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成就、问题与期许：中国三十年来人文社科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事业规模迅速壮大，涌现了一批对改革开放事业起支撑作用的重要成果，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仅以高校为例，截至 2010年底，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已达 44 万人；据不完全统计， “十一五”期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约 12.9 万部，发表论文约 151 万篇1，其中一部分具有较高水平。同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显然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事业步入新中国第三个三十年的关键时间节点，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总结其主要成就，具体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在研究创新、
2、资政育人和文化传承诸方面的健康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事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第一，学科门类体系趋于完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补课”任务基本完成。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曾提到对社会科学的“补课”问题。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 “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 ，对社会科学“我们过去多年2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2三十年后的今天，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等学科不仅得到了恢复性的发展，有些应用型强的学科发展的规模还很大，建设水平也提高很快，比如法学、行政学
3、、新闻传媒等学科；过去一直没有进入中国以及一些特殊、稀少学科，前者如社会工作专业，后者如人类学、民俗学等，也都得到了较快发展。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共有 28 个一级学科（不包括军事学门类） 、400 多个二级学科，形成了门类基本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学科体系。3即使是一直没有中断的人文诸学科，面貌也有很大改观，学科内部划分日益细化，学科交叉扩张趋势明显。2012 年 8 月，南开大学主办的一次元史国际研讨会，国内学者就到会一百二十多人。这在旧中国和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在民国时期，在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在人文领域，确有一些闪光点，有一些杰出人物，但是在总体上
4、，都无法与今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同日而语。也就是说，邓小平提出的“补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对今日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虚无主义的评价，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打基础的时期，那么接下来的下一个三十年，这种发展将进入开花结果的繁盛期。 第二， “人文”与“社科”两大领域的分化基本完成。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人们习惯说“文、史、哲” ， “政、经、法”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前三者，是三个最基本的人文学科，后三者，是三个最基本的相对于人文学科的纯社会科学学科。例如，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 “人文”与“社科”的分界点并不明显，大家都在“文科”的3大旗下，将自己的学
5、术身份定位为“文人” ，都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代人几乎都是“文学青年” 。事实上，当时真正的社会科学专业也不多，文科规模最大的专业就是文史哲， “文笔好”对于做一个好学生、好教师，甚至好教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这是中国重视文史学习的文化传统尤其是长期实行科考制度所形成的思维惯式，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长期不发达的必然产物。虽然，彻底扭转这种观念非常困难，但不注意自觉区分人文与社科的差别确实在严重制约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不宜像诗人、散文家一样，凭感想和感觉解决问题，而是要借助精确的数据、实地调查研究，
6、通过系统的逻辑推理下结论。他们的文章可以缺些华彩，但不可以讲半句没有根据的观点。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这种现象在今天已经大有改观。例如，在一个有诸多文科名校学者参加的政党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即使涉及意识形态色彩较重的敏感议题，与会学者的发言都能够秉持规范性研究和建设性解决问题的通读，没有发生简单发牢骚唱高调的现象这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总体来说，目前人文与社科在研究领域上的分化已基本完成，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尤其是具有重大影响和深刻意义的问题研究，将是进一步要完成的工作。 第三，研究范式发生历史性变化，方法论意识初步得到增强。 三十多年来，我国人文社科研究的方法论意识也在增强。方法在科学研究中具有
7、重要地位，爱因斯坦认为它甚至比知识重要。20 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对方法的重视，在托马斯?库恩所表述的“范式”中得到充分4体现。约翰逊也曾经说过：“如果不运用所有这些范式的洞察力，社会现实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得到充分的令人满意的解释。 ”4这个一开始用来说明科学革命结构转换的概念，后来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与此相伴随的是现代西方思想潮流的此起彼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各自方法也不断得到彰显。我国学术界的方法论意识与西方相比尽管处于“后发”劣势，但经过这些年对西方思想的译介和研究，也逐渐实现了研究方法的转变。 比如，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主要侧重于介绍和研讨西方从古
8、至今的政治学理论，以试图在转变传统研究范式的同时，建构具有现代意义学科体系。但是，由于缺乏理论发展的学科积累和一套成熟完善的研究方法，使得在学科建构中，出现了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简单套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或简单移植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倾向。相应地，这一时期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理论抽象，则停留在“提想法”的层面上。当时，在理论信息报等媒体上，一篇几百字的感想性文章，一则非常简单的议论文，就可以引起“理论界”的轰动，作者就可以一夜成名。在当时，这也不为不正常。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变“拿来主义”为对学术和学科的系统理论建构的重要趋势，也即一方面及时
9、跟踪国外政治发展的动态及趋势，认真研究当代国外出现的新学科、新思潮、新流派和新方法的发展情况，批判地借鉴其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以开阔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丰富其理论内容；另一方面，则在明确中国社会科学实践功能与理论研究功能的基础上，初步建构了一套5与这些功能相适应的概念和范畴、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型。比如，在政府理论领域，就已初步形成了政府体制、政府过程、政治形态等多个角度的研究并存的局面，在中国社会成员构成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阶级分析、阶层分析、阶级与阶层综合分析、 “身份-契约”分析、社会利益群体分析等不同的视角。凭借一篇感想一鸣惊人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为中国自身的理
10、论建构提供了最适宜的实践平台。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开始以自身方法来建构中国本土的理论体系，并取得初步成就。从政治学领域看来，有关这方面，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主持撰写的政治学基础 （1995 年） 、复旦大学王沪宁教授等撰写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 （1994 年）等，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促成了包括“利益政治观”等在内的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命题在中国政治学界取得了初步的学术地位，引发或推动了人们对许多经典政治学课题的新思考。一批“海归”学者，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建设方面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第四，大量新学科、新思想、新方法进入中国，对外学术交流活跃。从源头考证，中国社会科学是洋务运动之后引进
11、的西学，传统中国的观念思想和方法一直处在变革之中，并不断地受到西方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才真正完全自主、有目的地大量了解和研究西方的新思想、新科学。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想潮流，比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历史主义、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层出不穷地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的理论建构6和方法论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这个过程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都是非对称的，在此之中基本上只有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少之又少，甚至也没有有意识地这样做。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国际和地区学术交流的日益活跃，多渠道多形
12、式多层次对外交流不断展开，中国与国际上许多高水平大学、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在不断加强。据不完全统计， “十一五”期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参加各类国际交流活动约 37.6 万人次，参加国际合作项目 2600 多个，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 1.5 万多篇，有近800 部以中国学者为第一作者署名的著作被翻译成外文，在 96 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 322 所孔子学院和 369 个孔子课堂3，这无疑扩大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随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西方的学术交流必将愈来愈密切，可以想见，这种交流将会越来越以一种对称性的方式进行，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积累。 二、中国人文社
13、会科学事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一）学科：主观划分对象化 学科的划分，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推翻苏联模式，但不顾学科自身发展规律而随意主观地进行学科划分的现象却依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非常严重。比如，行政管理就因为“管理”两个字，被划分入了管理学门类，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二级学科。同时，公共管理这个一级学科本身也带有明显的拼凑色彩，包括了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管理、社会保障和土地资源管理 5 个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的二级学科。另外把中共党史划7入政治学的二级学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其实， “分类”是个认识工具，是为了便于规范管理的“参照系” ，对研究
14、工作来说只是一个参考。但是，现在的突出问题，是所谓的“学科划分”被简单地对象化和绝对化了似乎作为一个“客观标准” ，成为了在学科建设之内和学科相关领域以外都需要“遵守”的东西。 （二）概念：数量少与不规范 现代社会迅猛发展，对某种思想，某些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探究，是需要摆脱日常话语而用严格的学术概念来实现的。面对浩瀚的学术典籍，我们一方面感叹其数量之繁多，另一面也惊叹这些概念能建构如此精巧的理论，以至于能深刻而全面地解释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方面大量地译介西方思想，另一面也有不少学者尝试着构造自身概念来构造自身学术理论，但在质量数量上，译介西方的思想其实也是非常有限度的。这与日本在现代化过
15、程中对于西方思想的译介来说，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相对有限，其主要原因其实就是长期以来官方评价体系中对专业翻译工作的不重视，尽管强制普及应用外语的导向很明显。比如，在高校，翻译著作大都是不计入工作量，与职级晋升无关。同时，由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滞后性，使学者很难在不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以自身概念来建构原创性的理论问题，这就使得原生概念更少产生。时下很多人将生活用语、网络用语，运用于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而不是相反，恰恰反映出学术概念在某些理论领域概念或概念运用上的匮乏。其实，理论领域概念或概念运用上的匮乏，也与我们概念运用的不规范相关。比如，在政法专业领域，至今中国仍然没有做到对“国家”概念
16、8和“政府”概念的严格区分，英美法系的很多概念仍然没有规范对应的中文译名。这种不规范并非仅仅根源于概念的翻译，而是源于学术思想的不清晰和研究工作中的不求甚解。其实，在不同的语言文字之间，实际上很难说存在着能够一一对应的概念，我们没有做到对“国家”和“政府”概念的严格区分，实际上就与中文中的一个“国家”对应着英文中的几个词汇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概念问题一定与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相关联。词汇的规范和定名工作已经到了需要有秩序地开展的时候了。 （三）理论：建构的依附性 在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依附性一方面是对西方学术理论的依附，另一方面是一学科对其他学科之间的依附。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各种西方思潮
17、不断被介绍到汉语世界，思想流派层出不穷。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概念也是不少的，但是能够有效地被运用到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自身学术建构的概念，就如前面提到，并不多。其中的原因，一是来自于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很多只是停留在介绍和一般了解上，没有真正被运用到中国内生的理论研究上，更没有在由中国原创的（原生态的）思想理论上来加以深入理解和批判；二是也在于理论建构太多受制于西方学术，而没有以更高的理论自觉来面对自生的现实问题。所以，理论建构的表层化，其实是遗漏了或者没有面对根子上的问题，而只是在概念之间打转。这就使得理论建构不仅仅是依附于西方各自各有的思想潮流和概念体系，而且也使得学科之间的依附也非常明显。比如计量
18、经济学中，经济学对数学的依附使得前者完全可以化约为后者。这种依附其实隐藏了一个更9为隐秘的假设，即一个学科的问题可以转化成另一个学科的问题，一个学科的方法可以推广到另一学科。近年来在研究方法所表现出来的双重性与此相关。 （四）方法：总体依然滞后与绝对化现象并存 西方学术史已经清楚地表达了方法对于理论建构的革命性作用，有时候一种新的方法甚至可以开辟出一门新的学科。但在中国，人文社科研究中却有一种怪现象，一方面理论建构的方法总体上滞后于西方，但另一方面，却又滋生了一种“方法论神话” ，似乎有一种通用于多（甚至所有）学科的方法，方法论被看作是根除百病的妙药。这其实仍是惰于面对自身理论问题，放弃内生问
19、题而舍本逐末的态度。所以毫不奇怪，会有学科之间的依附性，而不会引出问题之间的依附性。后者显然是需要更大的学术勇气。这也是我们在 80、90 年代不得不大力推动和鼓励运用计量的方法、田野调查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而今天却又不得不提醒部分年轻的朋友们不要把计量方法和田野方法的作用绝对化。 这些亟须突破的问题，归根到底昭示出一个根本的态度，回归到中国学术自身的问题之中，以“中国话语”来解决中国的当下问题。现代化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等，走向文化强国的道路，无一不历经了对自身现实问题的理论阐释过程。以自身的原创性来突破这些问题，是实现中国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方面，也是
20、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最好资源。 三、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走向的几点期许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未来走向，从客观方面必须立足三个“基本面”： 10第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使其整体文化水平明显提高。据统计，中国的成人识字率已超过 94%，高等教育已走向大众化阶段，中高收入者的比例、城市人口的比例、网络人口的比例都在持续提高，走出过国门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社会基本面的结构性变化，使得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不得不发生转变，也在要求相关科普工作以更加全面、更加具体、更加务实的理论态度面对社会大众。特别是随着网络成为传播社会科学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信息的流通和传播方式也发生了重要
21、变化。这一切所带来的是思想观念方面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文社科面对着的新问题和亟待开发的新领域，都已经不仅仅是局部和地域性的，而是普遍都是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了。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大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全球经济的大循环之中。这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我们要坦然地接受由此所带来的一切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其实也正是在这个视野下不断开拓事业的过程。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是以这种视野来推动文化事业发展大战略的。中国人文社科事业的发展应突破旧有的做法，以更宽广的心态，以协同和创新的意识来开展学术理论研究。比如，对于学科的划分和发展问题，一方面要求更加精深和细致，另一方面则不要因为学科划分的桎梏而忽略对相关性问题的深入探讨。这给人文社会科学人力资源、经费配置和单位间关系处理都带来了新的课题。 第三，国际化是 21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