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考”正在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浪费对公务员而言，专业素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的职业精神和责任心。 国家公务员考试被称为第一考，成为比高考更重要的改变社会地位、跻身体制，寻求上升的主要途径。由此，它引得无数“有为”青年趋之若骛。据统计，近年的公务员考试每年的报考人数都创新高，竞争越来越激烈。今年报名人数超过 141 万，总体竞争比例达到 87.3：1，录取比例达到 59：1，个别职位考录比接近 4000：1。地方公务员考试也同样竞争激烈，北京 2010 年处级公务员选拔笔试为 70001 人争 194 个职位。 从积极方面说，公务员考试的公平性、透明性，相比“跑关系、走后门、递条子”乃至指定
2、、 “接班”等官员选拔方式，不仅避免了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腐败和交易成本，就此而言，它是所有其他录用方式中最经济的方式，也是选拔风险和代价最小的方式；而且从结果看，确也能够为国家机关招募一批优秀人才。此外，它还是实现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这一宪法权利的基本途径。让所有公民平等地获得担任公职的机会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然而，凡事有利则有弊。从消极方面说，随着社会流动中的上升通道因为财富、身份、阶层等外在的因素被阻滞，公务员考试作为为数不多的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也受到了社会越来越多的重视，从而人为放大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各种弊端。其中最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公务员在
3、招录过程中由于缺乏成本意识，导致社会资本与财富的巨大浪费。 首先，从公务员使用看，过高的超越公务员岗位所需的录用条件，导致社会人才和资源的无谓浪费。公务员尤其是低级公务员从事的多是一些日常性、事务性工作，是“规定动作”而不是“自选动作” ，因此，它更加强调经验而非学历，除了少数专业性强的岗位外，学历并非越高越好。但现在各级政府对公务员的要求，动辄强调高学历，本科可胜任的非要硕士，硕士可胜任的非要博士。从人才资源的配置来说，这是一种错配，它会造成两方面的浪费。 一方面，学历越高，工资即政府支付给人才的成本相应也高，如果该职位一般人才就可胜任，就造成公务员使用成本的浪费；另一方面，若很多高学历人才
4、进入政府后，学非所用，或成为政绩工程的摆设，难以发挥实际价值，那么，也会导致公务员使用的机会与间接成本偏高。像我国有近一半的博士进入各级国家机关，无疑是国家宝贵教育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 学历不等同于政府管理能力，以为学历越高，管理能力越强，是一种误解。对一个公务员来说，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的确有助于他更好地做出决策和管理，但这并不等于非要高学历。因为决策和管理能力是一个包含范围很广的集合，它包括对大局的判断能力，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关键时刻敢于拍板的能力，等等。而这些不是通过硕士和博士的学习就可得到的，它更多来自于实践，是长期锤炼的结果。 对公务员而言，专业素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的职业精神
5、和责任心。没有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个人文凭再高，专业素养再好，又能给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相反，盲目地强调专业和学历，不但会助长公务员的文凭攀比风，强化学历或文凭等于能力的观念，弱化公务员的责任心；还易引起其他社会领域对高学历与专业的苛刻要求的效仿与追求。 其次，从公务员招录过程及事后培训看，经济成本巨大。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余仲华、杜新宇曾以 2006 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为例，计算出用于每个招聘职位的平均成本在 2.6 万元左右。这还只是招聘一个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普通公务员的成本，并非政府直接财政投入成本。近年来，随着物价水平提高，上述费用也水涨船高。比如，现在公务员
6、考试培训的费用动辄每天就几千上万元。尽管如此，从经济学角度考虑，新进公务员能否在岗位上创造出超越招聘成本的价值，还不一定。人们经常看到的倒是高分低能，考试成绩很好但实际工作能力很差，不太胜任公务员工作，从而造成公务员队伍素质不高。 除此外，公务员招录的其他成本也很巨大，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它包括公务员招录考试的产业化、考生的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等。另外，国家为公务员支付的经济成本还包括公务员录用后的各种培训和学习。如果把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对各级干部和官员的培训和学历教育算进去，国家为此花费的费用更无法估算。 第三，从公务员的选拔机制看，由于缺乏民主和外部监督，公务员的选拔与评价已沦为一种与社会隔
7、绝的自我循环，导致政府绩效低下，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严重不足，这也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现代公务员制度一般以考任制为基础，在公务员“进、管、出”三个环节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机制。但中国的公务员体制除了普通公务员的进入需要考试、从而带有一定的民主因素外，在“管、出”两个环节基本缺乏民主因素。 “管”主要表现为政府内部的自我监督和评价，外部监督和评价缺席， “出”主要表现为到年龄后的自动退休，没有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公务员辞退机制。 一般而言，政府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能中所产生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果，主要表现为行政投入和行政产出的关系；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
8、社会影响，主要表现为公共供给与公共需求的关系。在这两个方面，公务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职务的高中级公务员负有重要责任。但是，现实中经常出现为了完成某个“产出” （目标）而不计投入（成本）的现象。这里的根源就在于对公务员的监管和考核即“管”的环节一缺乏民主。现有的干部选拔制度，选拔者和监管者是同一主体，监管和考核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更多地依托于主体的品德自律而缺少严格的制度保障。 对不同种类的公务员，既没有建立职位分类基础上的区别考核，也没有严格依据公务员岗位责任制基础上的考核鉴定，尤其是，整个考核过程处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没有对民众开放，民意参与不够。因而，表面看起来考核标准很多，实际却往往流于形式，
9、依赖官员的自我评价，或取决于考核官员的主观判断。考核民主的不足，无疑会使得整个公务员系统成为一个自我循环、自我繁殖、为自身利益服务的集团，导致整个公务员队伍的工作效率低下，投入与产出严重不相称，并制造社会的信任裂痕。这其实也是一种巨大的成本付出。 最后，还有一个隐性的社会成本必须引起关注，这就是，当公务员热引发社会最优秀的人才打破脑袋进入政府时，会造成社会的生产和创新严重不足，从长久来看，导致国家失去创新力。诚如前述，公务员的活动在正常情况下，不过是在法律和给定的制度下按部就班地从事管理。这样的工作是不太需要创造性的，用不着具有创造性的一流人才来承担。因此，如果大量的高学历人才流往政府，在政府
10、机关从事着简单的事务性工作，为自己成为一个政府官员自豪，而不在最需要创新的科研、学校、企业工作，这将是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由于一流人才不从事创新性工作，生产和企业的创新也就无法持续，从而社会不能够增加新的产出，国家也会在竞争中因缺乏创新力而失败。 对公务员热的上述巨大社会成本，全社会尤其是政府并未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有关官员最近在接受访谈时就表示，公务员热不但不会阻碍国家发展，反而会起促进作用。中国的公务员与西方的公务员含义不同，我们的公务员其实就是政府官员，对转型时期追求高福利、高稳定、高权力预期的经济人来说，官员内含的权力、福利和“高含金量”自然最具吸引力。这就是多数人包括高学历人才千军万马挤入公务员队伍的原因所在。但对政府来说，不能鼓励此种趋势。 因此，要使公务员热的巨大社会成本最少化，首先要对这种巨大的社会成本浪费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其次改革和完善公务员考录体制及评价监管机制、提高社会其他职业的比较收益等，也同样重要。只有让政府权力从社会和市场的诸多领域退出，由社会和市场的力量主导配置资源，才可能真正遏制这种“国考”热背后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浪费。 编辑 叶匡政 美编 黄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