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资兴“变法”直击公务消费烈日炎炎的一个夏日中午，记者刚到资兴市，便遭遇了一系列意外：先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袁生权从一辆最多只有三成新的旧款普桑中走下来，开车的也不是专职司机，而是常委会副主任何亚忠；随后，主人带着几许歉意，将记者带进一家极为普通的土菜馆共进午餐。 与一些地方司空见惯的豪车接送、豪宴招待相比，资兴的接待规格似乎有些“寒酸” 。然而正是这些细节变化，意味着在资兴， “车子” 、“杯子”这两大不断抬高公务成本的顽症正被“治愈”之中。 合力驱动的艰难改革 多数改革都是无路可走后的选择，但资兴的公务消费改革并非出于无奈。在湖南，资兴市的综合实力在县一级位居第五，人均财力、人均GDP 位居全
2、省第二。去年，资兴财政收支平衡后还结余三千多万元。袁生权坦言：“如果我们想坐更好的车，提高接待的档次，钱还真不是大问题。 ” 没有钱的压力，资兴为什么还要推行公务消费改革？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李太海说，资兴市的改革有两大动力，一是来自中央的改革精神，十六大提出“领导职务消费改革” ，随后中纪委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公务消费改革” 。二是面对公务消费成本节节攀升甚至大大超过GDP 增长速度的严峻形势，市委感到必须未雨绸缪。 同时，渐趋强烈的民意呼声也让资兴领导层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不少老百姓抱怨：当官的屁股坐着一栋楼，一桌吃掉一头牛，他们为什么就不心痛？袁生权披露说，近几年的资兴市人代会上，人
3、大代表对公务成本看涨的局面不断提出十分尖锐的意见，要求人大加强财政审查监督，替纳税人看好钱袋子。 应该承认，资兴市的领导层对改革具有主动意识，而这种主动意识与中央精神、潜藏危机和民意指向形成合力后，资兴改革就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 强力校正“车子”跑偏 改革刀锋首先指向了“车子” 。据统计，车改前，资兴市共有 296 辆公务小车，每年耗费高达 2030 万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 10。 一次，资兴市所有市级领导集中进行封闭式学习。市委书记黄湘鄂趁机派人在市区走访，发现大部分市级领导的公车仍在街上跑，公车私用的状况触目惊心。资兴市车改办的调查表明，公车在使用过程中，办理公务、领导私用和司机私用各占三
4、分之一。一些领导干部外出旅游、钓鱼、宴请、娱乐，甚至连子女上学、丈母娘换煤气都让公车“买单” ，公车“跑偏”其实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此外，公车的修理费、汽油费等等也存在巨大漏洞，每辆公车的工作效率仅为出租车的五分之一，而养车成本却几乎是出租车的 8 倍。当地百姓戏言：“牛栏关猫，漏洞太大。” 起初，资兴车改试图先从乡镇、科局机关改起，因为“革下级的命容易” ，担心一开始便触及领导层的利益，会重蹈改革失败的宿命。不过，资兴市领导层最终还是下决心挑战这种宿命，资兴市 50 名市级领导全票通过了“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方案，带头“向自己的特权开刀” 。 在全国范围内，公车改革已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不过，
5、许多地方的车改并不成功，或沦为简单的货币“赎买” ，或变相提高了干部工资待遇。因此，资兴车改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设计是否合理。据资兴市车改办和接待改革办主任曾维岳介绍，资兴车改的主要措施是：取消市级领导专用车和各单位的公务用车，取消专职司机；按标准向市级和科局级领导干部发放交通补贴；鼓励领导干部坐社会上的运营车或自购小车，同时建立机关服务车队，领导干部如需用车，必须自掏腰包租用。 如果有干部拿着补贴，还利用权势、人情等因素，想方设法搭免费公车，怎么办？资兴市纪委随即出台了一系列监督措施，除了明令禁止领取补贴的领导干部到任何单位借用车辆、索要或报销费用，还建立了领导干部外出公务活动档案
6、，定期公布领导干部下基层的交通费使用情况如此，干部是否坐了“霸王车” 、 “人情车” ，一目了然。 2004 年年初，经过周密策划后，资兴车改正式实施。 理性抑制“杯子”涨势 在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一种摆不上桌面的心态：不敢多拿一分不义之财，但用公款大吃大喝却心安理得。为什么？因为公款吃喝在许多人看来只是小事一桩，而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吃喝问题而被问责的官员也极为罕见。 在资兴这座知名的生态旅游城市里，这样的官员心理一度也极有市场，由此导致公务接待费连年攀升，人大代表惊呼成了“无底洞” 。据统计，2002 年，资兴的公务接待费为 1100 万元，2003 年、2004 年均在1700 万元以上。最
7、典型的是，资兴一个仅有 60 人的小单位，10 个月的接待费竟高达 98 万元。 “公务接待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资兴市领导层意识到，公车改革后，公务接待改革必须迅速跟进，否则，行政成本不仅降不下来，而且可能危及车改成果。 2005 年年初， “资兴市公务接待制度改革办法”正式实行，其核心内容是对公务接待费用实行包干管理。按照公务接待量核定出接待费指标后，将公务费用直接分到市级领导和所有市直单位，由相关责任人控制使用，节约有奖，超支自负。 市委副书记李太海分到的公务接待费指标是每年 2.5 万元，这让他必须“量入为出，每次请客都要算算账” 。一次，李太海请工作人员吃饭时，有人按老习惯给每
8、人拿了一包烟，当时，李太海虽然只是以玩笑的口吻说“你们帮我省省钱” ，其实心里还真有些痛。 数据最具说服力 如今，资兴车改已实行了一年半，接待费改革也半年有余，已到了“让事实说话的地步” 。 曾维岳向记者提供了四组数据。第一，全市有 122 台公车列入车改范围，车改前，年均养车费用达 618 万元，车改后，发放干部交通补贴仅需 312 万元，两相扣除，节约开支 306 万元；第二，车改前，全市党政机关每年购置或更换新车 15 台以上，现在这项费用为零，直接节省购车费用约 300 万元；第三，车改前，每年向 122 个专职司机发放的工资补助高达 244 万元，车改后，机关服务车队通过竞聘仅留下
9、50 名司机，节约司机费用约 144 万元。第四，车改后，通过拍卖富余车辆，筹得资金 202 万元。上述四笔数字相加，资兴车改在一年间就取得 952 万元的巨大效益。 在公务接待方面，2005 年 1 月至 6 月，资兴市共花费接待费 421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近 300 万元，下降 41%。尤其是今年 1 月份，全市公务接待费仅花费 34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84 万元，猛降 71。 在资兴采访时，记者发现了三个富于意味的细节：一是资兴市四大机关都集中在一个大院，但院内小车已不足 10 辆；二是资兴市内新开了数家价廉物美的自助餐馆，不少公务接待都在里边进行，这在其他县级城市非常少见；三是
10、曾经生意兴隆的洗脚、卡拉 OK 等服务业，变得很清淡。一位洗脚城的老板叹气说：“没有了公款消费，连坐车也自己掏钱，我们的生意自然是一天不如一天。 ” 官场文化内质渐变 在许多人眼里，当上领导便意味着有专车坐，有了签单权。但在资兴，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传统的官场文化正在逐步消解。 特权既是利益，也是面子，有时候面子更能衬托出权力的优越感。记者发现，目前湖南县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坐骑”基本上是别克、广本、帕萨特等等，按照资兴市的财力，完全可以配置得更好。不过实行车改后，资兴的市级领导必须“抹下面子” 。资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袁生权告诉记者，原来给他配备的是辆近三十万元的三菱车，从家里到办公室只有 50
11、0 米，但上下班都是专车接送。车改第一天，袁生权便走路上下班。尴尬的时候也有，但和老百姓毕竟走得近了，民本意识也在潜移默化中悄然增强。 “既降低了开支，又有利于更好地决策，还对自己身体有好处，一举数得，还讲什么面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亚忠花四万多元买了一辆旧普桑，有人笑话他的车破了些，降低了身份，何亚忠并不在乎：“其实改革有时就是革自己面子的命，想通了，面子不过如此。 ” 曾维岳透露，现在市级领导坐出租车、公共汽车的多了，有的还乘摩的，还有 25 名市级领导已买了车，主要是二手车和十万元左右的小车，实用、节油、经济成为他们首先考虑的因素，面子问题早已抛之脑后。 而公务接待改革的推行，也把资
12、兴的官员们“逼”成了精算师。如今，资兴领导干部到省会长沙办事，多数已改乘大巴。李太海算了一笔细账：如果小车跑一趟，油费、过桥过路费、住宿费至少 2000 元，坐大巴来回只要 210 元，加上其他开支不足 500 元。资兴市一些领导坦言：原来签单时，常常大笔一挥，懒得多看几眼，现在必须看细点，该“抠门”时就“抠门” ；原先下乡时，大多坐着小车独来独往，现在却常常凑起几个人，一起租车前往，而且没有重要事务，轻易不再去打扰基层。 资兴改革的直接目标是降低公务成本，但随着改革的具体运行，却显出了提升执政能力的深层价值追求。无论是官场文化的嬗变还是民本意识的自觉，无论是强化公务成本核算还是建立权力制约机
13、制，都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和价值内涵。资兴“变法” ，显然还有更多的意义和效能值得期待。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改革者虽然昭示了未来的路径，但其命运常常是孤独的，多以悲剧的形式谢幕。举目全国，浙江车改已被叫停，广东车改也饱受非议，公务接待改革更是少有地方涉足，而资兴却试图一举攻克这两大“高地” ，未来是否存在变数？ 其实，资兴公务消费“变法”启动后，就出现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尽管改革到目前为止还算总体顺利，但这种怀疑情绪却提醒资兴的改革者，必须以理性的姿态应对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困惑。 “下改上不改” 、 “我改周边不改” ，资兴的干部群体已经出现了这种“孤军
14、深入”的孤独感。同时，公、检、法、司和垂直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未进入改革行列， “一市两制”让一些干部对改革产生了抵触情绪，部分领导甚至感觉自己“吃了亏” 。 目前，资兴公务改革的对象仍局限于市级领导和各单位党政一把手，包括部门副职在内的其他领导干部尚未纳入其中，这也造成了新的不平衡。看来，如果不兼顾各方利益、不扩大改革的涵盖面，改革就会缺乏后劲，乃至失去民意基础。不过，在深化、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如何防止改革措施异化成变相福利，却可能成为改革者难以跨越的一道沟壑。 资兴的改革方案虽然得到省纪委的同意，但还不能说获得了最具公信力的法治保障。如果改革方案采集了更加广泛的民意，并获得人大授权，公信力便不会受到质疑。事实上，抑制公务消费的根本之策是，让人大的财政预算监督真正硬起来，防止纳税人的血汗钱白白流失在无谓的官场奢侈乃至官场腐败中。在资兴，这样的监督思路正在渐渐清晰起来，公车改革和接待费改革，已成为人大述职评议的两大重要内容。 必须承认，资兴改革是理性的，制度设计也比较周全，我们应该祝愿：资兴“变法”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