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饮冰”与“死火”摘要：“饮冰子”是梁启超的笔名，表达了梁启超对国家忧虑焦灼的痛苦情绪；“火的冰的人”是鲁迅的自况，表达了鲁迅在绝望的冰谷中燃烧的悲壮情怀。如果用“饮冰”意象来形容梁启超创作中热烈而奔放的美学风格，那么， “死火”意象则最能体现鲁迅创作中的冷峻与悲凉。无论表现为“饮冰”还是“死火”的创作心境，其实都源自启蒙的焦虑。因此， “荷戟独彷徨”不再是单纯个体的寂寞与哀伤，而是表现了更深沉的忧患精神与进取意识，代表了这一过渡时期知识分子最具象征意义的精神姿态与文化心理。 关键词：梁启超；鲁迅；饮冰；死火；创作心境；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
2、242（2013）04008906 收稿日期：2013-01-22 基金项目：2012 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岭南文化精神与梁启超研究” （GD12XZW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曹亚明（1978-） ，女，湖南常德人，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宋剑华（1955-） 。男，辽宁丹东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自 20 世纪初期以来，梁启超研究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围绕梁启超的学术史、文学思想、哲2学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家族史等方面展开研究。回顾百年来梁启超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我们发现，对于梁启
3、超的研究，在不同时代?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但是，也许是梁启超的政治光芒太过耀眼，也许是因为其学术兴味过于博杂，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文学活动的价值。实际上，梁启超不仅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之执牛耳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驱。近年来，关于梁启超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转变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评价，以及其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已经成为梁启超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20 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深入人心和“回到晚清”这一口号的日渐流行，许多现代文学的研究者都开始关注梁启超与中国新文学的联系，开始正视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学的血脉承传。夏晓虹所著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 （中华书
4、局，2006 年）和董德福所著的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 ，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梁启超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传承，前者重点考察梁启超的文学观和思想演变，以及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化的深层关系；后者是以梁启超和胡适作为切入点，对中国近现代史上前后相继的两代知识分子的学思历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关爱和在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 20 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 （河北学刊 ，2006 年第 5 期） 、 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 ，2006 年第 5 期）等重要论文中，也多次强调梁启超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对文学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
5、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将五四新文学与梁启超及其所倡导的那个时代的文学视为一体，已经为众多研究者所逐渐接受，正成为当今学界的热点研究3课题。 在 21 世纪的新语境下，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梁启超进行重新解读，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梁启超。2012 年，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出版，该书以梁启超为中心，展示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及艰难求索的历程。其实，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要数梁启超和鲁迅。摩罗曾把梁启超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文字编成太阳的朗照和月亮的寒光 ，在他看来，梁启超的国民性思想如同太阳普照天下、滋润万物，温暖而又光明；而鲁迅则在情绪的光谱上走向了另一极，
6、“冷月照孤魂，孤魂咒劣根”形成了鲁迅国民劣根性批判的基调，绝望而寒凉。其实，不只是鲁迅曾深刻地体验那种由热烈而堕入绝望、由绝望而堕入怨愤的心路历程，梁启超又何尝没有经受过这种煎熬。中国的文人有许多都曾徘徊在苦与乐、失落与奋进的情绪中，正如柏拉图理想国中走出洞穴的囚徒，徘徊于黑暗与光明的抉择之间，梁启超的心境也曾发生过很大的变化，经历了对西方文化由醉心到冷漠，对传统文化由离异到回归的曲折过程，他的一生也始终徘徊于感情与理智、历史与现实的两难之间。K.T?斯托曼说：“心境（mood）是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持续存在的某种情绪状态它似乎在人的心理上形成一种淡薄而弥漫的背景，使人的一切行动和体验都带
7、有它的色彩和痕迹。 ”因此，选择“饮冰”与“死火”这两个关键意象，来审视梁启超和鲁迅的情绪体验和主观心境，或许比简单地将二人类比成太阳或月亮来得更贴切，这样不仅能帮助我们深入解读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姿态和文化心理，也能帮助我们了解梁启超与4中国五四新文学的诸多联系，以及梁启超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 “饮冰”与“死火”两种创作心境 梁启超在自由书的叙言中很清楚地交代过：“庄生日：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以名吾室。 ”这就是“饮冰”一词的来历。早在流亡日本时期，梁启超就自署为“饮冰室主人” 。1902 年 2 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开辟“饮冰室诗话”专栏，1902
8、年，其作品第一次结集时便题名为饮冰室文集 。此后，梁氏文集的多种版本均冠以“饮冰室”之名，如，1905 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 、1916 年上海中华书局版饮冰室文集 、191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饮冰室丛著 、1926 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 、1989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 ，无不如此。梁启超为何如此钟爱“饮冰”一词？不禁让人深思。显然，是“饮冰”这一意象引发了他的强烈共鸣。“饮冰”寓意对国家忧虑焦灼之情，南朝宋人鲍照在谢永安令解禁止启中就以“饮冰肃事，怀火毕命”来表现受命从政、为国忧心的惶恐情态。当年的梁启超又何尝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心境呢？1898 年
9、 7 月，梁启超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 ，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受圣命变法维新。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又是在一个那样炎热的苦夏之中，梁启超焦灼苦闷而不得不以“饮冰”的方式来调和内心的焦灼。这样的心境，也造就了其文论和政论创作中独具特色的梁氏文体。可以说，新民理想的高昂与壮志未酬的失落这一矛盾的心理状态在他的心中激荡、交错，形成了梁启超以“饮冰”为典型特征的创作5心境。 梁启超的一生随政治风云跌宕起伏，寓居津门的这段岁月，是他一生中最为沉静的时期，也是他倾心于学术研究、著述颇丰的一段时光。位居天津西马路的“饮冰室”别致典雅，环境幽静，藏书四万余册，是读书、创作的好地方。自
10、1919 年至 1929 年这 10 年间，梁启超告别了官场，远离了政治，在“饮冰室”书斋，他完成了包括讨袁檄文，即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以及老子哲学 、 先秦政治思想史 、 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 、 中国文化史 、 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60 多部论著。当年冰心留学美国时，曾请梁启超为她写过一副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 ”这副对联颇符合梁氏留居天津后的心境。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晚年的梁启超虽然经历了政治理想的失败，但是依然对国事忧心如焚，历经世事沧桑，仍胸怀壮志。显然，这样的胸襟和气魄源自梁启超通达强健的人生观。梁启超曾这样说：“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
11、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 ”无论是少年中国说 ，还是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的文学作品都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乐观精神，这与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源自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知识分子救济苍生的使命感。不过，他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与对国民劣根性的深恶痛绝，最终也都被他天生的乐观性情和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所掩盖和消减。 五四初期的文学创作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梁启超式的奔放热情与乐观精神，这一点从鲁迅早期的创作和新青年倡导者的浪漫主义倾向中可见一斑，但是，后来由于文学界在五四之后陷入低潮，创作主体的心理情绪也逐渐由高昂转向彷徨与低沉。鲁迅不像其他文人，用清雅6别致的字号，他让
12、友人陈师曾给他刻了个“俟堂”的印章，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这样分析鲁迅此时的心态：“他竟取这样的名号，刻这样的印章，就是再粗心的人，也不难想见他的心情，一种对于社会和个人的深刻的悲观，一种对于历史和将来的凄苦的绝望，正交织成他这时候的基本心态。我所说的那种深藏在他内心的对自己的不在乎，就正是指的这一点。 ” 无论是“待死”的绝望，还是“君子居易以俟命”的淡然，其实，都道出了鲁迅当年的复杂心境。1927 年 9 月 23 日，鲁迅在广州作怎么写 （后收入三闲集 ）一文时，曾描绘过他的这种心情：“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人这寂静中，使它变
13、成药酒，加色，加昧，加香。 ”鲁迅在 1932 年回忆野草的创作缘起时，曾这样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还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 ”也就是说，鲁迅写这本野草的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读野草中的死火一文，我们便可以深切地体会到鲁迅当时的生存处境与情绪体验。鲁迅在早期创作火的冰一文中，便自喻为“火的冰的人” ，而发表于 1925 年 5 月 4 日语丝
14、周刊上的死火一文，正是对火的冰的充实与丰富。 “死火” “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7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 ”“枯焦” “冰结”的死的火焰感受到“温热”后，重新燃烧起希望的火焰，并选择随“我”逃离这“冰谷” 。 死火内在的情结，其实是对鲁迅自身经历的诗意概括，他原本是充满着希望的，但后来则陷入了深刻的怀疑与失望中， “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废得很了” 。 按照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美学风格来分类，梁启超的文学创作显然体现出“雄浑” “劲健”和“豪放”的壮美风格，而鲁
15、迅的文学作品则表现为绝望燃烧的“死火”与安特莱夫式的阴冷相结合，极为热烈的情感包裹沉淀在严峻冷静的写实中，构成了“洗练”和“悲慨”的美学特征，如同“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 。若用“饮冰”意象来形容任公文学创作中美学风格的热烈奔放，那么，燃烧的“死火”意象，则表现出鲁迅文学创作中冷峻悲凉的美学格调。如果说新小说时代政治小说的“乌托邦式”创作，表现出 20 世纪初爱国情绪的高昂和对未来之中国的美好构想，那么，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作家笔下那一声声凄惨的呼号，一抹抹悲凉的底色，则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 30 年乃至 20 世纪中国文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总体美学特征。 二、国民性焦
16、虑个体的情绪与民族的情绪 无论是“饮冰” ，还是“死火”的心理情绪，都源于启蒙的焦虑，而这种启蒙的焦虑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便是国民性的焦虑。 由于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化，以及西方人文主义价值观的逐步渗透和8皴染，引发了国人反观自身的自省意识和积弱溯源的冲动，并由此激发了晚清至五四如火如荼的国民性批判热潮。晚清“开民智，鼓民力，兴民德”的倡导和积弱溯源的呼声，就产生于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时代氛围中。国民性批判思想的承接，构成了晚清至五四时期最为关键的思想脉络和不断延伸的文学母题，严复与梁启超等晚清一代开启了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潮流，而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一代则承接和深化了国民性批判的思想传统。马克思在肯定作
17、家个人的情绪时，更强调时代和人民的情绪，尤其强调在时代的转型中，作家的“抒情情绪”如何感触着历史、社会、民族的神经和脉动，这种单个人的创作情绪，还联系着广泛的社会和人群、思想和情绪。因此，梁启超与鲁迅的国民性焦虑，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情绪，更多的是一种与社会现实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民族情绪。我们不仅要深刻地理解作家的主观创作心境，而且要深刻了解产生作家某种心境或情绪的客观环境，更重要的是，还要了解二者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及其曲折的表现，从他们的创作心境，去理解作家独特的文化心理。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系统地研究国民性问题，并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和国民理想塑造的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所主办的清议
18、报 新民丛报 ，是国民性批判思潮的重镇。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是梁启超精神生命的黄金时期，正是他的“积弱溯源论”和“新民说” ，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国民性批判思潮，播下了思想的种子。在呐喊的创作中，鲁迅继续而且深化了他早年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并将其付诸文学的表现和探索，也超越了晚清时期国民性批判思想的理性思索和9晚清小说中国民性批判的潜隐状态，首开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最深刻的现代主题国民性批判的先河。梁启超政论文中所呵斥的“旁观者” ，在鲁迅小说中成为象征性的人物群像，并形成了一种重要意象和创作模式。梁启超笔下的“旁观者”在鲁迅的文本世界中则体现为“看客”的鉴赏性的旁观态度，他们都将
19、旁观态度视为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主要表征之一。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 ”而这一系列作品中无所不在的“看客”形象，显然表现了鲁迅对“旁观者”的解读与阐释，其创作动因与梁启超呵旁观者文中的思想一脉相承，但是，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形象，显然要比梁启超的“旁观者”更为形象、丰富，也更为深刻，并进而形成鲁迅作品中常见的“看”与“被看”的创作模式。 除了对“看客”形象的塑造之外，鲁迅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奴隶”形象，这正是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和国民十大元气论中所提到的“奴性”的形象体现。梁启超将“奴性”称为中国人的“根性”和积弱之源
20、，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中心，也是对于“奴性”的批判。1901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28 日， 清议报第 77 册至 80 册连载的梁启超的长文中国积弱溯源论 ，分别从“理想”“风俗”和“政术”三方面分析中国积弱的根源。在考察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时，杨联芬曾指出，如果说中国积弱溯源论是梁启超为中国的“病”所作的诊断的话，那么，1902 年新民丛报自创刊号开始连载的另一长篇论文新民说 ，则是他针对中国治病开的药方。1933 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回顾了当初从事小说创10作的动机：“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
21、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这种来源于晚清国民性焦虑的蔓延，是鲁迅弃医从文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创作小说的主要动机。 阿 Q 正传是鲁迅作品中国民性批判主题表现最为集中、充分的一个文本，鲁迅自己曾多次谈到阿 Q 正传的创作意图是要暴露国民的弱点，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 。可见，一方面，鲁迅的国民性思考依然是沿着梁启超积弱溯源的启蒙思路展开的；另一方面，他的小说创作也是对梁启超“新小说以新民”思想的积极回应。 中国古代哲学常以医者与患者的对话寓言治国之方，晚清以来的启蒙话语，更是把中国比喻成一个沉疴在身的病体。 “病”和“疗救”比喻的通行，显示了晚清以来启蒙知识
22、分子对中国社会制度乃至文化传统的深度怀疑。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际向光绪皇帝上书，说中国“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 ，将变法维新称为“救病之方” ；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也将中国的积弱比喻为患痨病“譬有患痨病者，其脏腑之损坏，其经血之竭蹶，已非一日” ，显然以诊病、开药方的医生身份自居，他为新中国未来记中的主人公起名为“李去病” ，也说明了他想要去除病根的疗救意识。当然，这种比喻不但充斥在维新派的政论文中，也成为启蒙文学的通行隐喻，如，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 ，以摇串铃、走江湖的游医老残来完成“医治”意识的想象。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