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与税收筹划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从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三种不同的管理层激励角度，研究其分别对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税务筹划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货币薪酬、持股比例与公司税务筹划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且货币薪酬的影响程度大于国有上市公司；在职消费程度与税务筹划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货币薪酬与税务筹划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持股比例与税务筹划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在职消费程度与税务筹划程度并不显著相关。下载 关键词：管理层激励 税务筹划 上市公司 一、引言 作为公司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管理层行为对公司价值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在信息不对
2、称的环境下，各种代理问题广泛存在。如何对管理层进行激励，增强管理层与相关者的利益一致性，降低代理成本，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命题。管理层激励可以分为三种：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以及在职消费。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 Murphy， 1997；魏刚 2000；Grabke-Rundell & Gomez-Mejia， 2002；李增泉， 2003； Duffhues & Kabir，2008；方军雄， 2009；周仁俊， 2010）。多数学 者都认为，管理层 “ 显性激励 ” ，比如货币薪酬以及股权激励对公司的价值有促进作用；而 “ 隐性激励 ” ，比如在职消费则会减少公司价值、降低经营业
3、绩。税务筹划是提高公司经营业绩、提升公司价值最重要的途径之一。通过税务筹划降低公司实际所得税税负以达到实际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仅仅追求账面上的利润最大化，是股东希望并且要求管理层处理好的问题。 Gupta 等研究发现，公司对管理层的激励会影响管理层做出的税务决策，高额激励报酬促使管理层主动采取措施，来争取更大的公司税务利益； Mihir A.Desai（ 2006）认为，更高的激励补偿 有助于使得委托者和代理者的激励保持一致，而且使得管理层在通过税务筹划增加公司收益方面更加主动；但是，不同类型激励对管理层激励效果不同，在不同股权结构上市公司中也有效果的区别。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业绩考核和
4、公司最终经营业绩挂钩。他们所追求的是税务成本的节约带来实实在在的现金流增加。可以说，税务筹划是他们提高经营业绩的重要途径。而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郑红霞（ 2008）认为，其最终控制为政府，导致了其具有较弱的税务筹划动机。本文认为，这三种激励会对不同股权上市公司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现有的文献当中，鲜有以 三种管理层激励分别对公司税务筹划的影响的研究，区分了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研究就少之又少。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学者都是研究在职消费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很少有学者研究在职消费与税务筹划的直接关系。本文集中讨论了管理层货币薪酬、股权激励以及在职消费对上市公司税务筹划的影响，并且，本文试图从非国
5、有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两种不同的对象分开研究，使研究结果更有价值。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委托 -代理理论，当股东与公司管理层信息不对称时，股东为了减少管理层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带来的代 理成本而与管理层签订报酬 -绩效契约。在该契约的约束下，管理层的货币薪酬由公司的经营业绩来决定。因此，货币薪酬激励被认为是促使代理人采取适当行动最大限度地增加委托人利益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周仁俊等（ 2011）认为，货币薪酬的激励效果是短期的，但激励效果却是立竿见影。这表明，管理层薪酬激励越大，越能激发他们为公司提高经营业绩、报效股东的决心。而通过合理途径减少税负成本以增大实际利润、扩大现金流
6、就是提高经营业绩必不可少的途径。 Gupta 等研究发现，公司对管理层的激励会影响管理层做出的税务决策，高额激励报酬促使管理 层主动采取措施，来争取更大的公司税务利益。本文认为，无论对于何种控股权的上市公司而言，加大货币薪酬激励能使管理层更努力进行税务筹划，进而提高公司业绩证明自己的管理能力以及争取更大的报酬。而对于不同控股权的上市公司，其影响程度却有不同。张天敏等（ 2010）认为，增加对管理层的激励会影响公司税务筹划决策，且公司的所有权类型对管理层激励与税务筹划之间的关系有显著影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周建安（ 2006）等人认为，股东是资产的所有者，拥有资产的自由转让权，同时能独享资产的
7、收益，这使得非国有上市公司股东拥有更强的内 在动力激励约束代理人。本文认为，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对职位认可感、政治意图的追求较弱，重心大多放在与利润、薪酬上，这促使他们更加关注税务筹划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制中的责任不明确，权责不对称，初始委托人无法拥有独享的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缺乏对管理层实施激励约束的内在动力，进一步加大了代理风险。而且，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不仅追逐 “ 经济人 ” 单一的经济利益目标，而且同样期望通过任职获得良好的声誉、职位的迁升、取得政治资本等社会目标。这将导致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追求的激励目标发生些 许偏移，使得提高以货币为基础的激励
8、不足以对管理层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姚艳虹（ 2006）认为，在国有上市公司中，非物质激励，例如培训机会、社会荣誉、职位晋升以及工作条件改善等对管理层具有比薪酬等物质激励更好的效果。郑红霞（ 2008）认为，国有上市公司面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更高税务筹划的财务成本，使得其采取的相对保守的税务筹划。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程度越高，其税务筹划程度越高 假设 2：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程度越高，其税务筹划程度越 高 假设 3：管理层货币薪酬对税务筹划的影响程度，非国有上市公司大于国有上市公司 随着当今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越来越分离，管理层
9、与股东之间的沟壑越来越大，使用股权激励就是缩小两者代沟的常用方法。周仁俊等人（ 2011）认为，股权激励有长期的效果，但由于预期时间过长且诸多不确定因素导致其效果稍弱于薪酬激励。但是，由于公司寿命也长，长期的激励更能缩小股东与管理层的沟壑。税务筹划是一项长期的活动，可以说是终身的义务，只要公司存在，就有纳税的义务。通过加大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能减少代理成本，刺激管理层更积 极税务筹划，提高其自身与股东的共同利益，避免管理层只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为自身利益损害公司利益。股权激励如何影响公司税务筹划，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些学者认为，股权激励会促使管理层采取更多的税务筹划行为
10、。 Berle（ 1932）认为，随着管理层对本公司股权份额的增加，管理层将会越来越趋向于广大股东的利益而非只顾个人私利。 Mihir A.Desai（ 2006）认为，更高的激励补偿有助于使得委托者和代理者的激励保持一致，而且使得管理层在通过税务筹划增加公司收益方面更加主动；而另一些学者持相 反观点。Hanlon 证实，对管理层采取税务方面的激励行为，并不一定会带来更高的公司价值，管理层激励报酬的增加会使公司税务筹划行为减少。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没有将不同股权结构的公司分别考虑。我国学者刘华等（ 2010）认为，当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增加时，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会采取更少的税务筹划行为，非国有上市
11、公司管理层则会更多税务筹划。这表明，提高以股票为激励不足以对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而能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起到非常正面的激励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 4：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股权 激励程度越高，其税务筹划程度越高 假设 5：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越高，其税务筹划程度越低 在职消费作为一种 “ 隐性激励 ” ，有时可以作为薪酬方面的弥补，一定程度上起到 “ 自我激励 ” 的作用。相比于货币薪酬是未被指定用途的激励，在职消费则是已经被指明了用途的激励，因而，是一种产权不完整的激励。货币薪酬由显性的合同规定，在职消费则缺乏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明文契约。陈冬
12、华（ 2010）指出，当市场化程度提高时，相比隐性的在职消费契约，货币薪酬契约成本可能减少的更多，因而在契约组合中会得到更多的应 用。罗宏（ 2008）认为，在职消费是一种隐性激励，是薪酬的一种替代选择，它使管理层自身的效应最大化，而非增加股东的财富。陈冬华（ 2005）认为，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在职消费水平大大超过其薪酬。这表明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薪酬水平受到管制，他们利用职权用在职消费弥补了其薪酬的不足。王满四（ 2006）认为，在职消费激励效应有显著的负作用。黄文华（ 2008）认为，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负相关，因为在职消费的代价超过了其能带来的收益。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公司文化中形成了一
13、种 “ 消极 ” 的氛围，影响管理层高效率的工作。另一部分 更重要的原因是，管理层有了在职消费的权利，这部分权利代替了薪酬上的追求感，即使公司经营业绩不善影响到了管理层的货币薪酬，管理层仍然可以通过在职消费来弥补。即，在在职消费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并且可以弥补货币薪酬不足的情况下，经营业绩与管理层收益低度相关，管理层不会足够关注税务筹划的程度以提高税后利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 6：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在职消费程度越高，其税务筹划程度越低 假设 7：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在职消费程度越高，其税务筹划程度越低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 文选择 2007 年至 2009 年 A 股上
14、市公司为样本，数据来源于聚缘数据库。对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剔除：剔除 ST 及ST*公司；剔除金融类公司；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最终得出了个 934 样本，其中 360 个为国有上市公司， 574 个为非国有上市公司。所有结果由 SPSS 18.0 进行分析。 （三）模型建立与变量定义 为了排除建立非国有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虚拟变量对模型的影响，本文采用同一模型分别代入数据方法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 0 是截距项， i 是自变量的估计系数， a 是回归残差。这里要解释的是，由于管理层的薪酬与股 份一般在年末获得，影响的是下一年的税务筹划，所以模型中考虑了时滞性。而在职消费影响是当年的税务筹划行为，因此
15、其不考虑时滞性。被解释变量 “ 公司实际所得税税负 ” 用 ETR来代替，其意义为 “ 所得税费用与息税前利润的比值 ” 。因为税负是和上市公司经营利润有关，不能仅仅追求绝对低税负而忽略利润，因此，用它们的比值是表示上市公司税务筹划程度较好的方法。 ETR 越高，代表税务筹划程度越低； ETR 越低，代表税务筹划程度越高。另外，考虑到模型的简洁性，未注明时间的均为当期变量。变量的含义如表（ 1）所示。 三、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利用 SPSS18.0 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出结果如表（ 2）所示。由表可知，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货币薪酬均值分别为 303.3188（万元）
16、、 329.2446（万元）；持股比例均值分别为10.21%、 0.89%；在职消费比例均值分别为 11.93%、 9.03%； ETR均值分别为31.77%、 26.67%。可以得出结论：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持股比例、平均在职消费程度以及实际税负比国有上市公司高，而平均货币薪酬比国有上市公司低。 （二） Pearson检验 利用 SPSS18.0进行 Pearson检验，得出结果如表（ 3）和表（ 4）。由表（ 3）可以看出，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货币薪酬、持股比例与实际税负显著负相关，即与税务筹划程度显著正相关，在职消费程度与实际税负显著正相关，即税务筹划程度显著负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上
17、市公司规模、财务杠杆与净资产收益率均与实际税负呈负相关关系。由表（ 4）看出，在国有上市公司中，货币薪酬与实际税负显著负相关，即与税务筹划程度显著正相关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上市公司规模、财务杠杆与净资产收益率都与税务筹划程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回 归分析 由 SPSS18.0 进行线性回归处理，得出结果如表（ 5）。可以发现：（ 1）对于管理层货币薪酬（ AC），在两种上市公司中都与被控制变量 ETR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与税务筹划程度是正相关关系，且非国有上市公司其 t 值绝对值（ 3.211）比国有上市公司（ 2.766）大，说明在非国有上市中，货币薪酬对税务筹划程度的影响
18、更大，验证了假设 1、假设 2 与假设 3。（ 2）对于管理层持股比例（ MSR），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其与 ETR呈现的是显著负相关关系，与假设 4一致；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结果显示其与 ETR成正相关关系，即 持股比例越大，税务筹划程度越小，也验证了假设 5。（ 3）对于在职消费程度，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其与 ETR 是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与税务筹划程度呈负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 6；但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其与 ETR 并不显著相关，拒绝了假设 7。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货币薪酬、持股比例与公司税务筹划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且货币薪酬的影响程度大
19、于国有上市公司，即货币薪酬或持股比例越高，管理层越努力进行税务筹划；在职消费程度与税务筹划程度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在职消费程度 越高，管理层越不努力进行税务筹划。第二，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货币薪酬对税务筹划是正相关关系，即货币薪酬越高，其越努力进行税务筹划；而持股比例却呈现出与非国有上市公司不同的特点。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实际所得税税负越大，表明其进行税务筹划程度越低。而且，更高的在职消费也不足以影响管理层去进行更好的税务筹划。这可能和其股权性质有关。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不仅仅帮助公司追求利润，他们自身还有政治野心、渴望良好的名誉以及职位的迁升，再加上政府的 “ 保护伞 ”
20、 ，持股比例以及在职消费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 进行更好的税务筹划。根据结果可以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适当激励是非常有积极作用的，股东应该在适当范围内尽量提高货币薪酬与股权激励程度，以最大程度减少代理问题。同时，控制管理层的在职消费额度，对股东起到保护作用。第二，结果证实了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该结果也证实了国有上是公司的激励目标是多元的，政治意图和职位提升与经济利益目标并存的同时，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的效果都将大打折扣，应当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否则带来的成本会大大超过收益。 参考文献： 刘 华、刘江、张天敏，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避税关联关系的实证分析，涉外税务 2010 年第 12 期。 刘华、张天敏、何凌云，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避税，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10 年年第 10 期。 周仁俊、杨战兵、李礼，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相关性，会计研究 2010 年第 12 期。 罗宏、黄文华，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管理世界 2008年第 9 期。 郑红霞、韩梅芳，基于不同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税务筹划行为研究，中国软科学 2008 年第 9 期。 陈冬华、梁上坤、蒋德权，不同市场化进程下高管激励契约的成本与选择：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会计研究 2010 年第 11 期。 （编辑 虹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