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北洋政府时期“双十节”赏功制度述论摘要：北洋政府建立了一整套“双十节”赏功制度体系，在国庆日对那些于民国有功之人授予勋位、颁给勋章，以示褒奖。授勋范围广泛，人员众多，且与政治风向密切相关。此项制度有利于奖励有功，激励有为和点缀节日气氛。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勋等与官级的结合、各级官员趋之若鹜以及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等因素，勋位、勋章授予日渐浮滥，各种质勋、辞勋现象也接踵而至，这种现象反映了民国政治制度的典型特征。 关键词：北洋政府；“双十节” ；赏功；授勋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2006307 奖赏制度作为一种精神激励机制，对功勋卓著
2、和品德高尚者进行奖励，以达到维护政治制度、纲常名教和社会风尚的目的，自古有之。清代的奖赏制度主要包括加官晋爵、承荫封赠、建坊画像、配享太庙等方面。清朝末年，由于中外交涉场合的需要，逐渐出现勋章授予。有关勋赏制度，主要研究成果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宣统年间清政府拟定颁发勋章章程 （历史档案 ，1999 年第 3 期） ，彭小舟、杨英杰的民国军人的至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初探 （兰台世界 ，2011 年 1 月） 。前者为我们了解清末勋章章程的产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后者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青天白日勋章的产生、授予和意义。目前，关于北洋政2府时期“双十节”赏功制度的考察尚付阙如。 北洋政府在前代勋赏制
3、度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赏功制度。赏功活动一般选择在黄道吉日，以大总统令颁布，尤以“双十节”期间最为频繁。1912 年 9 月 29 日北洋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庆纪念日法令，并于1916 年 12 月 22 日修正，规定武昌起义之日（阳历 10 月 10 日）为国庆日，举行“放假休息、悬旗结彩、大阅、追祭、赏功、停刑、恤贫、宴会”等事项。从某种程度上看， “双十节”赏功是北洋政府时期赏功制度极具典型的案例。研究“双十节”赏功制度的实施，对考察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一、 “双十节”赏功制度的构建 勋章的发端，源于清末外交交往的需要，后逐渐发展为酬奖国内外有功官员的一项制度。北洋政府
4、时期勋位以古代的封爵制度为原型，但又不同于爵位与宗法制度之间密切的关系。在南京临时政府勋章制度的基础上，北洋政府形成了一整套赏功制度体系，为“双十节”赏功活动提供了政策依据。中华民国建立伊始， “仿照各国酬庸之例，厘定赏勋办法，特制各等勋章，以备给与有功民国各将士，借资鼓励” 。南京临时政府时，将勋章分为九鼎、虎罴、醒狮三种九等，授予在战场上有特别、寻常战功之陆海军官佐、士兵及为国家办事人员。北洋政府时期，进一步完善了相关规章制度，将勋章分为普通和陆海军两大类。 1912 年 7 月 29 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布勋章令和颁给勋章条例 ，规定普通勋章分为大勋章和九等嘉禾章共十种：大勋章为大总统
5、佩带和由大总统特赠外国大总统、外国皇帝君主；一至九等嘉禾章分给3“有勋劳于国家者”和“有功绩于学问及事业者” ；各级勋章，配以不同颜色的绶制和勋表，以示区别；嘉禾章的授予，除大总统特令颁给外，须由各主任长官向大总统申请批准；受勋者的官级对应一定的勋等， “初受嘉禾章特任官自三等起，简任官自四等起，累功俱得递进至一等。荐任官自七等起，累功得递进至三等。委任官自九等起，累功得递进至五。凡著有功绩于学问或事业者，初受嘉禾章时自九等起，亦得因所著功绩自七等起，但俱得累进至一等” ，由铨叙局发给执照和勋章；已受勋章者因犯罪或违反其他法令时将被褫夺。1916 年 10 月 8 日，北洋政府对上述规定进行修
6、订，增添五等宝光嘉禾章，并对勋章绶制、佩带规则、章绶图式等进行调整，明确颁授对象兼及文武官员。 北洋政府还调整陆海军勋章的规制，适合战时、平时两种情况。1912 年 12 月 7 日，北洋政府颁布实施陆海军勋章令 ，将陆海军勋章分为“白鹰” 、 “文虎”两种，规定“凡民国陆海军人于平时、战时著有勋劳，或非陆海军人及外国人于陆海军特别任务中著有勋劳者，皆得分别给与” ， “各种勋章均分九等，一、二等给与上等官佐，三等至六等给与中、初等官佐及准尉见习军官，七、八、九等给与士兵” 。同期施行的陆海军叙勋条例对战时、平时 35 项勋绩进行分类，分别“殊勋”和“武功或劳绩” ，作为叙勋“白鹰” 、 “文
7、虎”的衡量标准；1913 年 4 月10 日，进一步修正陆海军勋章令中官勋对应级别， “一二三四给与上等官佐，三四五等可给与中等官佐，四五六七等可给与初等官佐及准尉见习军官，六七八九等可给与士兵” ；1914 年 1 月 15 日，又调整佩戴规则；1918 年 12 月 28 日，陆军部呈准施行限制文虎章勋章办法 ，规定4凡文职非于军事确实出力者，或虽军人而出力事迹非属军事者，不得奖给陆军勋章；剿匪人员在同一战役，虽可得奖两次，但须满六个月以外；请奖人员应由所属长官切实考核，不得冒滥，并不得附名搭保；凡克复城邑，请奖后因保守不力复行失守者，或因战胜请奖后复溃败者，则前次奖案应即注销等，以促使军
8、人恪尽职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陆海军勋章比普通勋章授予严格与规范。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时，一度设想精简勋章种类， “除勋位暨大勋章毋庸另定新章外” ，普通和陆海军勋章遵照圈定星云、金狮两种名称，各分九等，并于 lO 月 9 日公布。但是，此项勋章在当年并未颁发。 除颁给勋章之外，授与勋位也是“双十节”赏功中的一项重要活动。1912 年 8 月 9 日，北洋政府公布勋位令 ，规定“凡民国人民，有勋劳于国家或社会者，授与勋位” ；勋位分为六级，分别为大勋位、勋一位到勋五位，由大总统以亲授方式授予；凡受有勋位者，发给徽章和证书，除依刑法受褫夺公权外，终身保有；凡受有勋位者，依法律受一定之年金。次年 1
9、月 14 日，编定勋位授与条例 ，规定了勋位徽章样式、佩带规则、授勋仪式等。11 月 4 日，又颁布代授勋位礼节 。为适应多位受勋者同时参加授勋礼的需求，再次颁布授勋礼节作为举行授予礼的法律依据。 为具体实施颁给勋章、授与勋位事务，北洋政府规定了由铨叙局、临时稽勋局专司其责。1912 年 1 月， 铨叙局官职令草案规定，铨叙局直隶于临时大总统，掌给予位阶、勋章、荣典、赏恤等事务。同年 7 月，国务院颁布铨叙局官制，后经 1914 年 2 月、5 月两次修正，划拨国务院5管辖，增加了“勋绩考核”等职掌。此外，临时稽勋局在早期赏功制度的实施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筹议设立临时稽勋局。1
10、912 年 7 月 23 日，北洋政府公布临时稽勋局官制 ，职务分为“恤死” 、“赏生”两部分。 “赏生”事务为派遣调查员“稽查开国时关于各地方战事宣力著功者，稽查开国时军事上建议画策、奔走运动，成绩卓著者” 。1914 年 2 月 19 日，临时稽勋局撤销，其职能划归铨叙局，由受勋人员的“该管长官”向铨叙局或陆海军总长呈报受勋人履历和功绩事实，再由后者呈请总统以命令颁给。相关的勋章和勋位徽章铸造，交由国务院印铸局专管。 二、 “双十节”赏功活动的实施 以“酬庸勤劳”的赏功活动是北洋政府“双十节”庆典的一大例行事项。19241926 年，因政局不稳、军阀混战、中央政权过渡，国庆日赏功活动一度停
11、顿。1927 年 10 月 4 日，北京国务院致电军、民两署，“以国庆纪念日期已迫，所有各机关职员应奖实官或勋章，均宜查照简章办理，并饬附属机关一体遵照，于五日内开单送院” ，重新恢复嘉禾、文虎勋章的颁授。直至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勋赏制度，北洋政府“双十节”赏功制度实施才宣告结束。 “双十节”赏功范围广泛，人数众多。勋赏对象包括文武职官，涵盖中央地方，不论当朝权贵抑或前清遗老、革命元勋还是守旧官僚。1912 年国庆典礼， “凡民国革命之新人物，识时之旧官僚，迥翔于政界、党界、军界之中者，或膺上赏，或被殊荣，几无一夫不获矣” 。10 月 9 日，对辛亥有功之人孙中山、
12、黄兴与曾经屠戮革命人士的段祺瑞、冯国璋并列，分别授以大勋位和勋一位，其他如南北议和代表伍廷芳和唐绍仪、6反正参加革命的清朝封疆大吏程德全等均给予勋一位，清朝遗臣赵尔巽，中央各部部长、地方各省都督等被授予二等嘉禾章。1913 年国庆纪念日，“追念赞助共和人员，特给清室太保世续、徐世昌及前总理赵秉钧勋一位。盖一表彰劳绩，无问新旧” ， “此次国庆，凡各都督除勋一位外，其未有勋位及已有勋位而未及勋二位者，一律加以勋二位” ，如浙督朱瑞、滇督蔡锷、川督胡景伊、黔督唐继尧、晋督阎锡山、陕督张凤翔、奉督张锡銮、皖督倪嗣冲、豫督张镇芳等均授勋二位。1916 年 10 月 10 日，适逢共和再造， “凡新旧伟
13、人，内外将吏，同膺懋赏” ，除孙中山、黄兴等人重颁勋位外， “现任各省督军、省长皆分授勋位勋章，各护军、镇守使、军师旅团长等全体皆给各等勋章，计不下 300 人” ， “此次反对帝制有力之政客，亦一律给予勋章” 。国庆日赏功对象，大致分为清朝遗老、民党领袖和在位要员三部分。但凡那些手握实权、执掌一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人物均被纳入勋赏范围。 资料来源：京外特任文武职官勋位勋章表（1916 年） 、 续开省长等官曾得文虎勋章补遗表 、 京内简任文职勋位暨嘉禾勋章表（1916 年） 、 京外简任文职勋位暨嘉禾勋章表（1916 年） 、 陆军部暨所属各机关勋位勋章表（1916 年） ，参见天津历史博
14、物馆编：北洋军阀史料 （黎元洪卷 3）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14-105 页。 说明：京外特任文职中，有三人因武功而获得文虎章，他们分别是山东省长孙发绪、河南省长田文烈和广东省长朱庆润；京外特任武职中除 1 人即海军总长程璧光外，其他 28 人均与陆军部所属各机关人员重合，因而在武职人员总计时未计入。 7在人数众多受勋者中，高等文官和武职人员占较大比例，普通文官和士兵很少受勋。截至 1916 年，全国近 3/4 的高级官员均受懋赏；现任筒任以上高等文官共 555 人（包括国务院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省长、各部次长、多数司长、各省厅长、高等审判厅厅长、各道道尹等） ，67.93%的
15、人员均受勋章；由大总统特令任用的武职官员（即陆海军总长、参谋总长以及各省都督等）29 人，高达 93.10%受勋，近 60%同时授予嘉禾、文虎章；陆军部暨所属中央和地方各机关共 321 人，上至上将，下至少校，受勋比例亦达 87.54%。这种勋赏分配和倾向在北洋政府时期一直被延续。 据 1922 年“双十节”前夕在任官员的受勋名单，北洋政府各部部长和次长、各地巡阅使和护军使、各省督军和省长、驻各国公使等共 109个文武官职、108 人中，仅新上任的陆军总长张绍曾等 6 人未受勋章，其他 102 人均获不等次数的嘉禾章，勋章授予比例达 94.44%；授给勋位人数有 41 人，勋位授予比例为 37
16、.96%。嘉禾、文虎等章的授予人数也不在少数， “本年双十节为共和满十年大纪念，例于是日发表各项给勋等事。本年给勋文武各官之大绶宝光嘉禾、文虎等章者，约 100 以上（六等以下，尚未发表，不在数内） ”，而授予勋位者则有张绍曾等 22 人。1923 年，得受勋章者亦有约百余人。虽然赏功制度明文规定，普通勋章授予对象包括委任官等普通文官，陆海军勋赏对象包括初等官佐和士兵，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鲜见他们的身影。嘉禾、文虎章的授予几乎均为四等以上的级别，适用于普通文官、士兵的六等以下的嘉禾、文虎章很少被颁发，更不用说人数相对较少、要求更加严格的勋位授予。 8需要强调的是， “双十节”赏功变化与政治风
17、向密切相关。这在勋赏对象的选择以及褫勋、复勋等事件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勋赏的变迁，还反映了南北两方、北洋军阀内部各派势力的消长。每年双十节期间，往往会产生一批新的“勋贵” ，有观察者指出， “去年之荣膺封赏，得勋位受勋章者，至今年已消灭若干” 。一旦被勋赏者与执政者政见不合，所受勋赏有可能被褫夺。民元赏功令中， “凡民党要人，项城无不加意笼络” ；1913 年“二次革命”后， “项城对于民党，一变而堕落诸九渊，如大勋位也，大绶章也，悉予褫夺，甲也名之日国贼，乙也名之日国贼” 。该年7，月 22 日，袁世凯下令褫夺黄兴、柏文蔚等一切荣典，并指责其反袁活动为“明目张胆，倒行逆施” 。次日，再次下令“
18、孙文应即销去筹办全国铁路全权” ，依照规定，凡依刑法受褫夺公权者，勋位随之褫夺。因此，民元“双十节”对孙中山“大勋位”的赏功随之注销。一旦政治风向逆转，被褫夺的勋赏又可能失而复得。1916 年 6 月袁世凯逝世后，共和大旗被再次高扬。该年双十节，凡系国民党人勋位勋章经袁世凯褫夺者，黎元洪均一律复还，明令特授孙文以大勋位，黄兴以勋一位，柏文蔚勋二位等。赏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成为大总统对各方势力笼络和牵制的一种“名器” 。如此，一方面，赏功对象不论是否有功，均被无限制地增多；另一方面，被勋赏者一旦与执政者政治立场不同，便有可能遭到褫夺。 三、 “双十节”赏功的社会反响 “双十节”赏功是北洋政府实行
19、的国庆庆典各项重大活动之一，与放假休息、悬旗结彩、大阅、追祭、停刑、恤贫、宴会等活动配套，构9成一系列的庆祝仪式，借以达到懋赏有功、激励有为、缅怀革命、感怀盛世、普天同庆、凝聚人心的效果。在历年“双十节”庆典中，普通民众积极参与到庆祝活动之中，商家于店面悬挂彩旗，学界举办提灯晚会。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普通民众和部分官员对“双十节”赏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质疑勋赏之声时或有之。 在国庆吉日，国家对有功之人进行论功行赏，授勋以示褒奖，这一制度与军衔评定、官级晋等、奖章给与等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员奖励制度。一方面，它的实施有利于点缀“双十节”节日氛围，增加普通民众的爱国情怀和荣誉感；有利于劝善扬烈
20、，缅怀共和来之不易，以激励有功，继续奋勇为国；有利于增强官员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和激励军人的斗志。而各受勋之士则纷纷致电、致函中央，表达感激和惭愧之情，誓师勉尽职守。例如，1916 年 11 月 8 日，浙江督军吕公望致电大总统黎元洪，代表属下 15 人，敬谢 10 月 10 日授予各级嘉禾、文虎章。1917 年 2 月，吉林督军孟恩远致函大总统称：“自惟有勉秉驽骀，以仰副大总统殷殷固圉绥边之至意” 。1923 年 3 月 19 日，陕西统领憨玉琨谢授勋四位，电称：“窃玉琨兜牟下士，革马微劳，乏扶危戡乱之功。荷施爵析琏之赏，抚躬滋愧，刻骨泐铭，益当感激酬恩，驰驱许国。 ”另一方面
21、，执政者却视“勋赏”为笼络人心、党同伐异的工具，这使得难免在勋赏标准上失衡。被勋赏者范围广泛， “众望所归”的革命元勋、 “富有名望”的清朝遗老以及“位居高位”的北洋各派系均被囊括，尤以后者居多，且不论是否实至名归。如是，勋位勋章已失去了“赏功”的原本意图，而成为不少在职官员、部分受勋者以及民间社会不满的对象。 10首先，不少在职官员对勋赏持有审慎态度。1914 年“双十节”后，针对政府大规模勋赏的情形，将军那彦图条陈总统府，规劝“慎重爵赏” 、“功赏适符” 。1916 年，发生了一起参议、众议两院议员质问滥颁勋位勋章案。10 月 12 日，适值“双十节”赏功令发布不久，众议院议员刘盥训提议、
22、刘彦等 23 人连署，向国务院提出议案， “本月九日命令，颁赏至数十人之多，其中固多有功民国者，然如朱家宝、阎锡山、张敬尧、曹锟、胡瑞霖、沈铭昌等，或以赞成帝制，首倡称臣；或始终反对义师，通电联合抵抗；或亲督三军与义师血战；或诛戮志士；或筹备大典，人言喷喷，铁案凿凿” ，追问“不知政府何以不加裁抑，反锡懋赏。谓宽其既往，诸人并未闻有悔罪之诚；谓策其将来，诸人亦未闻有立功之迹。但令人疑政府对于国家前途、是非赏罚无一定标准耳。况勋位、勋章，国之公器，私意滥与，实招轻侮。本议员于九日命令，认为惑人心，违国体，政府行之理由何在” ，他们言辞犀利，对北洋政府将赞成帝制复辟、扼杀革命运动及参与帝制活动之人纳入勋赏表示强烈抗议。10 月 17 日，参议员某咨请大总统：“颁发勋赏，虽为大总统特权，非各方面所得干预。惟查勋位、勋章均为民国最尊贵之名器，断不可稍涉滥冒此后务请斟酌至当，赏其功，以免有末世敝风之讥，而启各国以笑柄等语” ，言语之间，对当年“双十节”赏功活动充满讥诮。从史事上分析，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朱家宝曾给袁上“奏折” ，内称“奏请皇帝陛下圣鉴”；阎锡山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又连电劝进；张敬尧和曹锟多次充当镇压革命的急先锋，并积极鼓吹复辟帝制。1916 年赏功活动的重点为庆祝“共和再造” ，将参与和赞成帝制复辟以及镇压革命活动之人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