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本土化与均衡化： 以西北联合大学建立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摘要 “后发外生型”的中国高等教育始终面临着制度调和与区域均衡的双重挑战。19271937 年前后，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初步发展了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在此过程中，制度借鉴与结构调整成为当时高等教育发展中备受关注的焦点。从北平大学的出现到西北联大的建立，这一变迁过程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制度移植的本土化尝试与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前者是主动应对，处理国外与国内的制度差异；后者为被动承担，侧重东部与西部的格局调整。无论是制度移植的本土化过程，还是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
2、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两大问题，西北联大建立的历史轨迹则为这两大问题提供了历史的思考与改革的镜鉴。 关键词 中国高等教育； 西北联合大学； 变迁； 本土化； 区域均衡化； 制度移植 抗战伊始，国土遭劫，平津地区学府蒙难。为了保持教育不辍，收容战区青年，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相继建立，由此开始了抗战期间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由中心区域向边缘省份迁移的被动的历史过程。梳理源流始末，西北联大的建立虽是迫于战争压力，但并不能完全视为偶然结合或仓促应对的产物。因为研究者在探讨中国高等教育格局变迁的骤变与2缓进之际， “必须时时注意区分长期持续的运动和短暂的爆发，后者在其产生的时刻就会被察觉，而前者则
3、在跨越一段时间距离后才能被发现”137。1938 年建立的西北联大虽短暂存世，却呈现出独特的变迁历程。北平大学区的建立尝试以北平大学为中心统摄华北地区的教育事业，作为制度引进的尝试，其本土化成效值得审视。同时，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之间形成的初步联络，为后来西北联大合并提供了组织与人事基础；“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发西北成为举国共识，华北危机迫使平津高校筹划战时应对方针，皆为西北联大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和平幻想破灭，最终促成西北联合大学的成立，以保存中国文化教育余脉、积蓄抗战建国力量。以上诸端，不论其始于平时的预先擘画，还是出自战时的权宜之计，西北联大在时代变
4、动中的建立过程呈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领域制度移植本土化与区域分布均衡化的双重努力，体现了大学发展的内在传统与社会变迁的现实要求之间的调适和互动。 一、 本土化的尝试： 北平大学前后 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后，北方政局动荡，京津地区教育事业在政治压迫和经济窘困的冲击下举步维艰。直至 1928 年 6 月 8 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北京，暂使平津教育界恢复正常秩序。围绕北平大学区的设立，主导大学区制改革的蔡元培与李石曾意见相左，同时新制度实施过程中各地又产生龃龉纠葛。这些问题导致了改革过程中派系纷争、学潮不断。组成西北联大主体之一的北平大学，即是这一过程造就的时代产物。北平大学的建立与改组体现了当
5、时大学区制在我国华北地区的推行过程，3以及高等教育制度的引进落实在本土化过程中遭遇的问题与困境。 （一） 国立京师大学校始末 京津地区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之发源地，几经变迁，成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入主北京，于 1927年 6 月就大元帅职，并任命刘哲为教育总长。当年 8 月，刘哲即以“无法整理、学风颓败、欠费过多，尤不易办理”2为由，力主将当时北京的国立九校合并为一校即国立京师大学校，分设文、理、工、农、医、法六科及师范、艺术、商业、女子第一和第二五部。面对教育界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刘哲实行拉拢与压制的双重手段，声言九校旧有教职员赞成合作者不予更动；反对者亦不勉
6、强，各随其便。千家驹记述了当时的斗争过程： 某日，刘哲在教育部召见，学生代表鱼贯而入，见刘哲在太师椅上，办公桌前，摆好八副纸笔。刘哲一一问代表姓名毕，又问家在何处，北京有无亲属？代表们均感到莫名其妙，哪知刘哲将桌子一拍，大喊：“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把遗嘱写下来，好叫家属来领尸！”代表们面面相觑，莫知所措。此时教育次长林某（修竹）在旁，他是扮白脸的，他说：“总长发脾气了，你们快下去吧，不要自找苦吃。 ”于是代表们一言未发，一个个溜了出来，一幕反对合并的风潮，就此结束。3226 其时政治对于教育的压迫可见一斑。9 月 25 日，北平甚至发生军警包围搜检国立九校及私立各大学，捕去学生三十余人，并
7、枪决学生赵全霖、陈国华等十人的恶性事件。此种强力政策虽前后仅维持一年，但严4重影响了北京高等教育的发展，让这座“文化名城”蒙上阴影，严重危害了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 （二） 从中华大学到北平大学 1928 年 6 月初，国民革命军进逼北京，张作霖政府倒台，国民政府接收了北京文化教育机构。自此，华北地区的高等教育进入新一轮的调整。其时，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与李石曾以教育改革配合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步伐，开展大学区制试验。但此项制度的引进与中国教育实际未能契合，在缓行与骤进之间，各地方阻力已出。围绕北平大学区的设置，亦使蔡元培与李石曾之间产生裂痕。大学区在江苏与浙江试行以来，浙江因大学尚在组织，没有充分
8、试验；江苏又因为东南大学与教育厅对峙，矛盾未能消除；各地方也有大学区制实有蔑视普通教育的反对之声，提议于大学院外另设教育部。虽反对之声不绝，但李石曾出于统一北方文教事业的考虑，积极倡设北平大学区。1928 年 7 月 19 日，国民政府会议议决：北平国立各校合组为国立中华大学，以李石曾为校长。8 月 16 日，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开会讨论北平大学区案。蔡元培鉴于苏浙两省试行的问题过多，而北平大学区的设立又与他原来主张实行大学区制的思想相背离，因此表示反对。李石曾一方则极力推行， “谓大学区制为世界最良好之教育制度，江浙试行之无良果，乃办理者不得力，且谓石曾先生对此案决不让步”4 。会议最终通过了李
9、石曾提出的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 ，议决设立北平大学区。9 月 21 日，国民政府议决：国立中华大学改称为国立北平大学，包含北京大学等各校，并通过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管辖河北、热河两省及北平、天津两特别市。 合组国立中华5大学的决议传出，激起北平各校不满。北大学生从 1928 年 6 月北伐成功之时就组织复校委员会，以恢复北大原有的名称及组织为目的。11 月 17日更是停课护校，并发布宣言：“北京大学之有特殊情形，完善组织，及历史上之成绩，国际间之地位，而允宜独立。北平大学区之因人而设，易使学阀把持，学术官僚化，及顾此失彼，弊端百出，破坏全国教育行政统一，而应受反对。 ”553 随后于 11 月
10、29 日举行游行示威。当此混乱之际，吴稚晖为息事宁人，提议将北大旧有三院加一“北大学院”名义，由副校长兼任北大学院院长，以示保留北大独立性质659。蔡元培与蒋梦麟虽然对合并心存异议，亦先后规劝学生，力求风潮妥善解决。北洋工学院、北平女子大学、北平师大等校也反对合并政策，但在李石曾一方的执意坚持下，国立北平大学最终建立，校长由李石曾担任，李书华任副校长。 大学区制在诸多争议中缓慢推行，然而理想的改革构想在现实操作时不免捉襟见肘。随着教育部的再度设立，加之学校风潮四起、教育经费不济，大学区制的存在意义和制度价值受到怀疑。1929 年 6 月 17 日，国民政府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决：由
11、教育部定期停止试行大学区制。7 月 5 日，教育部令北平、浙江两大学区限于本年暑假内停止，中央大学区限于本年底停止。短暂的大学区制改革随之宣告结束。8月 7 日行政院会议议决：国立北平大学研究院改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改为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后来合并第一与第二师范学院为师大） ；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仍令划出独立，并组织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筹备6期间称为国立北洋工学院） ；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改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立北平大学本部剩余各学院合组为一个新的国立北平大学。此后，北平教育界学潮复起，北大、师大以外各校也纷纷要求复大独立。
12、对于此项呼声，时任教育次长的马叙伦表示：“各校请示改大，教部以其与大学条例不符，碍难允许。至要求独立，只须至相当时期，由教部考察斟酌，当可办到。查大学条例，独立学院与大学同等，不过内容所包含不同而已。 ”561 依此拒绝了各校的复大请求，而北平大学内部组织仍旧纷乱，教务勉强得以维持。 北平大学区的设立以及国立北平大学的出现，源于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倡导，初衷即在通过主动引进法国大学区制，摆脱政治对教育的控制，追求“教育学术化”和“学术研究化” 。这一制度的实施运作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建设过程中不断复现的本土化尝试。虽然大学区制最终被取消，但它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制度移植和政策实
13、施的经验与教训。其余绪所存，构成了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改组合并的历史渊源与组织基础。北平研究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首次短暂集合在国立北平大学的名义之下，学校架构、组织人事、教师学生之间初建关联。虽然自始各校反对之声不绝，但形式上之一统已有先例可循。至于合并改组引发的学潮和争端，进一步凸显了民国高等教育发展受到的时代、社会制约及其区域分布均衡化等问题。 二、 战略布局的调整： 应对危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平津危急，各地学生相率罢课，要求出兵宣战。随后日军进一步侵略上海， “一二八”淞沪7会战爆发，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国民政府为应对战争扩大，积极建设行都洛
14、阳、陪都西安。自此至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前夕，华北局势动荡，中日摩擦不断，战事一触即发。平津各校处此困境，坚守危城，以文化教育之弦歌不辍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在和战不定之际，实施国家战略重心转移以防止日军大规模入侵已成当务之急，重新审视战争威胁下的学校前途也成为摆在平津各高校面前的首要问题。循此两端， “开发西北”成为国民政府应对战争威胁的重要举措，平津各校的战时准备也初现端倪。以上背景，为西北联大建址陕西提供了国家战略的必要性和现实操作的可能性，同时也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布局创造了契机。 （一） “开发西北”战略 东北三省陷落、淞沪战役爆发之后，面对强敌入侵，举国上下
15、义愤之余，深切思虑应对之方。其时中日力量对比悬殊，和战之议针锋相对，各方多陈其见，而“开发西北”战略则得到各界的一致认可。1932 年 7月，上海文化界、实业界两百余名学者、名流发起成立了西北问题研究会，以研究西北问题、发展西北事业为宗旨。同年 8 月 31 日，研究会西安分会应时成立。有关西北问题研究的西北研究 、 开发西北 、 拓荒等刊物也相继问世。 大公报 、 申报 、 中央日报等主要报纸更是积极关注西北问题，为开发西北建言献策。张季鸾指出：“是则国家为固本自卫之计，必须经营后方，以备不测，故西北建设，在今后尤为重要吾人今愿建议政府，其决心集中能力于西北之建设！沿江海诸省之事，暂听其自然
16、发展，而以最大部分之财力人力，用之西北。此不8惟适合地方之需要，且为准备国防应付外患计，亦最适宜。 ”7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他主张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开展救济农业、兴建水利、发展交通等建设事业，积极开发西北的工矿产业。其计划体现了时人的关注和意愿，为西北地区的开发提供了舆论支持和民间规划。 国民政府内部，西北开发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筹议之中。1932 年 3月 5 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议决“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 ，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等机构。此项设计缘自南京政府有鉴于北平的危机，有意将西安建设成为北方第二重心，以备不测。1934 年 4 月，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负责人
17、宋子文视察陕甘时表示，“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已经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8，并强调西北建设是中华民国的生命线。1934 年 6 月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通过的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从水利、道路、卫生兽疫、农村建设四部分入手，为西北地区提供资金支持，以开展大规模的建设事业。 “九一八”事变之后，平津地区形势的危急和国民政府建设重心的转移，凸显了西北作为战略后方的重要地位。同时，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对于专业知识和技术人才的需要，进一步要求高等教育格局的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二） 高等教育的应对 战
18、争威胁之下，国内教育界开始重新审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走向。 “夫以中国现时之人力财力而论，政府即集中力量，以办理三五大学，尚虞不给，无如民十以来，只见改大运动之高唱，而大学实质之进步，9则鲜有见及。 ”9106 在国家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的情势之下，高等教育方面区域分布不均、院系设置重叠、文理比重失衡等问题亟待解决。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此开展了高等教育的整顿：一方面集中财力培养实用人才以应国家急需；另一方面侧重高等教育布局向西部倾斜，以期实现高等教育发展区域的均衡与结构的合理。 鉴于京津地区高校过度集中、文理比例失衡的状况，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提倡理工农医等实科的教学，扩大招生数量，严格限制文法教商
19、等科的学生比例，并在 1933 年规定限制各大学文法科招生，要求各学校所招文科学生不得多于所招实科学生。在北平，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哲学教育系裁撤；国文史地两系并为文史系；商学院与法学院合并，改称法商学院，并不再招收新生。北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取消，清华大学法律系裁撤。以上举措致力于改变大学文实比例失调的状况，并在战前初见成效。 “二十五年度学生总数 41 922 人，较二十年度 44 167 人尚差2 245 人，而理工农医诸科学生数已较二十年度增加 7 232 人，文法教商等科学生已较二十年度减少 7 788 人。 ”109293 高等教育区域分布方面， “大体言之，在北平一隅，国立大学之院
20、系重叠，显然可见”9108。为了改善这一状况，民间人士与政府当局积极筹划，希望在大战迫近前改变高等教育分布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同时促进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开发西北提供人才支持。张季鸾在1933 年指出： 自国都南迁以来，北平失去政治中心之地位，而成为文化市，学生市。盖学校与学生之多，图书馆等设备之富，全国各都市无出北平之右10也。乃最近外患紧张，平津受胁，负笈北平之各省学生，皆感不安吾人因此建议：愿国府与教育界及早熟商，别于内地准备收容多数学生之地点。以吾人论，西安市即最适宜地点之一。谓宜乘此非常之时，即将西安定为教育事业中心区域之一，而迅速建设之。11 当时，西北地区受到经济落后、政治纷
21、乱的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缓慢。截至 1931 年，西北五省中仅有专科以上院校两所：新疆俄文法政学院、甘肃学院。 “九一八”事变之后，伴随“开发西北”政策的实施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的整顿，西北高等教育尤其是陕西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受到重视。以 1934 年陈赓雅考察采访陕西所见：“陕西尚无高等教育，有主张应办大学者，但经费、设备及师资，在在均成问题。目前补救之办法，确应实事求是，多选派学生分入国内外大学，予以官费，培养高等教育方面需要之人才。同时并添设农、林、工业等专科学校，以造就生产实际人才。中央拟在西安或兰州办一西北大学及在武功办国立农林专科学校。此事在环境上既极需要，在实际上又甚有效力。 ”12459 关于国立农林专科学校的建设，戴季陶早在 1932 年赴陕考察时就提出了“先办国立农林专科学校”135。同年 10 月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通过了西北专门教育之初期计划原则 ，并推选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朱家骅等人为筹备委员。1934 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正式开学。此一举措适应了战时后方建设的需要，有助于为西北地区培养农林技术专业人才。但就农林专科学校的规模与影响而言，作用仍然有限，无法承担起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