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少数民族地区环境议题中的互联网动员情况研究摘要 国内大部分对环境传播进行的研究研究多以中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的环境议题作为研究对象，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注却不多，且研究大都缺少实地调研经验和一手资料。本文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环境传播作为研究案例，分析研究了在洱海治理这一环境议题之中媒介动员的实际情况。发现该地区对洱海保护有广泛的制度性支持，但是同时却因为强有力的制度性支持降低了群体的参与度。研究同时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集体认同感欠缺。在环保动员之中，互联网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少数民族地区数字鸿沟的存在和社会群体类型多样的原因，互联网动员的持续性受到影响。 关键词 少数民族地区；洱海保护；共
2、意性运动；社会动员；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 G209 文献标识码 A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较早对社会运动中的大众媒介进行研究的是西方学者托德?吉特林，他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进行了研究，并力图厘清混迹于当时社会各种力量消长态势与媒体多变的报道基调之中的潜在关系。甘姆森则强调了大众媒体对于社会动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诠释包”理论，认为新闻不再是媒介映射的外在之物，而成了复杂建构过程的结果。大众媒介在社会运动中的动员功能研究在西方已经早被关注，但是华裔学者林芬、赵鼎新却指出在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却与西方模式大相径庭。中国媒体通常在社会运动的初期就会努力试图冲破种种阻碍对社会运动作
3、出支援与正面报道，媒体甚至会积极介入社会运动，并以社会运动相近的形式集中报道一些社会问题以对现状作出冲击。国内学者孙玮就曾以中国环境报道为研究对象，分析研究了媒介运动标注、归因、表意的策略进行动员的效果。也有学者提出了传统媒体多“合理化”扮演理性动员的角色，新媒体则通过“建构认同”进行情感动员。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激荡，形塑并强化“共意” ，为诉求实现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本文侧重于对互联网动员进行研究并不是否认传统媒体在动员中的功能，或是将它们二者进行割裂，而是为了能更清楚地了解互联网为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变化。 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之中，现有的研究还难以在中国具体的情景之下对“共意性动员”进行
4、清楚的界定。但是因为“环保”具有“非零和型公共物品”的特点，使得它够得到大众、媒体和政府机构的广泛支持，这种特点使得环保行被归类到了温和的“共意性运动”中有了理论依据。已有研究对社会运动的类型界定并不清楚，各种定义五花八门，而媒体在不同的运动中的作用又有天壤之别。因此本位把环保运动作为对象，对互联网在共意性运动中的动员效果进行了研究。 本研究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为重点案例，观察环境传播与社会动员的关系，是因为地区特色和环境议题的特殊性。以往的研究案例多出现于中部或是沿海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策开放的区域，其研究结果并不能反应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案例地区的环境资源基本集中于县镇区域；其次大理已成
5、为典型的逆城市化现象发生地，大理居民多样化。本研究分析了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否成为影响媒体动员的因素。 以往的环境抗争事件中，运动多呈现“损害一维权”的行为模式，环境事件具有突发性，而运动也呈现出激烈、短暂的特点。但是大理洱海治理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议题，并不是突发性事件，而洱海保护的宣传也由来已久，洱海治理运动特点与共意式运动的特点十分契合。考察当地的媒体动员情况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长期议题中互联网动员情况。 下文所有访谈资料都是在大理和丽江两个城市进行实地调研时收集的，调研的地点包括了大理双廊、大理剑川、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访谈对象为 73 个随机抽选的样本，样本覆盖当地居民、常住居民以及游客，平均每
6、个人的访谈时间为 30 分钟，并进行录音，后期整理出共 3 万 5 千字访谈笔录。所用资料除了实际访谈笔录之外，还包括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的记录以及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到的相关数据，以及通过网络、文本等方式等搜寻到的相关资料。 二、作为动员工具的互联网 环境议题能够被受众选择注意、了解并采取相关的行动，前提是议题必须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让受众认为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洱海问题能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不仅仅只取决于客观事件的重要程度，另一方面则在于事件的意义如何被建构出来。在特别的政治土壤中，传统总体上更加趋向于保守地进行报道，或是保持沉默。报纸、广播或是电台都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对事
7、件进行定义，但是互联网的出现让受众变被动获取信息为主动，并且获得了能够自主“定义”议题的机会。自90 年代以来，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的研究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有学者对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后，归纳出了新媒体在社会动员的过程中根本改变了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以及框架过程的结论。 （一）互联网下的政治机会结构 很多研究把新媒体称之为“非建制媒体” ，这是因为互联网开放的、去中心化的结构特点能够使它绕过政府“把关人”的把关，脱离传统的信息流通渠道。互联网不仅给予了更加开放的政治参与通道，也成为了形成意见气候的场域。 2015 年 1 月 1 日，号称中国史上最严环保法的环境保护法出台，国家领导人
8、在这个特殊时期对洱海进行调研释放出了政治味道。面对本地和外地大量媒体的曝光，洱海问题被凸显为一个在新环境政策之下环境治理的典范，洱海治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当地政府城市形象建设工程。对 2015 年相关新闻新闻进行检索，截止到截稿日期 11 月总共有新闻报道 708 篇，洱海问题成为了全国范围内得到关注的“社会问题” 。 在传统媒体对问题意义进行建构的过程中，互联网也在配合实行动员，并且依循这传统媒体对问题的建构而改变动员策略。2013 正值环境问题爆发时期，大理州环保局开通“大理环保”政务微博。一方面， “大理环保”把环境治理信息及时的发布在网络上。它曾把大理洱源县双廊上面经营的 218
9、 家客栈的排查情况分别发布到了网上，向公众展示自己的工作结果。另一方面， “大理环保”也就具体的问题向一些热心的环保人士作了及时的回复。 在微博上一批积极分子对洱海情况进行自愿监督，如 2012 年底发生在双廊镇的“杨丽萍客栈排污事件” ，便是首先由网名在网络上进行披露。在该事件的过程中，对洱海保护热心的群众在微博上进行了积极的互动，网上舆论迫使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本人出面对排污事件进行了说明。政府则对该事件进行了积极的解决，并最终就该事件提出了对洱海周边客栈进行严格的排污监控治理。 网络与社会动员的关系紧密联系，产生于信息社会背景下的环保运动拥有开放的政治参与通道。面对洱海治理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10、当地政府并没有采取平时放任不管，临时出现问题才进行治理的应急模式，而是试图使用互联网建立一个规范的、稳定的、开放的沟通渠道来鼓励当地人进行监督。互联网催生的新的政治机会结构提高了群众动员能够获得收益的机会，开放的政治参与通道降低了群众的参与成本。开放的准人机制在获得一部分积极参与的同时动员潜在公众的参与。 （二）社会动员结构分析 在对“大理环保”政务微博进行长时间的关注之后，发现存在几个积极分子。之所以称其为积极份子是因为在为期两天的交谈和对他们实际生活进行观察之后，发现他们已将自己大部分闲暇时间、精力用于环保运动之中，并促成了几次运动的发生。经常与其产生互动，几个积极分子之间也经常进行内部的
11、互动。我们在调研中利用焦点群体方式对其进行访谈。 作为信息聚散地，互联网常常能够对特定议题进行长时间的持续关注，分散在各处的用户都能参与到对该事件的讨论之中，互联网成为维系某些群体进行固定互动的纽带。新媒体改良了传统的社会动员结构，在动员方面的重要性不仅仅被动员对象所重视，同样为动员者所重视。 （三）洱海问题浮出水面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洱海流域人口不断增长，造纸、化肥等企业开始兴盛，网箱养鱼和机动船迅猛发展，使洱海水污染日益严重。1996 年和 2003 年，洱海两次大面积暴发蓝藻，水环境与生态功能遭受巨大威胁。特别是 2003 年 7-9 月洱海水质急剧恶他，透明度不足 1 米，降
12、至历史最低，局部区域水质下降到了地表水类标准。蓝藻爆发期间，以“大理洱海污染”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新闻报道只有 1 篇，虽然洱海污染问题已经出现，但是媒体对其关注较少，报道中只反映污染的治理状况，并没有关注污染原因。 2010 年大理的旅游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三年井喷式发展使得洱海在 2013 年再次出现蓝藻爆发现象。该时期洱海的治理问题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对 2013 年相关新闻新闻进行检索，总共检索出 284 篇新闻报道。起初，新闻报道中多出现“洱海是我们的饮用水，是我们的母亲河” “洱海被污染关系到周边居民的饮用水问题”等话语进行报道，大众媒介追逐风险、诉诸情感、寻找灾难的本能与环保
13、主义高呼警觉的表达方式契合。因为关乎居民的生活用水问题，洱海水质问题很快地被推入社会关注之中。而到了后期，随着当地居民在饮用水上对洱海的依赖性减弱以及市场的入侵的原因，问题的呈现不再诉诸于居民饮用水的问题之上，而是更多的和当地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大理” “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生态旅游” “发展生态农业”等经济发展框架之下的报道占新闻报道的大部分，市场因素被潜移默化地套入了对洱海问题的报道之中。洱海问题在国家环境政策压力和经济压力之下被凸显出来，变为该地社会问题之中的“首要问题” 。在面对面访谈中，某政府官员提到了洱海是政府日常工作的“首要问题” 。 2015 年
14、1 月 1 日，被称为中国史上最严环保法的环境保护法出台，加之国家领导人在这个特殊时期对洱海进行调研释放出了政治味道。面对本地和外地大量媒体的曝光，洱海问题被凸显为在新环境政策之下环境治理的典范，洱海地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当地政府城市形象建设工程。对 2015 年相关新闻新闻进行检索，截止到截稿日期 11 月总共有新闻报道 708 篇，洱海问题成为全国范围内关注的“社会问题” 。 环境议题能够被受众选择注意、了解并之后采取相关的行动，前提是议题必须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让受众认为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的问题。洱海问题能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不仅仅只取决于客观事件的重要程度，另一方面还在于事件的意义
15、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社会问题被凸显、引起社会关注、受到相关组织的重视、受到社会公众的注意、问题最终被解决的过程中，媒体对议题意义的建构十分重要。 （四）影响动员反映的因素 在媒体的不断标注过程中，洱海污染问题从出现到成为被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媒体也在积极的寻找问题出现的原因，一方面诊断出洱海出现蓝藻到底缘由何在，另一方面则提出一系列对污染的治理方案。媒体对洱海污染原因的科学性分析、对洱海治理经验的推广都增加了媒体在对洱海问题标定和归因上的可信度。其次则是当地居民直接地经历了洱海水质从污染到改善的过程，并能够通过各种参与渠道参与进来，民众对治理策略有效性产生了真实感受。最后则是媒体在对洱
16、海报道叙事方面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主流话语，强调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框架能够唤起动员对象的热情。以上几个指标都影响了公众对动员的反应，使得当地政府推进洱海治理相关政策的时候得到了公众的配合和支持，进行得比较顺利。 三、 “共意”塑造的障碍 新的社会运动是一个不断塑造“共意”的过程，而环保运动因其特点，也能被定义为共意性运动。虽然互联网的出现为社会动员创造新的动员形式，但是互联网因为其开放的、去中心化的结构特点而变成了一个任何群体和个人都能够在其中争夺自身话语空间的场域，互联网动员的有效性往往和它所处的国家、社会、场域中社会力量博弈情况等因素相关。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治理是高原湖泊
17、治理典型，洱海环境的巨大改善使得治理经验成为了典范。洱海环保的动员能够得到一系列更广范围内的制度性支持、媒体对活动大量报道以及得到群体加入运动的承诺。即便如此，在洱海环保的共意塑造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一）数字鸿沟明显存在 从国内的环境抗争运动来看，例如“南京梧桐树事件” 、 “番禹垃圾焚烧事件” 、 “厦门 px 事件”等都发生于东部地区，居民媒介素养高，获取网络信息和发表信息的技能成熟。据调查统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 64.2%、30.1%，相差 34.1 个百分点（214 年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道 ） 。从全国范围看，城镇和农村的数
18、字鸿沟仍然存在。通过问卷回收的数据分析，大理周边的县镇居民在互联网使用率同样偏低，囿于当地居民成分特点，互联网动员的持续性受到影响。 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风貌和民族风情使得它们经常成为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逆城市化现象在大理显得十分典型，甚至出现两个新的名词用以形容在该地定居的外来人口“云归派”和“新大理人” ，在该地区，人口类型变得多元化。 2015 年 1 月于大理镇双廊县进行调研，在当地发放问卷共发放 1000份，剔除无效问卷 478 份，并对缺失值进行了处理，剩余有效问卷 523份。在问卷发放过程中，考虑到当地人文化水平无法完成问卷，因此采用了访谈的方式帮助其完成问卷。以下运用 sps
19、s 软件对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了频数分析，从表 1 中可以看到，大理居民在媒体的使用上还是以大众媒介为主要的接触类型，如广播、电视等，而微博、微信、论坛等，新媒体使用的人口并不多。在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之中，把当地居民分为了“当地居民，户籍在本地” “常住居民、户籍不在本地”和“游客”三种类型。当地居民多为白族，在当地居住时间超过 10 年；常住居民包括移居大理的外地人、本省移居者和常年居住大理的群体。把大理居民接触环境信息的途径分为了“广播” “电视” “报纸”等 10 种途径，使用软件对数据进行频数分析和多重响应操作得到表 2 的分析结果。在对比中发现“当地居民”在新媒体（网络、社交媒体）使用
20、人数占总人数的5.4%，而常住居民的新媒体之中人数则占他们总人数的 12.3%，使用广播和电视等大众媒体的人数在常住居民和当地居民之中都占很大的比例。 在当地，社会结构呈现出两个群体分化明显的特征。一部分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他们受教育水平较低，特别对其中一些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居民而言，在理解报纸和电视等大众媒介所传播的环境保护信息上存在难度，获取网络信息方面的技能欠缺。在当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地居民在面对环境方面问题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表现除了迷茫的神情，表示无法理解问题或是问卷中的信息。另一部分则是外来人口，这部分群体通常具备比较高的媒介素养，在使用网络媒体获取信息和理解环境信息方面表现相对
21、积极和熟练，媒体把这部分群体称之为“新大理人” 。 （二）认同感建构 集体认同感的构建是“新”社会运动最核心的任务。在共意性运动中， “我们”感被建构出来是保证运动能够持续进行并且成功的关键，认同感激励是社会动员的核心问题。环保主义运动的形成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既有的社会组织或是社区团体，因为原先组织的成员担心失去在组织中的身份，他们通常会提高自己对环保运动的参与率。譬如番禹垃圾焚烧事件，发起者是拟建垃圾焚烧场附近居住的居民，民众在媒体的动员之下， “认同”感形成，运动的主体被建构为“某某地方的人” 。虽然这样的认同感只存在于一定的地方范围内，对更大的利益并不关心，但是这种集体身份的认同感往往成为运动诉求被实现的关键。1.网络动员中舆论分裂。2013 年大理洱海蓝藻爆发，大理相关部门针对这个问题对洱海周边的排污进行停业勘察。2013 年 11 月中旬，60家客栈组成“双廊客栈联盟”对排污联合整治的行动发表了公开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