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管：城市文明守护者不能承受之重大国的文明，体现之一是国家中心城市的文明。但在文明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中，文明的守护者不应该被不文明的方式所打击和羞辱，这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和进步的标准。 8 月 28 日下午，广州市城管执法局直属二分局。 “前些年，有的队员从来不敢拿制服回家洗。即便拿回去洗了，也不敢晾到阳台上，而是挂到阴暗潮湿的洗手间里” 和南风窗记者描述城管这个群体时，直属二分局政委张少东的话语中，透着无奈， “怕别人知道他们是城管，心里压力很大。 ”张少东说，同样是为公共利益执法，为维护城市的文明秩序做贡献，但城管的职业尊严感很低。 这和人们平时看到的城管不一样。8 月 24 日至 2
2、8 日，记者跟随广州城管的执法队伍，零距离体验这个“看起来很强势”的群体，体味了其中的百味杂陈。 不被理解的群体 客观地说，全国范围内，广州城管的形象还不错。但城管这个群体留给社会的感觉，就如广州市光塔街道城管执法队一位负责人和南风窗记者所说的那样“不是打人，就是被人打” 。 “这正常吗？”这位负责人说， “如果一个群体的社会印象普遍不好，里面肯定有问题，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 ” 当然，人心也是复杂的。有的居民，别人在他家门口乱摆卖，他投诉城管不作为。但城管在别处执法时，他们又说， “谋生不易，何必赶走他们。赶走了，我们买东西也不方便” 。同一个人，不同环境下有不同心态。这不是个案，是真
3、实而普遍的人性。 钱锦明是荔湾区昌华街城管执法中队的队员。6 年前，昌华街道泮塘路乱摆卖的情况突出。凌晨 3 点，小商贩就在马路上占道、霸位经营。他们要抢在早上 8 点半前，售卖一些蔬菜、水果和日用品等。 这造成泮塘路交通严重堵塞，公交车甚至无法通行。早上 8 点半后，小贩退潮时，留下一堆烂菜叶、烂水果、臭死鱼。而荔湾湖公园正门，就位于泮塘路上，一些前往公园晨练的老人常常因此摔倒。钱锦明告诉记者， “我就见过好几起，也帮扶起过老人。 ”市民对此的意见特别大。 为避免泮塘路的交通陷入瘫痪，每天凌晨 4 点，钱锦明就和杨健等工作人员过来劝离小贩。但一些小贩仗着人多，毫不客气地操起扁担和执法人员对峙
4、。面对执法，给面子的小贩，会挪一挪档口，不给面子的，继续装聋作哑。所以，每天凌晨，附近的街坊都会听到钱锦明苦口婆心地重复着的这些话， “我在这里乱摆卖，你开车或走路都过不了，你有没有意见？” ， “烂菜叶和臭鱼乱扔一地，老人摔倒，你说他们有没有意见？”钱锦明说， “累点无所谓，主要是别人的不理解，感觉心累。 ” 乱摆卖肯定不对，但对小贩而言，意味着切身利益。利益面前，想的和干的，就不一样了。面对执法，很多小贩祭出的招牌是“我们只是混口饭吃，不偷不抢，不要赶尽杀绝” 。确实，依靠劳动力谋生，值得尊敬。问题是：个人的谋生，能不能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更现实的是，如今城市里，很多小贩摆摊不只是为解决
5、生计的问题了，而是致富的问题了。他们的收入比执法人员、特别是协管员的收入，还要多很多少的净赚三四千元，多的每月赚 1 万多元。 很多小贩不再是老弱病残阶层，他们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包括一些大学生、白领阶层，晚上也去摆摊。和十几年前比，工厂以及社会上提供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多了，但出于自由和利润等因素的考量，更多的人愿意做“走鬼” 。 温一明是老广州人。他注意到，过去，做小贩的，八成是家庭很困难。现在，真正困难的，已经很少了。 温是广州市城管执法局越秀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2013 年 6 月，他在农林街城管执法中队上班，在一次劝离小贩的行动中，他遭到了女小贩“抓下体、扯衣服、掐脖子” ，甚至被用拖鞋
6、打脸。但个头超过 1 米8、身板健壮的温一明，始终保持克制。这一幕，被群众记录下来了，而且附近报刊亭的经营者也看到了。 温一明感觉自己被打的这一幕“很丑” ，但他还是站出来， “希望别人更好地理解城管这个群体” 。事实上，到了今天，这个群体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有时候，和朋友一起吃饭，别人介绍我是城管时，我还是有心理压力的。 ”温一明告诉记者， “感觉做了不少事，但名声还是不好” 。 张少东此前在广州市城管执法局负责队伍建设时，常到下面调研。文章开头提及队员不敢拿制服回家洗，或是洗了也不敢晾在阳台上，都是他在调研中了解到的。但他本身也有切身感受。 张少东从部队转业到城管上班时，他的领导听
7、说他去城管上班，和别人说了一句， “张少东人不错啊，就是转业的单位不怎么样” 。 张少东听了，心里挺难受的。这不是张少东一个人的体味，有时候，他的同事在参加同学聚会时，别人知道他们在城管上班后，有人开玩笑说， “哟，城管很强势呀！”还有的调侃说， “在城管上班啊，家里的水果很多吧？”潜台词仿佛就是， “城管很霸道，很强势，专抢老百姓的东西” 。 调研中，张少东还发现，一些工作人员不敢说自己是城管的，就说自己是建委的（城管以前的主管单位） 。他们的小孩在学校里，不敢说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城管的， “可能担心被别人看不起” ，张少东说。其实，一味地指责，别人并不能给这个群体如何执法才能有效管理城市给出
8、药方。 这是一个难解的结，一批批城管工作人员在巨大的付出之后，收获了满怀的失落。 他们干了啥？ “城市不应该管理吗？我们怎么了？”在一线干了多年的城管人员，也会困惑。在他们看来，别人执法挺顺，自己执法“顶心顶肺” 。他们中的很多人，常举例交警， “他们拍个照，开个罚单就走了” 。但城管执法却是一场“驱逐战” 、 “游击战” ，收获的，往往是骂声。 随着城市扩张和行业细化，编制不足，城管也招聘很多合同工充实队伍。但这些协管员收入低，一个月大概就 2000 多块钱。即便经常加班，一个月就 3000 多元。他们几乎没有周末，在小贩活跃的节假日里，他们更需要加班。即便这样，工作中，常常会被一些小贩或市
9、民指责。 “每天巡查都被别人问候你爹娘，脾气再好，难免有爆发的时候。 ”光塔街道城管执法队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风窗记者， “城管也是人，也有脾气” 。 温一明的脾气算很好了，但自从进入城管上班后，他也感觉自己的脾气“好像比以前大了点” 。 “社会对城管的评价，有好有坏，但赞的不多。 ”广州市城管执法局直属二分局的李冕达告诉南风窗记者，多年的执法之后，他至今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同是为人民服务，在别的单位，感觉就不一样。 ”李冕达说，他的内心很纠结， “干一样的活，为什么没有得到社会认可，难道我们真的就这么粗鲁、野蛮吗？” 所幸的是，在广州举办亚运会以及历次创文、创卫行动中，城管等部门的执法，带来
10、了城市面貌的焕然一新，这种改变正影响越来越多市民的看法，市民重新审视和认同城管的价值和意义。这对于执法工作的开展，有推动作用。广州市城管执法局直属二分局局长王跃进告诉南风窗记者， “没有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很难做好工作” 。 这点，温一明也有体味。他说， “在劝离小贩时，我要大声吼，让周围群众听到了、注意小贩了，然后再反复劝，每次群众都注意到我在做工作，但对方还是不肯走，他就处于理亏的地位。路过市民也帮着劝两句，小贩的底气就不足，也就撤退了” 。 泮塘路在轮番执法后，乱摆卖情况基本绝迹。对曾饱受脏乱差以及噪音影响的市民来说，执法带来了好处，所以在随后城管人员的执法中，得到了更多市民的支持。当然，
11、这是有代价的。钱锦明说，以前在劝离小贩时，有两个同事就被小贩咬了两口。和钱锦明一起劝离小贩的杨健，也曾被一个卖柚子的小贩朝杨的小腿砍了一刀。 被威胁更是常有的事。钱锦明常被小贩威胁说“要砍他十八段” 。钱锦明说， “有的就是动动嘴皮而已，你就让他骂吧” 。 看得开，也是因为不想得罪小贩。温一明说，小贩在暗，城管在明，随时有危险。因为城管执法每天都在固定的路段地方巡查，而小贩是流动的，他们要寻仇就很容易了， “可能打了你就离开这个城市了，但城管工作人员跑不掉”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管工作人员从内心里，也最不愿意和小贩发生冲突。 “没有人愿意和小贩过不去，我们也是为了生活，谁不想舒舒服服地上班、受
12、人尊重？”广州市城管执法局越秀区分局办公室一名陈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但不能因怕得罪人就不工作了，城市秩序和市容市貌需要维护。 在温一明看来，通常情况下，城管和小贩冲突时，最先动手的多数是小贩。这也是因为要暂扣他们的物品，容易发生拉扯，在人多的情况下，冲突很可能引发。冲突发生时，出于同情，人们常常不问是非，而是从情感上倾向于小贩，这对执法者也不公平。 “不管是谁，打人肯定不对。 ”温一明说，这种事情的发生不是一下子的，有个过程。通常，一天之内，工作人员要反复劝离、驱赶同一拨小贩十几次甚至是二十几次，但小贩回来和工作人员捉迷藏。上级领导巡查发现有小贩，又批评一线的人员说“为什么不驱赶小贩” 。 “
13、不是不驱赶，是赶不走。 ”温一明说，一线的工作人员还要面临扣钱等处罚。种种压力下，难免和小贩有摩擦，但背后的苦衷以及长年累月反复劝离小贩的工作，匆匆而过的人们，是不了解的。他们注意到的，只是冲突的那一刻。 在小贩眼里，城管人员挡了自己财路，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触犯广州关于市容环境卫生的规定，意识不到城管也是在执法。 换位思考 管了被骂，不管呢？ 执法人员至少为此承担三重压力，首先，小贩乱摆卖造成交通堵塞或脏乱差，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市民会投诉。其次，乱摆卖使正当合法经营者的利益受损。他们需要缴纳税费以及铺面租金，乱摆卖通常抢占了他们铺面门前的路边，截住他们的客流，对市场经济秩序是破坏的，也不利
14、于公平竞争，所以商铺经营者也会投诉。再次是来自领导的批评和上级考核。 管是必要的。据统计，广州街头，每月的流动商贩有 30 万人，其中广州户籍的只占到 9.7%，其余均为外地人员。广州市城管委负责人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要管理那么多小贩” 。 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城市文明秩序的建构，取决的，远不只是广州人自身。但这些年，广州的城市管理和文明秩序，还是出现了良好的局面。和国内很多大城市相比，广州的开放和包容，更是获得了世界赞誉。但广州的管理压力，这些年一直没有减轻。 广州市城管委提供给南风窗记者的一份材料显示：20 年前，广州市人口只有 800 多万，如今 1600 多万;20 年前，广州市行
15、政区域的面积为 380 多平方公里，如今，扩至 7400 平方公里;20 年前，城管执法职能只有 7 项，如今增至 340 多项，且还在增加。 这些不断增加的职能，很多是其他部门管不好、难管的，所以就给广州市城管来管。但广州城管执法人员只有 3000 多人，职能无限扩张和人员编制短缺的矛盾，十分突出。 这种背景下，将城市打造得文明、有序，确属不易。因为广州城管同样面临着和全国城管一样的缺憾从中央到省，没有条线下来，变成了“谁都可以踩一脚”的群体。 其次，城管组建时间不长。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市场经济逐渐发展，城管才在各城市相继出现。从中央层面，没有配套的法律法规，形不成全国的统一机构。 “
16、城管执法的职能和地位来源于行政条例、行政规定等，非高位法赋予，社会上称之为借法执法。 ”广州市城管执法局行政执法处副处长刘飞力说， “整个架构都还处于政府行政架构之外” 。这样，当城管执法部门需要其他职能部门协助查处违法行为时，往往得不到有力支持，地位尴尬，联动能力不强。 针对小贩执法，只是城管职能的一小部分。 “两违”查处、户外广告牌、泥头车、建筑工地夜间施工、余泥排放等整治，都属于城管的管辖范畴。查处夜间施工，深受百姓欢迎。但对小贩执法时，百姓争议很大。事实上，城管执法的困境，不只发生在小贩身上。比如涉及乱竖广告牌等情况，执法人员去敲门，业主常常不开门，而且还要报警。到电力、电信等部门或机
17、场施工工地检查时，城管也常常遭遇闭门羹。 广州市城管执法局直属二分局一中队队长张忠党告诉记者， “主要是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比如电力部门，他们有电力法 ，航空有他们的管制要求，即便让你进，也要办这个手续那个手续，感觉很尴尬” ，张忠党说。 直属二分局局长王跃进说，社会应多换位思考，而不是指责。事实上，过去这些年，广州从“一年一小变”到“三年一中变” ，再到亚运会举办的“大变” ，广州城管为市容、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文明秩序的建构，做了大量工作， “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 。 大国的文明，体现之一是国家中心城市的文明。但在文明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中，文明的守护者不应该被不文明的方式所打击和羞辱，这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和进步的标准。 所幸，广州，一切正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