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刍论“八大”前后党的科学决策能力及其现实意义摘 要：科学决策是体现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关键在于加强党的科学决策能力建设。 “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政治决策、经济决策和文化决策等方面表现出了高超的科学决策能力，认真梳理和总结其实践经验，对实现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八大”前后；科学决策；执政党建设；现实借鉴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3-0041-04 “八大”之前，从 1953 年起，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2、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于 1956 年 9 月召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政治经济情况，做出了今后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等一系列科学决策，体现了一个不断成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科学决策水平，为新形势下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决策能力有显著提高，突出体现2在政治决策、经济决策和文化决策三个方面。研究“八大”前后党的科学决策能力，对于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 一、政治决策：对执政党建设以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科学决策 1.对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决策。 “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党的建设这个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做出了诸多科学决策。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执政党，党的少数领导干部，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后，极易沾染官僚主义习气，滋生骄傲自满情绪，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因此，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现代管理思想认为，决策的来源在预测，预测的依据在信息，信息是产生科学决策的先导和客观依据。信息的正确与否体现执政党决策能力的强弱，而能否获得正确的信息，则取决于党群关系是否密切。 中共取得执政地位后，是否能够
4、进一步巩固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良好党群关系，成为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必须继续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群众中的工作，尤其是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劳动状态，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人民同甘共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不可征服的力量。 ”171 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3指出
5、：“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180 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历史较长，民主法制基础薄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扬民主，坚持群众路线尤为重要。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 ”178 邓小平所提到的总结和集中，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而是经过整理、分析、判断和概括，制定正确的决策，就是要坚持群众路线，深入研究最广大群众的想法愿望和实践经验。否则，执政者
6、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八大”决议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能否胜利完成，将“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 。1819 同时，还提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是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一是要永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端正和提高用权意识；二是要永远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加强监督和自律。 “八大”通过反思苏联和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坚决实行中央反对突出个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决议，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重大问题须由集体决议的制度。这些科学决策对于防范党在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
7、宗派主义，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党和国家的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决策。在“八大”前后的初始探索中，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思考和探索，做出诸多科学决策。首先，提出不能盲目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对他人经验和做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借鉴。独立探索自己的道路，是中共从井冈山时期就秉持的传统。革命道路不同，建设和发展道路同样不能照搬外国经验。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郑重地提出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指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和套用
8、，外国经验和他人之长要批判地吸收，不能走一概排斥或盲目照搬的极端。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时的讲话中又指出：“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 ”24 其次，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进行了客观分析，明确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
9、矛盾已变成人民对于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论十大关系虽然提出了十大矛盾，但还没有明确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八大”决议关于对我国社会5主要矛盾的探索，则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八大”对当时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的论断不尽完善，但却明确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着力点放到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上来，这是当时党的一项重大科学决策。 二、经济决策：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积
10、累消费关系问题的科学分析和决策 “八大”前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计划经济运行中一些缺点偏差开始出现、社会利益矛盾凸显的时期。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详细考察、分析了三大改造高潮之后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再思考，制定出了既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又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科学决策。 1.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科学决策。一是改革所有制结构。陈云多次提出，工业、手工业、农副产业、商业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和经营。经过调查研究，他在“八大”发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结构体制的设想，即国营经济、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可以作为工
11、商业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结合市场变化而开展的自由生产可以作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下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毛泽东在 1956 年底接见工商联代表时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3170-171 这个时期，刘少奇、周恩来也曾提出了与毛泽东相同的意见。刘少奇认为， “我们应当改进现行的市场管理办法，取消过严过死的限制；并且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6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140 周恩来指出， “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
12、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现产品的自产自销。 ”1203-205 中共领导人对经济结构特别是私营经济地位作用的科学认识，体现了富于创新的勇气和摒弃偏见的胸怀。二是实行中央同地方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权力模式进行了突破性分析。他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统统集中在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中央向地方分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要有统一，又要有积极性，强调要使企业有自主权，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411 刘少奇
13、也主张，将一部分行政管理权下放到地方十分必要。 “中央只应当提出一般的方针和政策和答题的规划，具体工作应当交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并且应当把中央机关的干部分到地方去工作。省、市、县、乡都应有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职权。 ”150-51 周恩来提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方针：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这个方针既保证了中央的统一领导，又有利于不同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三是强调计划管理多样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通过整顿市场，确立了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系，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由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发展不平衡，国家计划往往存在滞后性而影响发展。陈云根据实践工作经验提出
14、，国家在市场管理、物价管理方面应适度放松，对日用小商品、手工业品和农业土产品无需实行计划7管理。李富春提出计划管理的形式应该多样化，在对计划实行分级管理的基础上，划分出三个指标，即指定性指标、可调节性指标和参考指标。中央主要从宏观方面加以统筹，通过价格政策、供销关系等杠杆来进行调节。这个建议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 2.对积累消费关系的科学决策。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积累与消费的安排，总体来说是合理的，符合国情。五年平均的积累率为24.2%，消费基金占 75.8%，社会主义的积累与消费关系既做到了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又保证了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薄一波根据“一五”经验
15、，通过对具体数据的分析提出“三条杠杆” ，5495 即国民总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20%，国民总收入中财政预算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30%，国家预算总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支出的比例不低于 40%，三者都可以略高一点。陈云认为， “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就会是合比例的。 ”6241 周恩来也在“八大”报告中提出了经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一定要按比例发展，认为合理
16、地解决资金积累和资金分配问题是很重要的事情。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在当时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失调，严重影响经济建设。 三、文化决策：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高度重视和科学决策 文化是以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的文化是系统化的思想观，8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和人类本身以及社会规律的系统化认识。加拿大学者斯特恩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他认为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7208 制度文化实际上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制度，制度的确立和执行将客观上导致
17、制度文化的出现。 “八大”前后，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循序渐进地构建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的决策，确立了依法办事的原则，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方面的科学决策能力。 1.制定系统完备的法律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工作的重点。 “八大”期间，负责主持法制工作的刘少奇、董必武、彭真等中央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构建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将马列主义的法律理论体系作为社会主义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彭真指出，在立法工作中既要以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律理论为指导，又要熟悉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法律文件。董必武提出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需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适应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二是
18、实事求是地总结人民斗争的经验和贯彻群众路线；三是汲取古今中外一切对人民有益的经验。 2.建立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应当循序渐进。董必武在“八大”发言中提出， “我们的民主法制，不能过早过死地主观规定一套，而是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逐步地由简而繁地发展和完备起来。 ”1256 这个原则为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现途径，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法律观中国化理论的发展。要实现依法治国，其前提是要构建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9而立法是国家法制建设的首要环节，立法质量的高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巨大影响。 “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应当遵循的原则和理念，对于新时期
19、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律制度建设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3.坚持依法办事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建国初期，党中央就高度重视以法律办事，确立了“有法律从法律，没有法律从政策”的原则。1954 年，长期主持法制工作的彭真提出，不仅要按方针政策办事，而且要按照法律办事。 “八大”会议期间，董必武指出，依法办事是加强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而依法办事的内涵包括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两个层面。 “八大”决议提出， “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 ”814“八大”确立的依法办事思想，成为中共法制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原则。依法办事思想，是邓小平“
20、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思想的理论来源，而且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思想渊源。 “八大”把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健全法制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项紧迫任务，同时也提出了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等正确主张，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已经逐步成为党的领导集体的共识，反映了党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有了更加科学和明确的方向，在新中国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四、 “八大”前后党的科学决策实践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中共“八大”提出的诸多新决策、新方针和新构想是实10事求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富有创新精神的，即，科学“分析了生产资料
21、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92“八大”前后党的决策实践显示了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水平推向新高度的勇气，彰显了将为人民服务理念在实践中转化为正确的方针政策的科学决策能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总结 55 年来执政的主要经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科学决策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前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八大”前后党的
22、决策探索为提高党的科学决策能力提供了生动典型的范例，其对新形势下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和启示意义。 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把握发展规律，以科学发展的眼光分析国情民意。陈云曾指出：“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 ”1038“八大”前后，党对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系列决策，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务实作风，也充分说明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得来。党要提高科学执政水平，就必须立足国情实际，坚持求真务实，把执政活动建立在自觉地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科技手段，完善公共管理的决策程序，以科学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和研究问题，提高对各项事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