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建设世界城市”是个中国式的追求？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建设国际化城市成为中国近 200 座城市未来发展的目标。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也提出或趋向于建设“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 。在中国，建设全球化城市存在一种现实化的实践的需求，它是打破原有城市框架与局限，重新规划、设计城市新的格局的需求，是城市急剧扩大、功能升级换代的需求。但这一发展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国际化的发展之路。 设在英国拉夫堡大学的“欧洲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是全球权威的世界城市研究中心，他们创造了一种以数量方式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方法。
2、其大多数研究是关于城市内部结构和城市间相同性的比较分析。本?戴鲁德是这个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个小组认为，世界城市网络是在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城市之间形成的关系。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被模型化为全球服务性企业通过日常业务“连锁”城市，而形成的一种连锁性网络，跨国公司是此连锁过程的代理人。一个城市融入世界城市网络的程度往往说明这座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也与城市未来发展前景相关。GaWC 研究小组提出了用现代服务业中的财务、广告、金融和法律等 4 大产业来区分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及划分全球城市的方法，并运用于实际监测。据此，他们列出 4 大产业全球排名前几十位的跨国企业，考察它们子公司和分公
3、司在世界城市的分布情况，根据公司个数的多少和信息化程度将世界城市划分为 3 个层次：10 个 Alpha 级城市、10 个 Beta 级城市、35 个 Gamma 级城市。 对话与沟通讨论是当今城市研究的重要方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与比利时根特大学教授、英国拉夫堡大学“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重要成员本?戴鲁德就世界城市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对话和沟通。下面是他们的讨论。 金元浦：在中国，各界人士对世界城市的看法实际上有很多不同意见，并不是都认可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去争取或建设世界城市。你怎样看？欧洲有很多市民拥有很强的
4、公民自主意识，他们不想把城市建设得像纽约、伦敦一样，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环境、方式是他们熟悉的习惯的方式，他们不愿意变动。中国也有一些人持这种态度。你认为中国北京、上海建设世界城市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 戴鲁德：首先，我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唯一的、不可更易的。这要看中国自己怎样决定、怎样抉择，对此我没有发言权。嘉宾的演讲和主持人的介绍给我印象比较深刻，我感觉到这其实是一个整体愿望的问题。北京不想成为第二个纽约，而是要成为中国化的城市。我从三个演讲中能体会到中国想要建设中国特色的、不是第二个伦敦或纽约那样的世界城市。我不大确定这个想法是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西欧的社会科学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纯资本主
5、义的事情，而欧洲的社会科学是比较左翼的，也不会有人关注是否要建设世界城市这种讨论。而有意思的是，中国将此话题视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加讨论，这的确是“中国特色” 。在中国经常会谈及美国、纽约这样的城市，而对于欧洲来讲，却很少使用美国作为范例，因为美国人在欧洲人眼中是一个负面的、愚蠢的形象。不过纽约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具备欧洲的某些味道，有更开阔的思维。 金元浦：在中国建设全球化城市存在一种现实化的实践的需求，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课题。我们过去对于批判学派、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霍克海默等社会学界的派别和学者是非常熟悉的。也从过去的那种理论转到现在更具建设性、建构性的理论上来。在上个世纪 9
6、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像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持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同的社会科学的左派观点。但在那之后，我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知识分子日益介入到实际的社会建构中，尤其是在中国特定的转型时期。他们希望通过自己对社会建构的设计，使社会变得更美好。这个研究领域更实用，更具有现实性，而不是在高处空谈。因此很多知识分子和高校的学者与政府间建立了一种合作的方式。即借鉴现在的美国和欧洲，建立社会发展的“智库” ，为当下社会发展做些事情。在中国，智库的人数增加得很快。当然有些是市场化，有些是制度化，总之从事实践性研究的人数量越来越多。中国借鉴了许多欧洲政府“智库”发展的经验，包括 NGO 组织，有更多的人
7、介入到这种研究中来。在建设世界城市的问题上，中国有独特的国情，政府是最大的推动力量。回到我们的论题，上午你也看到，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管理者的思路和实际生活中的市民的思路总是不一致，你怎样理解这种紧张的关系？是不是越民主，世界城市的建设越没有可能？ 戴鲁德：当然是越民主，做一个统一的决策就越难。但是要自由民主并不是要停止规划。说到民主的确比较复杂了，它涉及到民主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欧洲现在很多人在与中国作比较时，也会将中国视为榜样，因为只要政府决定了，那么民众就会开始行动。不像欧洲，无论政府做出什么决定，总有很多人是反对的、不满意的。欧洲 150 年的民主和立法并不是很
8、复杂，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参与决定或终止一件事情。当面对建设世界城市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昨天晚上还看了一则数字报的新闻，是关于欧洲一个小城市扩建的提案，可以看出，管理者提议一个规划后，可能会有若干个社会组织和若干公民出席法庭，阻止整个程序，如果要大家都通过的话可能要等上 10 年，或者更长。因为制造阻力的方式方法太多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城市的扩建问题，但在世界城市建设问题上也是一样的，在欧洲会有很多人反对建设世界城市。而在中国，这种阻止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在欧洲建设世界城市的难度其实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人们遇到问题时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举例来说，在西欧和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观
9、念NIMBY，意思是“NotInMyBackyard” ，这是一个形容新发展计划受到该区或邻近地区居民反对的贬义词语。人们都认可全球化的城市建设及其好处，但是一旦这种建设危及到他们的个人生活，就不同意了。就如同人们都喜欢快速列车，但轨道必须建造在离他们 20 英里以外的地方。 金元浦：看来这种情形在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另外，从城市化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决策力角度来说，中国可能是一个好例子，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成为西方媒体反复批评的内容。你对此怎样看待？ 戴鲁德：这个问题太尖锐了，我只想表达一下我的个人观点，不想让其他人认为我在这里批评谁。事实上，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快速
10、发展和建设没有问题。很多人都说中国发展快是好事，因为这种观点至少说明经济结构有所不同，效果不一样。比如欧洲的经济就不能与中国的经济相提并论。所以很多人对中国的发展持积极的态度，并且通常的观点都认为中国只要发展好了，对我们也有好处。中国改革开放后，确实有更多的欧洲产品出口到中国。但我不这样认为，也许我是错的，我反而觉得中国的快速发展存在问题。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很多人时有怀疑，可能这并不是趋势，但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倾向。不是对经济的怀疑，而是对政治的怀疑，我的说法可能会令一些人不悦，举例来说，Facebook 在中国被关闭了，这对于欧洲人来说不能够理解。同样无法理解的是，不同的意见在中国会成为问题。中国越发展，地位就会越重要，那么需要解决的事情也就越多。人们很难将这些与他们不理解的事情勾连起来。当然，这也可能是文化分歧造成的，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同样，中国也不太能欣赏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对话者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 本?戴鲁德，比利时根特大学教授、英国拉夫堡大学“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重要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