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骨董十三说作者献疑及其设计思想关键词： 骨董十三说；作者；董其昌；大设计 摘要： 骨董十三说最早由杨文斌在光绪二十三年从董其昌书帖中录出刊行，杨氏没有将董氏直接标为作者，并将疑虑写进跋中，但此后出版者均直接将董氏标为该书的作者，学者引用也很少怀疑。而现有资料证明，董其昌只是骨董十三说书帖的书写者，不是该书的著作者。该书不独言骨董品鉴、骨董文化、骨董哲学，亦阐发设计思想，强调物品的适用功能，关注物与物关系和大设计，重视主体对待物的态度和造物合于自然。 中图分类号： J5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3）06077908 骨董十三说是晚明一部重要的文物收藏理论著作，
2、其首言“缘起” ，为骨董立名、定义，进而分 13 说阐明由“垫物”到“天下”的骨董本意，收藏者中“贤者” “贪戾者” “拘谨之人”的差别， “用物” “我物”的区分， “可悦我目、适我流行”与“心知之好”的不同等。同时，揭示不能“画于小而遗其大” ，以及“即物见道” “助我进德成艺”等大义，并发出“不知有大者” “具眼不世出”等慨叹。现知该书最早刊行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 ，即杨文斌香海阁刊本宁波出版社 2008 年出版的别宥斋藏书目录 （下）第 822 页“香海阁丛刊”条云：“骨董十三说一卷，稚虹撰。 ”稚虹为杨文斌的字。可能是扉页上姚鹏图所题书名上款2的“稚虹先生属” ，被著录者误认为
3、是作者之嘱。 （以下简称香海本） ，民国 3 年（1914）收入美术丛书二集第八辑（以下简称美丛本） ，同年西泠印社以聚珍版印行（以下简称西泠本） ，后又收入静园丛书 （以下简称静园本） 。1926 年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将其翻译成日文，由东京美术学校清福会出版发行（以下简称日译本） 。1989 年和 1998 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北京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过影印本。目前所见最新版本分别为中华书局和金城出版社 2012 年出版（以下简称中华本、金城本）中华本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合刊，收入中华生活经典丛书，尚荣编著。书中每则原文下缀有“注释” “译文”和“点评” ，并附相关黑白图片。金城本与董其昌画禅
4、室随笔合刊，收入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史丛书，赵菁编。书中每则原文下缀有“注释” ，并附相关彩色图片。这两个本子都不精，中华本甚至将书跋中“蒙自杨文斌识于?山官舍”翻译为“承蒙杨文斌记于?山官舍” ，且注“蒙”为“敬词，承蒙” ，殊不知杨文斌为云南蒙自人。 。该书小中见大、思虑深邃、论述精辟，绝非普通收藏品鉴之作。但就笔者所见，相关研究成果甚少。有鉴于此，本文对其作者问题及书中所含设计思想进行探讨。 一、 骨董十三说作者为董其昌献疑 （一）问题的提出 香海本骨董十三说是与陈原心玉纪合刊的，封面、扉页及正文首页均未标出作者，原因可以从杨文斌所写的书跋中找到。杨跋称：“右古董十三说为董文敏所书。光绪丁酉
5、春，有人持丛帖求售者，后附此帖，统计十四则中有十月二日书 ，又舟行临平道中二日3书竟 ，末赘天启元年二月望日书竟 。细玩词意，似是从他处录出，又似先成前数则，续有所得，又成若干者，无从悬揣遂录出付诸手民，以广其传。 ”1很显然，从原帖款识中的“书”或“书竟”看， 古董十三说只能说是董其昌所书，内容是否为其自撰，很难确定。说“似是从他处录出” ，这“他处”既可能是董氏的其他著述，也可能是别人的著述；说“似先成前数则，续有所得，又成若干者” ，又像是董氏自撰。但这只是猜测，没有依据。所以杨氏心里难免忐忑，最后不无遗憾地给出四个字：“无从悬揣。 ”这种谨慎的态度，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线索。但此后美丛本
6、、西泠本、静园本、日译本、中华本、金城本的编辑、出版者忽视了杨氏的苦心，直接将董其昌标为作者。由此，绝大多数学者在著述中也习惯性地将骨董十三说的著作权归于董氏，而很少怀疑。如称“初夏偶读董其昌古董十三说 ，甚喜八说之玩骨董有却病延年之助一节，北京朱家?先生应我之求录成长条寄来，字字诚朴不磨，浩浩落落，俱见古意，急付装池”2，等等。就近年发表的相关学术成果如吴功正明代赏玩及其文化、美学批判 ，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3 期；李砚祖设计的智慧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史论纲 ，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08 年第 4 期；巩天峰由晚明古物鉴赏之风看士人阶
7、层造物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 美术观察 ，2013 年第 8 期；等等。来看，这一状况仍未改变。唯王永顺主编的董其昌史料曾将此书归入“著述考伪”中，认为“此亦从清秘藏中辑出，托名董其昌， 静园丛书及美术丛书未明考，仍著董名”3。 清秘藏为明张应文撰，分上下两卷，4卷上分论玉、古铜器等 20 门，卷下分叙鉴赏家、书画印识等 10 门。是书曾被割为三卷，取名筠清轩秘录 ，托名董其昌，实乃书贾“炫俗射利耳” 。而古董十三说与清秘藏相较，前者由器物到人到家国天下，由骨董鉴藏的技术性识别到骨董文化、骨董哲学，立意宏深；后者虽亦颇有可采，则是偏重于操作性的一般读物。笔者将两书的内容进行了对照，未见相同文字，
8、即使都讲到古铜器、窑器，但思路不同，繁简有别，叙述各异。因此，称骨董十三说是从清秘藏中“辑出” ，似乎是臆测。但说该书“托名董其昌”虽存误解王永顺等认为美术丛书 静园丛书未明考， “仍著董名” ，显然是说这两个本子所标作者是对此前刊本“托名董其昌”之误的延续。而事实上此前杨文斌的香海本并没有直接将董其昌标为作者，倒是美术丛书的编者在该书正文首页第二行下标明“明董其昌著” ，所以“托名”是从美术丛书开始的。，却触及到了问题。检读任道斌董其昌系年 、郑威董其昌年谱 、马躏非董其昌研究 ，以及董其昌研究的两本重要论文集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 董其昌研究文集等，均未见著录和征引此书，更谈不上专论。这不
9、禁使人产生疑窦， 骨董十三说的作者真是董其昌吗？ （二）董其昌不是作者的主要理由 考董氏主要著作容台集是在崇祯三年（1630）由其手订，其长孙董庭辑次的，计有诗集 4 卷、文集 9 卷、别集 4 卷。彼时董其昌 76 岁，闲居江南。崇祯七年（1634） ，董其昌对容台集进行增补并开始重印，计有诗集 4 卷、文集 10 卷（增 1 卷） 、别集 6 卷（增 2 卷） 。是书内容浩瀚而芜杂，却未收录骨董十三说或相关内容。董氏身后，由别人编辑而成的画禅室随笔5中也未收录骨董十三说或相关内容。难道是董其昌本人或编者认为“骨董”为小道，此书为随意抄录而成，故有意弃之？但就该书的内容、结构及写作特点看，绝
10、不似从他处摘录，再加以引申发挥而成，应为精心结撰之作，即便置于容台集中也是佳构。所以， 容台集等不收录此书或相关内容，应另有原因。 如果骨董十三说确实是董其昌于天启元年完成，其内容特别是一些重要观点，应该不会与容台集等书相龃龉。这里不妨进行对照。“十二说”有云：“书以传意，画以传形，用莫大焉，知之者益稀。 ”1说“画以传形” ，显然与董其昌的画学思想大相径庭。董氏的绘画主要取董源、巨然、米芾及黄公望、倪云林等人之长，既高度重视笔墨趣味，又不失法度， “所作山水树石，烟云流动，秀逸潇洒，具有平淡而又痛快的特点”4。由于他的有些作品过分强调笔墨，与山川自然的真实感拉开距离，造成形象“脱略” ，以致
11、遭到后人诟病。所以“传形”的话不应该从他口中说出。他曾云：“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又云：“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似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若能解脱绳束，便是透网鳞也。 ”5准此，写意、写神、写心，应该是董画的基本特征，也是其论画的基本准则。他的“南北宗”理论在中国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实质就是参照禅宗南顿北渐之义将山水画分为南北两大流派，在追溯、排列和对比中推崇南宗文人画，倡导文6人画虚和
12、萧散、平淡天真的写意精神。因此，即便不能轻易把“画以传形”看作董其昌批评的对象，也可以说与他的理论相去甚远。再看“书以传意” ，与董氏书论主旨也不合拍。董其昌的书法以秀逸、淡远、爽俊为特征；其书论的核心是用笔“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6， “用墨须使有润”5，章法疏空简远，而书作大抵传与不传， “在淡与不淡耳”6。可见，他追求的是“淡、秀、润、韵”7的审美意趣。故“传意”不是董氏书论的主旨。董其昌是书画大家，也是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书画理论家，即便是寻常之作，在其近 70 岁时的文字中似乎也不应该出现违背或偏离其主要艺术主张的观点。 书画是古人收藏中的大项，也是明人的主要藏品。曹昭的格古要论分
13、 3 卷 13 论，卷上 4 论中，除卷首“古铜器论”外，接下来都是讨论书与画的。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分 13 卷，卷首为古琴论，卷 2、卷 3 为古墨迹论，卷 4 为金石遗文、法帖题跋，卷 5 为古画论。 清秘藏卷上 20 门中，第 3、第 4 门为法书、名画。高濂燕闲清赏笺3 卷，上卷中“论历代碑帖”的篇幅较大，中卷开篇即论画。可见，书画在明代收藏中的位次较高。而对于董其昌来说，书画更是其毕生访求搜藏的对象，在其心目中有着极高的位置。但骨董十三说只在“十二说”开头简略论及书画， “十三说”更云：“次第骨董当首象器，次用物，以砚为殿，窑器、漆器附焉。 ”显然，在作者眼中，按照重要性给骨董排序，
14、书画不仅不能进入前三甲，更要置于窑器、漆器之后。姑且不说收藏门类的大小，单就书画家、书画收藏家的身份来说，董氏也断然不会写出这样有失公允、有违情志的文字来。 7董其昌青年时期师从莫如忠、陆树声，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应对科举考试。虽然与挚友莫是龙、梁辰鱼、李日华、陈继儒等共结文社，切磋艺术，但于书画创作，只是在课余偶一为之，至于书画之外的器物收藏与鉴赏恐怕很少涉及。其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及第，以二甲第一名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步入仕途。此后虽将主要精力投入公务，仍利用一切机会搜访古人书画名作，提出许多重要的书画理论观点。万历二十七年（1599）他离京还乡养病，此后的 20 年里主要过着乡居生活
15、，与许多清流高士往来密切，潜心书画创作与研究，艺术思想趋于成熟。晚年的董其昌开宗立派，成为书画大家，名播海内外。从董氏大量的书画题跋以及后人汇编的相关史料来看，其一生的收藏兴趣主要在于书画，对于古器物的收藏没有投入多少精力，他与陈继儒、冯梦祯、韩世能、张丑、顾正谊、李日华、王世贞、钱谦益、华夏、张修羽，以及嘉兴项氏家族、京师收藏家群体等的交往也主要是围绕书画展开的。沈德符曾说：“董太史玄宰初以外转予告归，至吴门，移其书画船至虎丘，与韩胄君古洲各出所携相角，时正盛夏，惟余与董、韩及董所昵一吴姬四人披阅竟日，真不减武库。 ”8由“披阅”两字来看，所携为书画类作品，无器物。这样一种轻重取舍在其诗文集
16、中也有反映，即记述古器物的文字就很少。 画禅室随笔卷四中有一段：“物之可传者，若三代之鼎彝，籀之鼓，干之剑，斯之玺，何之瓦，与夫宋之陶与研，皆寄于金玉土石之殊质以存于世，而世亦处之于藏与玩之间。 ”5其对待骨董“藏与玩”的态度，虽然与骨董十三说接近，但讲物之可传的原因是“寄于金玉土石之殊质” ，与“六说”中的“其所以得长寿者，由古之良工尽心力8于斯，务极精工，不使有毫发欠缺，踌躇满志，善而后存之。稍有不慊即毁之，不留草本于世。故能使见之者亦莫不爱重宝惜”1，似非出于同一声口。因此，与曹昭等相比，董其昌既缺少撰写骨董十三说的动机，也缺少必要的知识和经验。 笔者还阅览过私人收藏的苏寅临骨董十三说
17、长卷分段照片（以下简称苏临卷） ，卷尾落款为：“癸卯腊月临骨董十三说，伯良道兄法正。季威苏寅书。 ”钤两印，白文“臣寅书印”在上，朱文“季威”在下。苏寅何许人？检读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清朝进士题名录稿本清代人物史料三编/外一种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全三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 （全三册） ，中华书局，2007 年版；朱彭寿编纂稿本清代人物史料三编/外一种 （全十册） ，第一编为“皇清纪年五表” ，第二编为“皇清人物通检” ，第三编为“皇清人物考略” ，外一种为“古今人生日考”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年。等，均难觅其踪迹。但这只能说明
18、他不是进士出身，声名似乎也不太高，却不足以否定其人的存在。 骨董十三说称：“本朝宣、成、嘉三窑，直欲上驾前代。 ”1据此推断，该书的完成不早于嘉靖时期。而苏临卷用“臣寅书印” ，说明苏氏应该是晚明或清代人，还可能向皇帝呈献过自己的书法作品并引以为荣。苏临卷直接说“临” ，无疑是对帖临写。但落款中只说“临骨董十三说” ，而未提及董氏，且临作的书法风格也与董书不类。因此，似乎可以推测：当时除了董其昌书写的骨董十三说外，还有其他人的写本流传。若此，也就进一步说明，不能轻易将书写者看成著作者。 苏临卷是否为赝品，9暂难确认。退一步说，即使书法是伪作，其文字内容亦应有所据。且苏氏在书法界是无名之人，坊间
19、伪造其书作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有研究的必要。细读照片后发现，苏临卷与香海本存在多种差异：一是字句有异同，如香海本“六说”中“踌躇满志，善而后存之。稍有不慊即毁之，不留草本于世。故能使见之者亦莫不爱重宝惜，递代相传”1，苏临卷为“踌躇刻画，善而后存之。稍有不慊，宁毁之，不留于世。故使见之者莫不爱重宝惜，递代相传” ；二是字句有颠倒，如香海本“三说”中“故历代宝惜爱护之，什袭而藏，不轻示人，非收藏赏鉴家不能知也”1，苏临卷为“故自古及今，什袭而藏，宝惜爱护，不轻出以示人，非赏鉴家不能知也” ；三是内容有损益，如苏临卷在香海本第“十三说”首句之前增加了大段讨论石砚的文字内容为“天下出砚之地众所知者耳
20、，十五六处，皆用于一方，通行者少。苏之?村、歙之龙尾、广之端溪石通行最著，广又有万（物）州金星石。唐人品砚以虢州澄泥为第一，今亦不行。?村所尽而及歙，歙尽于宋而取端。凡细石不发墨，发墨者不细润。惟端溪子石砚兼之，价值千金，石中之精也” 。 ，且与清秘藏中“论砚”不同。另外，香海本中第“十三说”开头一句为：“世称柴、汝、官、哥、定五窑，此其著焉者。 ”1细揣句意，似不完整， “此其著焉者”中的“其”字没有着落。而苏临卷在“世称”前另有“窑器”两字，这样， “窑器世称柴、汝、官、哥、定五窑，此其著焉者” ，就珠圆玉润了。苏临卷第“十三说”结尾处内容为：“人莫尚于据德游艺也然较之耽于淫声冶色又远矣。
21、人能辨一物以极天地之数，则万物通而上下一形、道器一至，然后知骨董之为物，实古今之大用也，非徒为玩好之具而已10也。 ”香海本相同位置的内容为：“人莫尚于据德游艺也舍是而矜重之，则泛矣，然而较之耽于声色者又远矣。然后知骨董一句，为目前大用也。 ”1两者文字上的出入姑且不论，关键是最后一句，香海本语气略显局促，而苏临卷“然较之耽于淫声冶色者又远矣。人能辨一物以极天地之数，则万物通而上下一形、道器一至，然后知骨董之为物，实古今之大用也，非徒为玩好之具而已也” ，由小见大、由近及远，与其他几说在立意、写法上似更为统一。 由上述差异又可推测：如果杨文斌当年所获董帖是完璧的话，董氏所书内容则有省略和脱漏。
22、这倒更像是在“舟行”中书录别人的文字，而不是自己著述。 （三）初步的结论 骨董十三说的完成不早于嘉靖时期。董其昌出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 ，该书为“天启元年二月望日书竟” ，即 1621 年 2 月 15 日书写完成，是年董其昌 67 岁。而天启元年，董其昌仍闲居江南，这一年神宗驾崩，光宗立，召他为太常少卿，但董氏还未来得及赴京任职，这位泰昌皇帝就因服丹药而死（是为“红丸案” ） 。同年，熹宗朱由校即位，次年，董其昌应召赴京。杨氏所见帖中又有“舟行临平道中二日书竟”款识，临平即临平镇“临平乃浙杭一乡聚耳，界于仁和、海宁二县，其地有黄鹤、白龙、桐鱼、宝鼎之胜，产灵育秀，郁为名区。 ”沈谦纂、张大昌补遗临平记?序 。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集 ，上海书店 1992 年，第 299 页。 ，在余杭，位于西湖之西。而天启元年春董其昌确实到过杭州。据颜晓军考证：“天启元年（1621）三月，西湖春光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