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攀枝花地震已造成 32 人死亡 四川 27 人、云南 5 人新华网北京 8 月 31 日电记者从民政部获悉，截至 8 月 31 日 23 时统计，攀枝花会理 61 级地震已造成四川、云南两省 80 余万人受灾，因灾死亡 32 人（其中四川省 27 人、云南省 5 人）。据四川省民政厅和云南省民政厅报告，截至目前，此次地震造成 467 人受伤，紧急转移安置 152 万余人；倒损民房 258 万余间；成昆铁路一度中断，攀枝花市 3 座大型桥梁受损，凉山州 3 座水库开裂；灾区部分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据悉，截至 8 月 31 日 23 时，四川省民政厅已向攀枝花市紧急调拨 1500 顶帐篷，并将于
2、9 月 1 日向攀枝花市增拨 1 万床棉被、向凉山州调拨 5000 顶帐篷和 1 万床棉被；云南省民政厅已紧急调拨 3200 顶帐篷和 3000 床棉被运往地震灾区。（搜狐新闻：2008 年 9 月 1 日，来源：新华网，文/记者李菲）华国锋生平:粉碎“四人帮” 时起决定性作用华国锋生平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华国锋同志在 70 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勤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
3、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品格和风范，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抗日战争期间艰苦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华国锋同志 1921 年 2 月 16 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原名苏铸，因革命工作需要，改名为华国锋。在学
4、生时代，他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发愤苦读，成绩优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目睹日本侵略者占领家乡的暴行，立志抗日救国。1938 年 6 月，他参加了山西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 2 月，他受组织委派回家乡交城县开展工作，先后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群众组织，领导群众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抗日武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党的工作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带领山西军民同阎锡
5、山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带领当地军民同阎锡山反动政权进行了顽强斗争，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他在指挥战斗中，采取武装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消灭、瓦解敌军，取得显著成绩，被中共晋绥分局作为经验推广。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领导了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纠正了土地改革中“左” 的偏差。他深入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清匪反霸斗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作出了很大贡献。1949 年至 1970 年在湖南 20 余年造福当地人民
6、1949 年初，华国锋同志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同年 2 月至 1956 年 3 月，历任中共湖南省湘阴县委书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地委书记。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基层经验，运用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广的方法，积极领导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同时抓好粮食收购、销售和管理工作，使当地农业较大幅度增产增收。1956 年 3 月，调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文教部部长。1957 年 8 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其间，他在贯彻“双百” 方针、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扩大统一战线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8 年 7 月，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
7、，主管农村工作。1959 年 9 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同年 12 月任省政协副主席。他参与领导了全省农村工作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强调贵在鼓劲和科学精神，做出了显著成绩。“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国锋同志受到冲击并被批斗。1967 年 7 月以后，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1969 年 4 月，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 年 11 月，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并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 20 余年，对湖南各族人民怀有深厚感情，致力于新湖南建设，为改变湖南面貌、造福三湘
8、人民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以身作则，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细致认真，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辛创业，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 。他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积极支持发展地方工业，支持发展杂交水稻，对湖南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为维护全省的稳定和维持生产秩序做了大量工作。1971 年至 1976 年亲临唐山灾区指导抗震救灾1971 年 1 月，华国锋同志调国务院工作，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参与处理
9、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 10 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1973 年 7 月，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同年 8 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他还在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输油输气管道建设，保证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5 年 1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 2 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和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
10、防项目的研制攻关工作。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同志逝世。2 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 4 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 年 7 月 28 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8 月 4 日，他亲临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1976 年至 1980 年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同志逝世
11、，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后，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 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 10 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
12、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 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1980 年后退下来以后注意调查研究1980 年 9 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 年
13、6 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 1982 年 9 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同志是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党的第十六次、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华国锋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注意调查研究，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他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搜狐新闻：2008 年 9 月 1 日，来源：京华时报，新华社）吴敬琏现身经济论坛仅谈改革 只字不提人生际遇市场化改革
14、：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8 月 30 日，刚从天津回京的吴敬琏又到顺义参加“市场化三十年论坛 ”。在这次会议上，他像往常一样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会议主持者在介绍他时说，“吴市场”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参与者，他的看法对于我们思考改革的未来，会很有教益。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了“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市场经济，还是重商主义？” 的主题发言。 他敏锐、直率、理性和缜密的言说风格，使会议室里充满了热烈的掌声和善意的笑声。在发言时，他对于自己的人生际遇只字不提，所论皆事关改革。会议间隙，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我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专访了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时报：
15、人们在描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叫“摸着石头过河”。您同意这个说法吗？吴敬琏：这个说法，涉及的是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最初几年，虽然在全社会范围形成了变革的共识，但是，改革目标还比较模糊。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体制目标。当时的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变革设想。不过在当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党政领导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国有企业和命令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作出了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在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以“包产到户”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经营；在保持公共财政与企业财务合一的前提下，实行“分灶吃饭 ”的财政体制，使各级地方政
16、府有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物资的计划调拨和行政定价的“计划轨”之外开辟出物资串换和协商定价的“市场轨”； 在国内市场的“大气候” 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经济特区” 的“ 小气候”来与国际市场对接。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的关键，就是在保持命令经济基本框架不受触动的同时，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因素作为补充。市场因素的出现，为一些有才能的人士积极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可能性，促使国民经济很快恢复。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更深远的影响，是形成了一种“双轨制 ”的制度环境。一方面，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存量部分）仍然按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另一方面，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虽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
17、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大体上是由市场导向的。中国经济时报：那么，在您看来，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逐渐明确起来，始于什么时间？吴敬琏：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是在 19841992 年期间逐渐形成的。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经济的旧体制的问题。到了 80 年代中期，随着变通性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一些不成体系的政策来“调动积极性”，并不能实现经济的根本性变化，相反还带来种种冲突和混乱。于是，就提出了需要探索什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这一重大问题。在讨论中，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大致提出了四种体制目标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
18、式（“改良的苏联模式 ”）；（2）“市场社会主义” 模式（“ 东欧模式”）；（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在 1980 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响逐渐消退的同时，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风。大体说来，在后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不过，虽然这两种模式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差别，但在当时命令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最终目标的人们，也往往认为在落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
19、弊。从 1984 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模式（3）的内容。这样，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 1984 年 10 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一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应当说，从这时开始，就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中国经济时报：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只有两个字的差别，但是，这个转变却花费了数年时间。吴敬琏：明确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 1992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四
20、大。在此之前，经历了一些曲折，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改革大辩论。但也正是这些曲折和辩论，使愈来愈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用市场取代计划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中国经济时报：不少学者用“增量改革”战略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但是，正如您最近一再指出的，增量改革战略也导致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2）由此引发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3）利用“双轨制” 以权谋私者的“ 寻租”活动日益猖獗，行政腐败广泛蔓延；（4）贫富差距日益扩
21、大；等等。吴敬琏：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在 19841992 年期间逐渐形成，但是改革的实际推进，仍然按照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做法，以“增量改革”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说，对于计划经济原有的部分（存量部分）不作大的改变，改革和发展着重在增量部分进行。增量改革战略对 80 年代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没有触动国有经济和改变“双轨制”的基本态势，就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为了克服经济社会领域存在的弊端，需要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用配套改革消除“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状态。在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后，1993 年 11 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22、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的新的改革战略，设计了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目标和实施步骤，要求在 20 世纪末把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从此经济改革进入了大步推进的新阶段。到世纪之交，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成为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 民营经济份额的提高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这种格局首先在沿海地区形成，然后逐步向内地延伸。凡是建立了这种所有制格局的地区，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社会投资迅速增大，内外贸易空前活跃，经济全面繁荣的局面。第二， 商品市场初步建立，要素市场开始形成，并在资源的有效配置中起到了愈来愈大的
23、促进作用。第三， 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初步建立。这一体系的基础在 1994 年的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中开始建立，使宏观经济管理当局有可能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总量手段调节宏观经济，并在 19941995 年反通货膨胀和19981999 年反衰退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时报：30 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因为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结果。然而，在改革目标上，至今还存在一些分歧，甚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的理解。吴敬琏：前面我们提及，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是“东亚模式”和“ 欧美模式”，两者都赞成搞市场经济，至于政府作用大小可以存而不论。
24、由于针对政府职能定位和国有经济地位等问题没有明确说明，这成为 80 年代改革目标模式上的模糊之处。早期这个问题不大，越到后来，这个模糊之处就越成为问题。它使具有不同倾向的人可以对这一目标作不同的解释。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理解。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政府官员，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 ”当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这种体制中政府强力干预的重商主义倾向。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确立宪政，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
25、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的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中国经济时报：在中国经济学界，您是最早提出警惕权力寻租阻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学者。吴敬琏：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运转，必须有其他制度的支撑。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宪政原则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
26、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 ，“ 搞掂”官员。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于贯彻”。按照邓小平的要求，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部署了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些改革也因为 1989 年发生的政治风波而中断。1997 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
27、这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进度十分缓慢。中国经济时报：根据您的分析，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和制度缺陷，导致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仍然面临着挑战。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些挑战？吴敬琏：好的。这些挑战从大的方面看有两个：经济的和政治的。先说经济。改革不到位使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得以持续。这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内外经济失衡加剧，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这方面的挑战，我在各种场合已经做出了比较详尽的说明。从社会政治方面说，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后果，则是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由于
28、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和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 1989 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额占 GDP 的比率高达 2030，绝对额高达 4 万亿5 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额，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995 年，李强教授的抽样调查表明，1994 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 043 的高水平，超过了国际上 040 的警戒线；世界银行2006 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 016 上升到目前的 047。中国经济时报：从您的分析中，我们明白，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
29、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现实中还存在着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改革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看法，据说还很有些“市场” 。吴敬琏：的确如此。近年来，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捍卫者对我国目前态势作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解释，以此对改革开放发动全面攻击，若干早已被执政党否定的旧思想、旧观念又力求利用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来，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亟待澄清。这就是引发 20042006 年“第
30、三次改革大辩论”的背景。在争论中，这些人利用广大群众对腐败等问题的正当不满，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的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的“资产阶级改革路线”（“ 资改路线”）所造成。据此，他们主张摒弃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重举以“阶级斗争为纲” 和“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 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中国经济时报：有人相信吗？吴敬琏：虽然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蒙蔽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煽起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风潮，在意识形态这个他们自认的世袭领地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一旦他们亮明了自己的底牌，即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的时候，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这样或那样意见，但不反对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离他们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