无限悲酸,但又无法说破。”这两种心态融合在一起,表现了一个品行正直、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在40多年苦海浮沉中痛苦挣扎的灵魂。陈磊从清真、白石词看宋代咏物词的嬗变20一文从清真与白石的咏物词入手,对宋代咏物词的嬗变轨迹作过程性描述。在喻象的选择上,清真词喜好以柳作为咏物的对象,来抒发他那郁结于胸而吞吐不尽,令人梦回魂萦的情怀,也造成了他词风上的“蜿蜒流美”。(田同之西圃词说)在喻象再现的手段上,周词素以“描写物态,曲尽其妙”(强焕片玉词序)著称,周词中的花卉类意象多半呈独枝状态,

20、以使词人描摹物态时逐一加以点染,词人作为超然于物外的独立角色,保持了颇为清醒的自我意识。虽然物象在词人带有移情色彩的观照过程中都被赋予了拟人化的形象,但客体与主体间的距离感却昭然可见。而正是这种空间上的距离感,才使词人得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物象的具体形态与外貌特征,才能以细腻熨贴的笔触再现出来。在比兴寄托的方式上,周词并不着意于寄托,表现出缘物起兴,情物交感的创作倾向,即所谓“感物言志”。孙家政勾勒,暗转,蓄势周邦彦词艺术三题21一文,总结了周词的艺术表现内涵。周词一般在慢词长调中运用勾勒,讲求谋篇布局,血脉意气,首尾贯穿。题旨勾勒出后,后面的铺陈紧紧围绕,形成一唱三叹之致。暗转手法在周词中运

21、用得极为成功,由于清真一生仕途坎坷,胸中块垒多于常人,作词喜制长调,自然暗转这种技法最适合表达内心抑郁不平,吞吐凝咽的情感。清真情深似海,作词喜欢蓄势,使情满不得不发,使无限情怀,最后展露无遗。勾勒、暗转和蓄势三种技法在周词中结合运用,把柳永慢词的直线型章法结构转变成网状结构,形成自己的独特抒情范式。清真“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对周邦彦的艺术规范,今人论述较多,王兆鹏提出“清真范式”,并在宋词流变史论纲中作了总结,王文对清真词的章法结构、句法炼字和音律诸方面作了阐释。作者认为清真词的章法结构,由柳永词变化而来,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

22、性的回环往复,过去、现在、未来和我方、他方的时空声景交错叠映,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清真词炼字的主要诀窍是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同己出,而意境更新,音律方面清真更是严格规范,用字分平仄,仄字中严分上去入三声,使语言字音的高低与曲调旋律的变化相结合。关于清真词的雅,论述较多。罗章从柳、周、姜词结构看宋婉约词的雅化过程22一文较有特色。作者认为周词结构在词雅化中的重要意义是矫变了柳词的平叙结构,清真的这一改变,被视为一种进步,一种雅化的努力,此种结构方式即为“腾挪之法”,不直接抒情,闷住情感,转而研究理性,援用“腾挪”的技术性布局。这种需要反复咀嚼方能领会的结构方式提纯了风月情事中“

23、情”的成分,降低了恋妓内容的刺激强度,有着明显的雅化功用。从审美角度观察,“腾挪”构筑了层层脱换的有意味的形式结构,形成了深深包藏的表现风格,这是将宋代文人极为洗炼的趣味感觉深深融合词这一样式的本来面目或纯粹抒情的质以后所产生的全新境界。关于清真艺术上的问题,研究的视点趋向多元化与交叉化,在历史还原的基础上,体现出清真词作为当代存在的意义。更为深广的研究有待今后的努力。关于对清真词作的赏析文章,三年中共有5篇,都写得文辞优美,给人双重享受。集中在对清真名作的赏析上,从题材内容、思想情感、艺术技法诸方面都有精到的描述。其中以黄维华浅说周邦彦节序词解语花元宵的造境技巧23一文较有特色,显出较高的水

24、平。作者对清真词中的本事及用典阐析精微,并且能旁征博引,将全首词解析得让人尽知其味后觉味之无穷。点明清真此词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在于咏节序而又说尽人间风情,以常人之心写出了常人皆能感之的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三)对周邦彦的词史地位的论定对周邦彦词史地位的探讨,近二年涉及的论文较多,其中以蒋哲伦论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24和杨万里论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25为代表。蒋文对前人“集大成”说提出异议,认为在周氏之前,苏轼等人“以诗为词”,已经对词的传统作了很大的突破,但他并没有接受这方面的成果;在他之后,辛派词入沿着苏轼的路子继续开拓,更有发展,也决不是他的词风所能包容得了的。从后面这个角度来看,周氏

25、尽管“精工博大”,毕竟够不上“集大成”。此外,作者重点从词史演进的角度论述周在词体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周作为“词人词”的最大代表,在词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同时,作者指出将清真斥作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词风开启者的做法,则不仅无视于其词内蕴的深情远意,实际上也反映出对词史的演进过程的偏颇之见。我们不必完全同意“集大成”、“正宗”之类的封号,但其继往开来之功不可磨灭。杨文从清真词在宋代被理解和被接受的过程来考察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以此论证周邦彦在宋代的词史地位。作者从宋人对清真词的评价和有代表性的宋人创作实绩两方面入手,对清真词进行历史面貌还原的阐释。宋人对清真词的评价,从三方面

26、探寻一是宋人词集序言或提要,二是宋人词话,三是宋人选宋词;从宋代词人的创作实绩来看,宋人学清真未得其真。通过两方面的考察,作者勾勒出清真在宋代的接受过程,并总结出三点结论一、清真词名,始盛于殁后80多年,在此以前,词名并不显著;从南宋中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南宋末,清真成了词坛的领袖,开始了统治词坛几百年的历程。二、宋人学清真往往只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忽视了从词藻、词法、词律等方面去学他,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地了解他。广而言之,每个时代,只会依据自己时代的特点与风尚来理解和接受历史上的某位文学家或某种文学传统。三、清真词集词体之大成,最为词家雅词正宗。谈周邦彦在词史中的地位,不能不涉及到周在词雅化中

27、的作用及其艺术成就。近年关于这个问题论述较多,依然集中在“集大成”或“结北开南”上,如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26一文认为“词史之流变,赋予周邦彦的使命,正是上承苏轼的雅格,并完成这种雅化之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清真词中的每个字,似乎都经历华夏几千年文明之酒的浸泡,洋溢着几千年文明的高雅之魂。”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27一文以代表词人为纲,对宋词的发展流程作了概括和总结。作者认为周邦彦注重词的章法结构,使词的艺术规范性得以提高,因而周最大的贡献,即在于对词艺的规范化。三、总结部分(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对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无论是王国维先生比较中肯的评论

28、,还是其他人的纷说不一,都隐含着这样一个信息,周邦彦的一生,并非出淤泥而不染。而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背景下受党争的影响,其影响出现在他的现实生活中,同时也出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到了徽宗时期,将章惇则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试图化解新党争,但党争已是无可化解。徽宗只好启用蔡京。蔡京当政,与宦官童贯等勾结,立“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等人一一定为奸党。千百年来,党争一直没有休止过,就算是在很远的将来,党争也未必会消失,因为共产社会永远都是个未知数,没有确切的定位。对于党争带来的影响,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在周邦彦的前半生,看起来似乎与新旧党争没有多大的关联,实则不然。正如孙虹先生所言,周

29、邦彦一生热衷于对功名的追求。在他的前期作品中,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政治的失意,很多作品都展现了对现实的不满和人生的不得志。到徽宗时期,蔡京集团占领了朝纲,党争在这一时期完全没有平衡性,周邦彦和蔡京集团来往甚密,这与他内心对政治的追逐有很大的关联。我们今天看周词,不能因为他后期“人”“文”不一而否定他,“恰恰相反,这说明文学的创作者可以持一己之主观标准塑造人物包括自我。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许能视此为作者创作作品时的人格分裂,它表现了人类潜意识中隐然求善的愿望。”我们今天研究研究周邦彦,不能只是揪住其人品问题不放,更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去体会他纤尘不染的思想内容,展现其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将词推向更高

30、的境界。四、参考文献(根据文中参阅和引用的先后次序按序编排)1刘扬忠周邦彦词选评,兰陵王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2刘扬忠周邦彦词选评,一寸金新定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3王恩宗评四题,徐州师范学院报1988年第1期4薛砺若宋词通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孙虹、任翌周邦彦词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页7刘杨忠周邦彦词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8刘杨忠周邦彦词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9诸葛忆兵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10龙建国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文学

31、遗产1998年第6期)11诸葛忆兵大晟词风和北宋末年世风(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12脱脱等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脱脱等宋史卷二四三神宗钦圣皇后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15、16罗忼烈清真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版,第592、580、581页17刘杨忠周邦彦词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18孙虹、任翌周邦彦词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页19曹章庆论周邦彦羁旅行役词的感情心态特征(广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20陈磊从清真、白石词看宋代咏物词的嬗变(复旦学报1998第6期)21孙家政勾勒,暗转,蓄势周邦彦词艺术三题(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22罗章从柳、周、姜词结构看宋婉约词的雅化过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23黄维华浅说周邦彦节序词解语花元宵的造境技巧(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4期)24蒋哲伦论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1期25杨万里论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26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二期)27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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