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本伍尼斯特的语言哲学观摘要：本伍尼斯特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的语言学观念来自索绪尔，他的两卷本普通语言学问题极大提高了他的学术地位并在更广阔的领域获得了普遍承认。他拒绝传统语言学解释，并回到话语行为事实，例如“我-你”关系，意味着正在说话的人当下的话语场合， “我”只能被同化且包含在该场合之中。他认为作为语言学范畴， “我”与“你”在语言中具有位置上互相关联的关系。本伍尼斯特所强调的不是“词汇” ，而是更为广泛的语言社会行为的理解和比较分析。在他看来，语言是人的能力，总是特殊的、变化着的，或者总是处于不同角度。在这些不同视角中，我们把自己放置在这儿或那儿，这里所揭示的问题，总是涉及结构、句法、
2、时态、人称等等。 关键词：索绪尔；本伍尼斯特；结构；语言学；哲学 爱弥尔本伍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是当代法国非常重要的语言学家，他的语言学理论是索绪尔语言学线索上的一条重要支脉，同时又突破了法国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立场，启发了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遗憾的是，本伍尼斯特的最主要代表作普通语言学问题 （2 卷）不但至今没有中文译本，而且也极少看到全面性的介绍。有鉴于此，本文依照该书的法文 2 卷本原著，就该书与当代欧洲特别是法国哲学有关的问题，一一展开评述，以便抛砖引玉，就教于国内语言学界和哲学界的同行。 2一、第一卷 1.引言 本伍尼斯特的普通语言学问题出版于 1966 年，当
3、时法国受索绪尔影响的结构主义思潮正如日中天，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此刻的结构主义已经像一只熟透了的果子，就要掉到地上了。引起结构主义走向没落的直接原因，是德里达于 1967 年出版的 3 本代表作中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与此同时，结构主义内部的分化早就开始了。就索绪尔语言学派自身发展而论，本伍尼斯特的普通语言学问题超越了索绪尔和结构主义语言观，与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遥相呼应。 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初期，欧洲语言学界主要关注“历史”问题，也就是语言是如何产生的。就兴趣而言，语言学的这种倾向，与传统哲学学科主要关注“哲学史”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历史的研究角度也同时是解释角度：不同历史年代的“不同”
4、语言学要素被孤立起来，分别研究它们演化的“规律” 。索绪尔发表于 1916 年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发现，以往对语言的历史研究竟然忽视了语言实践，即每个语音或语音形式都有的变化法则。与其说语言遵循历史的量度，不如说语言行为是按照语言本身的结构而进行的符号象征活动。 “时间”不是语言演变中的历史要素，而只是这种演变过程中的框架。历史中语言要素变化的原因不仅取决于这些要素本身，而且取决于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总之，时间性是隶属于结构的时间性。就这样，语言起源不再被认为是单一的线索，甚至也不能说拼音文字比象形文字“更先进” ，不能说语言有一个绝对的出发点，不能以某个个别语言概括普遍的语言学问题。 “这也
5、延伸3了语言学家的视野，一切已知的语言类型都是平等的，都是语言。 ”“没有以往”的语言同时“任何现在”的语言都是“原始”的语言。那么，语言学界限之外的问题呢， “意识范畴”和“思想的规律”不过是语言单位分配和组织的结果。任何经验的变化都最终追溯到语言的变化。 本伍尼斯特认为，作为由索绪尔奠基的现代语言学中的“结构”概念，它意味着由不同语言部分组成的全体，或者是语言要素之间分派、连接、替换的关系。各语言要素之间，并不是对称的关系。 “没有以往”的语言同时“任何现在”的语言都是“原始”的语言这就是活的语言，无论它写于哪个年代，无论它是以口语还是文本的形式出现。这就为 20 世纪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崭
6、新的更为广阔的视野。当然，索绪尔是从口语角度开始他的“普通语言学”研究的。在这方面， “应该承认为了使语言分析成为科学的，原则上就应该专心于（非常精细的语言要素之间的译者注）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 、只关心说明和分配这些语言要素。 ”在语言之外的思想、词语抓不住的思想，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语言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意指关系确定下来，也就是语言的形式与语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至于语言表达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索绪尔并不感兴趣，因为这个问题属于“物理学”或自然科学（可以参照胡塞尔的说法，属于朴素自然的态度） 。在这方面，本伍尼斯特在方法上还把社会科学或人的科学拉回到语言，因为即使在社
7、会科学中，也不过就是一些语言的陈述。这些陈述处于一定的场景中，在听者或读者中唤醒某种意义，因此其作用就相当于对话。并没有赤裸裸的文化，相反，我们之所以知道了文化（或意指关系的世界） ，就是因为有了语言。 4本伍尼斯特与索绪尔的一个主要差别，在于他更强调语言的实践性。按照他的立场，语言不依赖其他学科，同时却也要融入其他学科的氛围之中。这很像把语言诸原子水平上的各个要素装到一个喷雾器里重新喷撒出来。为什么要重新喷撒呢？因为原来的语言使用态度太朴素自然，缺少本伍尼斯特式的分析。 “分析”就要隔离陈旧的语言态度。 “在某种文化中，如同在某种语言中一样，是符号象征的集合，问题在于说明其中的关系。但是至今
8、为止，文化之科学仍旧十分武断地固执于实体的 。”“实体”的思路与“关系”的思路区别大矣：前者是本体论基础上的“单子论”和历史哲学，属于“竖”起来的语言学或哲学态度；后者把要素不看作孤立的单子实体，而看成形式关系（内容要从这些形式中获得解释） ，属于“横”的语言学或哲学态度。列维-斯特劳斯著名的人类学研究（人类的亲缘结构、原始思维结构等等） ，在方法论上正是把各种实体要素只看成关系要素（形式上的）的分配与再分配的组织结构。制度、组织、体系之类分析，不过是关系分析，是人与人之间的“形式”上的关系。 “实体”的分析往往是意识的或自我意识的分析，而符号的象征关系却是非意识的这也是皮尔士、索绪尔、列维-
9、斯特劳斯、本伍尼斯特共同的主张。这里所谓“非意识”领域也就是实践、事实领域。 本伍尼斯特的新贡献还在于，他不但在以下问题上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学立场不同，甚至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立场也不同：本伍尼斯特认为语言自身就已经包含着说话角度问题，也就是谁在说话（以各种人称代词表示）对语言本身非常重要，因为语言的本质就在于话语或对话。 2.作为学科的“语言学”的历史 5西方语言学是从古希腊哲学中孕育而生的。古希腊思想家对语言的兴趣，只在于如何用哲学解释语言。换句话，是从语言之外的因素解释语言，所提出的问题诸如：语言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语言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还是一种约定的习俗？这些问题追溯语言得以产生的最
10、终原因，却极少研究语言自身如何运转。按照本伍尼斯特的说法，这个传统甚至一直延续到 18 世纪，语言始终是被思辨（而不是被观察或被经验、被亲历）的对象，是在语言之外研究语言，没有回到语言本身，不是为了语言而语言。 “新阶段开始于 19 世纪初，梵文被发现。人们一下子就观察到来自印欧语系的诸语言之间有密切关系。 ”于是，建立起了以观察为基础的比较语言学，比如两种语言语法的比较。在这方面，19 世纪的研究卓有成效。但是，直到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语言学的兴趣还主要集中在语言的发生学问题，研究语言发展的历史阶段，好象语言学是一门历史学科。而索绪尔所思考的则是这样的问题：什么是语言事实？是否可以
11、不在传统的“语言发展诸阶段”这样的框架内研究语言的“变化”？这些“变化”中不变的因素是什么？语言的效能是什么？语音和语义的关系是怎样的？20 世纪之前的语言学家极少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 于是，语言学家首先瞄准了口语，因为不像文字那样有迹可察，口语是“活生生”而“没有历史”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语言，语言学家发现印欧语系的模式不适合印第安语，不适合对印第安语做历史分析。总之，语言学家的新方法，就是隔离以往的历史模式的研究，搁置任何理论的前提。 “没有以往”的语言同时“任何现在”的语言都是“原始”的语言这就是索绪尔所谓语言的“共时性”或“同时性” 。好象把具6体的语言要素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语言的体验
12、越来越精细和具体。把语言看成内部诸元素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个实体” ，即看出了从前看不出来的东西。 “不是考虑每个元素本身或在更古老的状态中寻找每个元素的原因 ，人们开始把这些元素看作是共时性集合体的成分。 ” 说话，总是要说出点什么，语言“就这样”再现现实。 “就这样”指声音和文字。 “就这样”不仅指角度，而且还指说话的本质在于对话。说话人再现了一个现实、事件、心理体验；听话人再“再现”这些话在脑海里浮现的形象。是语言把人与人连接起来。这里涉及两点：第一，世界是“精神”的世界；第二，不存在离开语言的精神或思维。 “语言学家都认为，不可能存在没有语言的思想，那么，对世界的认识就是被强加于世
13、界的语言表达所规定的。语言重新产生世界，即让世界顺从语言的组织安排。 ”古希腊哲学把这里的语言称为“逻各斯” （logos） ，其中包含“对话”和“理性”的含义，即语言与思维的同一性。思想是根据语言的“图表” （schma）被（重新）分解和（重新）组装的，语言的结构或形式，就是思想的“形状” 。作为“主体”的说话者其实是发出语言的角度，而对话则发生在与他者（话语的接受者）的语言之间。 从以上的意义上说，社会是“我”与“你”之间对话的社会，而不是“我”与“他”之间冷冰冰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社会。人融入社会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语言的能力。在人所有能力之中，语言能力可能是最神秘的能力之一，它来自
14、哪里？人之为人，在于能用语言“指示”事物，使事物符号化、用广义的符号象征事物。说话和阅读中的“理解”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懂了符号的意义。符号替换或代表了7事物，非实在代替了“实在”这是最初级的“近”与“远” （或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吗？通过控制语言，来控制语言所指的对象，从而语言具有一种天生的神秘性，人们崇拜语言的天才（诗人和巫师等等） 。距离人最“近”的，就是语言，所以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的家。符号能力，是一种抽象的、再生的想象力。 “人不能被创造出来两次，一次有语言，一次没有语言。 ”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在于人有“象征”的能力，用词语置换事物的能力，以此组织思想和社会。思就是词、词就是物。
15、“不可以简单说思想反映世界。”不仅因为距离思想最近的是词语而不是世界，还因为“世界”也不过是一个词而已，所以单独这一个简单的句子，就已经包含着两个语言层次（一个是描述事实或指称外界，另一个是词语指称自己） ，更不用说复杂的文本了。语言不是与世界连接的桥梁，反而成为屏障， “在人与世界之间、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自然的直接的关系，居间的是符号或象征的外表、矫饰、排场，使得语言和思想成为可能。 ”接触了语言，既等于接触了世界，也等于接触了人这有点神秘，人之为人充满了神秘性。 本伍尼斯特是索绪尔的继承者。索绪尔研究构成语言的“基本事实材料”他发现了其中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 ，它们不隶属于先验秩序或
16、思辨。 “为了在合乎必然的框架内安排这些偶然性，我们应该把每个要素放置关系网中。关系网确定元素的位置。语言事实只是按照我们的安排才存在的。 ”近代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哲学，是“对象”性思维，索绪尔破坏了这一思维定势：“在语言学中，我们原8则上否认所谓被给予的对象，否认从一种观念序列到另一种观念序列过渡及其构成存在的事物，否认由此而来的我们能在几种秩序中考虑事物 、好象它们自己可以通过自己呈现似的。 ”语言不是“某物” ，因为“语言学最后的法则，就是由于语言符号与它们指谓的事物没有任何关系，在一个词汇中没有剩余物。a 只有求助于 b 才具有指谓性，b 也同样依赖于 a。a 和 b 的全部价
17、值在于两者的差异，而不是根据自身。 ”本伍尼斯特得出结论：事物之间并没有“实体”或“实在”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其实是形式关系，因为正是“形式”把同一个系统内的此物与彼物区别开来。 3.交流 语言符号的本质在于符号的任意性，也就是词语的“声音”能指与“含义”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索绪尔把“任意性”又理解为无动机性可以联想到无理由、无原因、下意识等等但是这些任意的声音为什么能异变凝聚为词语呢？在于反复重复，即约定俗成。无理由的声音“念头”约定俗成而异化为语言，把瞬间或偶然性化为永恒，这不但是语言也是宗教形成的主要原因（本伍尼斯特列举了符号任意性的一个例子：西方人表示悼念的颜色是黑色，中国人则使用白
18、色） 。既然一个能指代表什么含义是“无动机”的，即同时具有任意性和约定性，那么，这种约定性当然也可以被渐渐地打破，即同一个能指不再代表“此” ，而是代表“彼” 。进一步说，如果声音是通过含义指称实在的东西，那么，随着声音与含义关系的不确定性，声音与实在之间的“模仿”关系不仅不是越来越近，反而是越来越远。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思维与存在关9系”的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伪命题。索绪尔认为符号的基本要素就是能指与所指（就像一片树叶的两面） ，排斥所谓实在或事物本身。因为语言只是形式而不是实体，符号表达排斥“事物本身”这样的分析似乎是悖理的：任意性的专横把“实体”从对符号的理解范围中排除，过河拆桥。声音的
19、“任意性”与约定声音的连带关系，其连续性就是说话的过程、思想过程、心情过程。所谓“理解”了的不是实体，而是关系。本伍尼斯特认为，语言之外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可思议的， “人们有能力说出来的确定性。并组织起人们有能力想到的。 ”“语言应用到被认为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反映真实的世界。但是在这里，每一种语言都是特殊的，都以自己的方式给世界以形状”语言的“形状”就是精神的形象。在语言的“形状”中，being 具有非常特殊的位置，它是所有谓词的前提或基本结构，构造时态和词语的变化。亚里士多德从这个系词中看到了它的逻辑功能（汉语翻译为“是” ） ，但同时 being 还有名词功能（汉语又翻译为“存在” ）这成
20、为西方形而上学在语言学上的源泉，即对象化的思维，它连续形成了古代本体论与近代认识论的传统。无独有偶，本伍尼斯特注意到了弗洛伊德对梦“语言”的分析，一种去掉意识的语言。语言起源于无意识，而本伍尼斯特则称之为任意性。一种“乱七八糟”的力量，这就是梦的语言形状、无动机无理由。 “一切精神分析理论，都是建立在象征理论基础之上的。语言不过就是象征。 ” 4.动词 being 在句法中的职能 对 being 的思考是异常困难的， “首先， being是一个动词吗？如果 being 是某某派生而来，为什么这个某某总是缺失呢？如果 being 不10是某某派生而来，那 being 从何处确信自己的状态和形式呢
21、？所剩下的就是人们所谓表示存在意义的动词 （verbe-substantif）吗？事实上存在一个以动词的缺失为特点的名词性句子 ，这种句子到处都是。明显悖谬的是，这种句子是把整个句子等同于动词 being。 ”总之，名词性句子好象不承认 being 是动词（这与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评不谋而合） 。 关于 being，本伍尼斯特认为要区分出它表示在语法上“同一性”的系动词方面；另方面，它也是“货真价实”的动词。这两方面同时存在，却完全不同，问题在于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为什么发生混淆呢？因为在词形上是一样的。 “being 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不按照时间顺序连续而是在两个术语、两种职能、两个
22、结构之间辨证地共存的过程。 ”其中一个，相当于“存在”意义上的 have 活生生地生活在世界；另一个，只生活在自己的句法里。 “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动词意义上的概念正在真实地存在，就在那与系词之间并没有任何自然与必要的联系。 ” 5.语言中的“人” （1）西方人实际使用的拼音文字，通常要根据人称变化进行相应的动词变位，以区分单数与复数。这种分类方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语法但这显然不是汉语的情形。在汉语中，无论任何人称，其相应的某一动词都没有形式上的变化，就好象谁在说话并不重要似的。是否能从中得出结论即汉语更重视“社会”而不是“个人”呢？或者不重视立场？这个问题暂且撂下，本伍尼斯特说在阿拉伯语中， “我”代表正在说话的人， “你”代表正在听“我”说话的人， “他”代表不在场的缺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