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变革时代的史学与史家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1001507 邹兆辰教授在 1998 年开始承担“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的研究课题，他带领当时刚参加工作的江湄、邓京力组成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教学研究团队，在研究的同时，开始进行学者访谈工作，一方面获得第一手资料，一方面从学者个人那里切身感受和了解当代史学的进程和趋向。当时，我们看到张世林主编的学林春秋 ，但他收录的学者主要是三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而活跃于当今史学界的学者很多都出生于三十年代以后。于是，我们决定分代际、分学科对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进行访谈，首先是出生于二十、三十年代的学者，他们当今已
2、经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传承了中国现代史学传统，又主导着新时期史学变革和发展的方向；然后是出生于四十、五十年代的学者，他们赶上时代的风云际会，如今正是史学界的骨干力量和领军人物。这几代人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人生的坎坷艰难，甚至大起大落，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积极进取，勇于开创，力促史学变革性的发展。他们在艰苦、变动的时代环境下坚忍不拔地从事学术事业，终于脱颖而出；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失时机，思变求新，建功立业。我们在对这些学者的访谈中亲切地感受着中国史学在新时期那股蓬勃的活生生的创造力，也亲切地感受着学术血脉的传承不辍。2001 年， 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并于 2002 年2获得了北
3、京市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这时，邹兆辰教授也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在退休之后，邹兆辰教授继续独力进行当代史学家的访谈工作，结集为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 、 为了史学的繁荣这两本“对话当代历史学家”访谈录，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2012 年 11 月 12 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为邹兆辰教授的这两本访谈录举办了座谈会，名为“变革时代的史学与史家” ，与会者有接受访谈的著名学者，也有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专家。正如邹兆辰教授在座谈会上所说，他做这个工作，是为了记录那些经历了共和国时代风风雨雨的学者们艰难而执着的学术人生，要为他们树碑立传，这一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记载新中国新时期的史学成
4、就和业绩，是“寻找新中国的史学家”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邹老师的访谈工作下功夫，有亮点，具学术品质，有资料价值，受到了很多知名学者的支持和关注。座谈会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郝春文教授致辞，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做了主题发言。与会学者有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梁景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胡绳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田居俭研究员、于沛研究员、杨艳秋研究员、曹守亮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教授，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陈其泰教授、张越教授，河北大学张剑平教授， 史学月刊主编、河南大学李振宏教授， 历史研究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报主编、中国社科
5、院李红岩研究员， 文摘报主编马宝珠女士，人民出版社编审张安奇女士，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审王勤榕女士。座谈会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和邓京力教授主持。 3李红岩研究员称这次座谈会是“史学界难得的高规格会议” 。陈其泰教授也说，这次座谈会能有这样的阵容，在近几年的史学界是不多见的，这本身就是对邹兆辰教授的工作的肯定和高度评价，证明了大家对这两部书的重视。与会的大多数学者都事先准备了发言，内容充实而有深度。他们就这两部访谈录，对邹兆辰教授的工作做了高度而中肯的评价，也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设意见，他们谈到了学者访谈工作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意义，谈到了当代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路径，还提出了当代中国史学
6、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他们都十分关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以及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表达了他们的期待，也给出了若干建议。一、为当代史学家“立言” 瞿林东教授在主题发言中将邹老师的工作和中国史学传统联系了起来。他说，中国史学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重视为史家立传，司马迁为孔子立传，班固为司马迁立传， 晋书卷八十二有史学家的合传。通过史家传记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史书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怎样写的。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有一个令人高兴的现象，就是出现了很多很不错的史学家传记，如晋阳学刊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评传 、张舜徽先生写史学家传记、陈清泉和肖黎等人主编中国史学家评传 、戴逸先生主编一套 20 世纪中国著
7、名学者传记丛书，等等。这是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邹兆辰这两本书的特点，第一就是为史学家“立言” ，立“学术之言” 。前面说的那些为史家立传，一般出自他人之手，本人没有参与，而邹兆辰是“对话”当代历史学家，是史学家与作者面对面进行讨论，4被写的史家直接参与了“立传”和“立言” ，这在学术史上很有价值。第二个特点是具有“当代的”鲜活的特色。史学家都是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生活的人，是有鲜明的历史特点的，也都是有自己独特追求的，访谈反映了每个史家在学术上的特点和专长。比如，在访谈中，何兹全先生给自己的学术作了总结：一是能抓大问题，他说他研究的题目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和反映时代面貌的大问题。二是继
8、承了中国史学传统，重材料、重考证、要把问题本身考订清楚；同时又受到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更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训练，所以又重视从宏观看问题、从发展看问题、从全面看问题，形成了宏观与微观并重、理论与材料并重的学术风格。我欣赏有创造性、突破性和开拓新领域的学术成就。对比一下何先生的学术特点，我们看看现实的史学研究，却很时髦“碎化” ，这是多么不同啊！再比如对田居俭先生的访谈，题目叫做良史工文，十年磨剑 ，这讲出了田先生特别讲求文采的特点。田先生的李煜传为什么多次修订出版，因为他艺术地表现了历史人物。这个访谈录和一般的为史学家“立言”还不一样，这是史家自己讲，与完全由别人写是效果不同的。所以说
9、它是以新的形式反映了当代史学的面貌，以人物为中心，以立言为主旨，把中国史学的当代进程反映出来了。 杨共乐教授高度评价邹老师的史家访谈是“让历史学家自己说话” ，他认为这种对话的体裁很好，记录了史学家的实践活动，史学家讲自己走过的道路，这对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者的帮助很大。他特别指出，这两本书打破了只有七十岁以上才能被访谈的界限，更广泛地反映了当代史学的状况，能对史学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 今年已八十九岁高5龄的近代史专家胡绳武教授强调指出，邹兆辰的工作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访谈，而堪称一种“创造性的研究” 。他说，他接受过很多次访谈，但访谈者对他本人并没有研究，而邹兆辰是对访谈的学者作了研究的，他没有研
10、究就提不出有深度有价值的问题。邹兆辰访谈的学者是不同领域的，他涉及的学术领域就得很广，这很不容易。 李振宏教授也说到，邹老师在访谈方法上进行了精心设计，提出的问题很有个性，只有真正了解研究对象，才能挖掘出这些问题，好的问题也促使访谈对象对自身工作有进一步思考，在访谈中擦出了火花。邹老师花费了多年时间，记录了四十多位史学家的学术道路，他很注意挖掘一些学术背后的东西，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获得的成就，更能看到这些成果生产的过程、情景，看到学术背后的生活、思想经历。一般的学术史著作只能就最后呈现出来的学术成果进行研究，而很少写到学术背后的东西，这样就难以对学者的学术成就有真正深刻的理解。 田居俭教授
11、称赞这两部访谈录的特点在于“亲和力”特别强，阅读的过程就仿佛是自己也在与学者对话，了解到一个学者整个的治学经历。一部书有亲和力，才会有吸引力。由于访谈的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所以使人受益很大，的确是读每一篇都有收获。马宝珠编审也专门称道这两部书的“亲切感” 。她说：“我在光明日报史学版工作了十几年，又在文摘报工作了十几年。看到邹老师的这两本书，我感到非常惊喜。书中访谈的学者绝大部分我都很熟悉，读这两本书使我好像又回到了在光明日报史学版工作的时候。这两本书形式创新，对四十多位学者的访谈，用口语来表述，真正写出了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有血6有肉有呼吸，栩栩如生，很有感染力。这两本书对于人们了解当代中国
12、史学的发展是有特殊意义的，是其他形式的著作不能取代的。访谈录内容很生动，许多学术专著文字枯燥让人望而却步，而这种对话形式却很鲜活、立体，增进了读者对史学家工作的了解和尊敬，这很有助于扩大历史研究的影响力。 ”李红岩教授也认为这部书是史学“社会化”的有效形式。他说，史学“社会化”的途径就是要把史学研究的成果用相对通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平实而内蕴深刻，并能体现学者和学术的个性。比如书里讲到漆侠先生对于当今有些人不讲马列表示很气愤，这就很有个性，能引发我们的思考。人们对于史学家往往有点神秘感，也有些敬意，但是一般人很难了解历史学家到底在干什么，读专著读不懂，也很难把握其中观点，但读访谈就容易了解多了。
13、另外，对青年学者来说，学者访谈录也是指引入门的一条途径，通过了解一个人物可以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学术传承。 关于怎样更好地为史家“立言” ，很多学者提出了进一步建议。李红岩教授的建议很有意思也很重要。他说，邹老师在访谈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如下情况：被访学者说出了很多个性很鲜明的话，透露了一些有趣而重要的细节，但在审稿时，却把这些内容给删除了。他建议，可以保留两个版本，把史学家私下里那“怒目金刚”的一面留存下来，以待后用。张广智教授提议，访谈的范围似乎以京津地区为主，以后也应该多关注南方史家。另外访谈是以叙事性、生动性见长的，可以增加更多的细节，既有趣又可以以小见大。访谈形式也可以多样一些，比如
14、访谈夫妻学者、兄弟学者或一个学者群体。要是首都师大历史学院的史学理论7和史学史学科对复旦的同一学科进行访谈，该多么有意思。对一个学者也可以有多次访谈，学者本人有了新的建树，就可以再次访谈， 历史教学问题发表的二访刘新成教授就很好。 二、当代中国史学史的新写法 于沛教授从当代学术史撰述之重要性的角度来评价对话当代历史学家的意义。他说，学术史的整理是制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瓶颈，学术史的突破非常重要。胡主席在十八大上讲：“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就要有思想理论上的进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不可替代，而中国的社会科学要发展
15、，首先必须把自身历史弄清楚，这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伟光主编了一套当代中国学术史丛书，已经出版了三十本，还要继续做。邹老师的这两本书，是特殊形式的学术史的著作，由于它的资料性和生动性，比那种正规形态的学术史著作更有意义，随着时间的延续它的价值会更大。 庞卓恒教授是史学理论的著名专家，他对这两部访谈录的旨趣有着更有深度的认识，他指出，邹老师的工作是想通过与同行的对话来掌握当代史学发展的脉搏，他是在研究当代史家和史学，找了不同代际、不同领域的有一定代表性的史家进行访谈，探索史学发展的动态和走势，不同于一般的访谈。这是研究当代史学史的一个很好的角度、很好的方向。他建议，可以有一个更
16、大的规划，做百名学者的访谈，把当代史学变革和发展的脉络更全面的展现出来。 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其泰教授就这两部访谈论述了撰写当代史学史的8重要意义。他说：“当代中国史学即建国后所取得的成就，西方人不太了解，而我们自己有些人对此刻意贬低。新中国成立六十三年，并不算长，但比三十多年的民国时期要长吧，可是现在人们很重视民国时期的史学，关于这个方面有很多研究成果，心里都不大瞧得起建国后的史学，对这么些年学术发展的意义没有多少认识，自己专业的人把自己学科看得很低。所以，我很赞同刘新成校长在序言中所说的，这部书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代学者的成就，记录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史学工作者为繁荣和发展
17、中国史学所做的开创性贡献。这部书创造了书写当代史学史的一个独特形式，以鲜活、直观的形式把这些成绩记录下来，很生动，可以看到有的学者真是意气风发。这两部书不仅为当代史学发展留下了重要的证明，也以它独特的著述形式为当代史学史的写作铺了路。 ”田居俭教授总结说，这个工作是一种口述史与学术史的结合，在方法上有创新，如果能继续再做三五年，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提高，形成系列，就能写成一部相当于集体传记形式的当代史学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艳秋教授对这两部书读得很细，她结合本书具体内容，较充分地论述了两部访谈录堪为当代史学史的学术价值。她说，2006 年社科院组织过对荣誉学部委员的访谈，她负责历史学这一
18、块，后来也出了书，基于对访谈工作的体会，她感到作一篇有学术深度和价值的访谈是很难的，邹老师十年辛苦不寻常。做这个工作其实是把文字史料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每一篇访谈都是受访者学术历程和学术成就的总结。这些访谈确实拉近了读者与史学家的距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邹老师能在这些史家的经历和学9术中，点出一个又一个的闪光点，其实是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考察当代史学的发展和趋向的，这个工作反映了他对于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的思考，是在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他在对林甘泉先生的访谈中谈到如何保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地位的问题；与马克垚教授谈到建立中国的世界史学体系的问
19、题；在对张静如教授的访谈中谈到了史学研究如何改革的问题；在对步近智先生的访谈中谈到了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问题；在对庞卓恒教授的访谈中特别强调了要重视史学理论的研究，等等。这些都能引发人们的思考。 梁景和教授在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十分活跃，他尤其强调对话当代历史学家的方法给他自己的工作带来的启发。他说，根据他的印象，邹老师的访谈做得很早，早在 1998 年或 1999 年时他就接受过邹老师的访谈，当时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当他进行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时候，也带着研究生进行访谈，这样的工作方式很有成效，让人很兴奋，邹老师的工作对他自己进行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有推动作用，有方法上的
20、启发。他还谈到 2001 年出版的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这本书就放进了访谈的内容，读起来令人很感兴趣。他写社会文化史的文章时就介绍了这本书，还引用其中的有关内容来谈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对话当代历史学家收录了对四十余人的访谈，有一定代表性，能涵盖当代史学的一个侧面，这部书作为当代史学的口述史料，它的价值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增加，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它提供了有关当代史学的第一手材料。 作为新中国史学的研究者，张剑平教授非常重视这两本书，他在10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 年卷发表书评走进历史学家群体，探索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 。在座谈会上，他重点谈了访谈方法对于当代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对
21、于当代史家的研究是当代史学思潮研究的重要基础，邹老师从做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开始，访谈的学者有五、六十位，现在这两本书是一个重要的成果。对当代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学者的访谈，访谈有助于挖掘更多的资料和信息，同时有助于保存有价值的资料。对这一点，张剑平教授有切身体会，他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进行延安史学的研究，曾经给与范文澜一起撰写中国通史简编的佟冬先生写过信，当时他已经八十六岁了，他的回信说明了很多问题，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他对在座的史学家们提出建议，希望他们也能多写学术回忆录，留下更多的关于当代史学的资料。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曹守亮教授说，由于他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所以他对邹老师的访谈工作一直比较关注，也能体会到访谈工作的艰苦。他认为，访谈方式对他们进行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来说具有方法论意义，很想能够建立一个团队，用访谈的方式记录、总结新中国建设者们的人生和思考，访谈的方法在当代研究领域显然很有优势。他指出，邹老师的访谈工作有其特色和难度， “对话历史学家”是有意识地沟通与交流，需要有相当的水平才能与史学家对话，又要有一定见解，才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体现时代性，具有前瞻性。他尤其佩服邹老师能放下架子，沉下心来，坚持去做这一工作，而这种精神是值得青年人学习的。 三、学术的传承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