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为什么最低？摘要本文利用 19952009 年多截面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模型，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人口经济负担、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劳动者工资水平、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城镇失业和体制转型等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抚养比特别是抚养少儿比相对较低，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直接原因，体制转型相对缓慢、劳动者收入水平偏低、大学招生率高和城镇失业率较高则是其深层次原因，人口老龄化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西北区有重要影响，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小。 关键词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多截面时间序列数据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
2、（2013）01003808 一、引言 劳动力参与率是反映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利用状况的重要指标。对中国劳动力参与率的区域比较发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受资料限制，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1982 年和 1990 年的经济活动人口未包含失业人口。另外，因官方公布的经济活动人口包括了那些虽达到退休年龄但仍在工作的人，因此，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若以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作分母，必将高估劳动力参与率；若以 15岁以上人口作分母，则会低估劳动力参与率。粗略估算，按上述两种口2径计算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差约 610 个百分点。因很难从现就业统计数据中剔除老年从业人口，因此，从
3、吻合劳动力参与率的内涵考虑，本文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采用第一种计算方法。长期低于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这里的六大区域划分与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相一致。其中，华北区包括京、津、冀、晋、蒙；东北区包括辽、吉、黑；华东区包括沪、苏、浙、皖、闽、赣、鲁；中南华南区包括豫、湘、鄂、粤、桂、琼；西南区包括渝、蜀、贵、云、藏；西北区包括陕、甘、青、宁、新。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虽然也呈现同步下降态势，但低于其他区域的程度不仅未缩小，而且与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西南区的差距还有一定程度扩大。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
4、这一结果？以及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和程度如何？是本文欲重点探讨的问题。统计资料显示，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时间始于 20 世纪 80年代初，不过，考虑到经济体制转型前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致因相对简单，且缺乏连续而完整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经济体制转型后，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情况。 劳动力参与率一般受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因素影响。金剑1-2和裴丽霞3等人从宏观层面的研究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劳动就业管理制度、低水平的社会生产力、青年人就业早而达到退休年龄者退出就业迟、不完善且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滞后的教育观念以及女性劳动者的高参与水平，是中国劳动力参与率长期较高的致
5、因，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失业率上升则诱致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力3参与率下降。陆铭和葛苏勤4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归因于经济体制转轨、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上升和教育发展。丁仁船5肯定了经济体制变革对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镇非劳动参与人口增加和失业率上升也是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致因。Tansel6研究了失业率对土耳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失业率对失业者劳动力参与具有沮丧效应（discouraging effect） 。张车伟和吴要武7以及蔡昉和王美艳8的研究认为，在劳动力供过于求和城镇失业较严重情况
6、下，那些长期找不到工作的人因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而那些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则因就业机会减少或就业报酬预期降低而延迟进入，结果导致经济活动人口相对减少。因此，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加重特别是较高的失业率是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主因。马忠东等9认为，教育可通过延长在校时间而将劳动力参与强度降为零，受教育者毕业后可提高劳动力参与强度，教育对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参与有显著作用。Bloom 等10以及 Aaronson 等11的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而影响劳动力参与率。虽然现有成果并未论及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这一问题，甚至对劳动力参与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效应也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其对本文
7、的借鉴意义却不言而喻。 二、模型设计、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取和模型设计 基于本文研究目的，这里筛选出老年人口比重、总抚养比、经济增长率、工业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大学招生4率、城镇失业率和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分别代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劳动力人口社会经济负担、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劳动者收入水平、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城镇失业和经济体制变迁，研究这些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为避免同期内生问题，这里用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来代表城镇失业率。另外，考虑到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是与其他区域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对较高而言的，因而需要将东北地区与其他区域置于同一框
8、架内来讨论。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就业人口采用区域内城乡就业人数，失业人口采用城镇失业人口（它是上年末城镇未解决就业的登记失业人数与本年度失业人数及下岗职工数之和，减去本年度解决就业的失业人数和下岗职工数） ，劳动年龄人口按 1564 岁，由历年人口抽样数据计算得到。计算失业率时，就业人口采用城镇就业人数，失业人口与计算劳动力参与率一致时，它实际为城镇失业率。城镇失业率虽高于城镇登记失业率，但可能低于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增强经济增长的区域可比性，本文以 2000 年价格为基准，对各省市不同年份的 GDP 进行指数平减，并以此计算不同年份各区域的 GDP 和经济增长率
9、。 老年人口比重是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总抚养比是一种名义抚养比，可反映某区域一定时期劳动力人口的社会经济负担状况。 工业化率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是表征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状况的指标，既可反映各区域的产业配置和发展情况，5也可反映一定时期产业改造和结构调整给区域产业和部门结构以及就业带来的影响。 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对就业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讲，区域平均工资水平越高，对劳动者就业的吸引力越大；区域平均工资水平越低，对劳动者就业的吸引力越小。 大学招生率是某区域某年度升入大学人数占该区域该年度高中毕业人数的百分比。因获取每年各区域升入大学数据比较困难，这里以区域内每年高等
10、学校招生数来替代。其结果可能会因某区域大学较多，对区域外招生规模较大，而导致比重偏高，甚至超过 100%，像华北区和东北地区个别年份即出现了此类问题。但考虑到多数大学均侧重在本区域或邻近区域招生，其对研究结果虽有影响，一般不会太大。 非国有企业资产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比重是反映不同区域经济市场化进程快慢的重要指标，它是一定时期某区域非国有企业总资产（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减去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与集体工业企业总资产之和后的总资产）占该时期该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比率。一般来讲，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越高，区域经济体的市场化进程越快；反之，则市场化进程越慢。 本文的基础数据来自历年中国
11、统计年鉴 、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因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均未提供 1995 年分地区的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和 2006 年分地区的就业人口数据，为保证数据连续性，本文进行了数据内插处理。受资料可获得性和完整性限制，除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项外，其余变量6使用的数据时段均为 19952009 年；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数据时段分别为 19942008 年和 19932007 年。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对各变量数据序列的描述性统计表明，各变量的数据序列均具较高集中度，不过，考虑到截面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为避免伪回归现象，本文对各变量的截面时序数据进行了 Fi
12、sher-ADF 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截面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经一阶差分后，各变量的截面时间序列在 5%水平上均为平稳序列，表明各变量的截面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的。 基于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从减少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考虑，本文用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回归。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工业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城镇失业率滞后项均不显著（模型 I） ，但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渐次消去未通过 t 检验的城镇失业率滞后二期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两变量后，其余解释变量均顺利通过 t检验，由此得到回归模型，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见，回归模型 I 和模型均具较高拟合优度，且模
13、型的 F值均通过 1%显著性检验。而且，对回归模型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模型 I 和模型 II 的 Fisher-ADF 值均在 5%水平上显著，即两模型均是平稳的，可用于劳动力参与率影响效应的分析。此外，对模型与模型的比较发现，虽然模型舍弃掉了两个自变量，但其拟合优度变化不大，且 F 值有所提高，即是说，模型总体上优于模型。 表 1 的回归结果表明，老年人口比重、大学招生率对劳动力参与率7具有显著负效应，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及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均会拉低劳动力参与率，这与 Bloom 等10和马忠东等9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经济增长率、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总抚养比对
14、劳动力参与率有显著正效应，经济增长、经济体制市场化变迁、城镇职工平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劳动力人口经济负担加重，均会拉高劳动力参与率，这与国内学者的观点4-5不完全相同。工业化率及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虽然在模型 I 中对劳动力参与率不具显著影响，但在模型 II 中，工业化率对劳动力参与率有显著正效应，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则表现为显著负效应，也就是说，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会拉高劳动力参与率，城镇失业率升高则会滞后地拉低劳动力参与率。城镇失业率滞后二期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均不显著。 四、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原因分析 为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各因素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
15、，本文将研究时段划分为 19931998 年、19992003 年和 20042009 年三个分时段，如此划分时段的原因，一是考虑到 1999 年为全国高等学校扩招的起始年，高校扩招使各区域大学招生率迅速提高；二是考虑到 2003 年10 月国家批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而且始于 2001 年的辽宁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在 2003 年基本结束，2004 年国务院批准在吉林和黑龙江启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从全时段（19952009 年）和分时段两个层面展开讨论。 （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 从人口年龄结构演变趋势看，近 20 年东北地区正值人口快速老龄化8时期，2003 年前
16、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还低于除西北区外的其他区域，2004 年后则超过华北区和中南华南区。从全时段看，东北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除华北和西北区外的其他区域（如表 2 所示） ，而由于老年人口比重对劳动力参与率有显著负效应，即人口老龄化可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而降低劳动力参与率10-11，因此，19952009 年老年人口比重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和西北区表现为正贡献率，而对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西南区则为负贡献率（如表 3 所示） 。这说明，人口老龄化只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和西北区有影响。 从总抚养比的全时段和分时段比较来看，东北地区均明显低于其他区域（如表 2 所示） ，较
17、低的总抚养比使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比其他区域平均低了 45%112%（如表 3 所示） 。而通过将总抚养比分解为抚养少儿比和抚养老年比后发现，东北地区的总抚养比较低主要因其抚养少儿比较低所致，研究表明，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仅东北地区的名义总抚养比，而且实际总抚养比（定义为每百名经济活动人口所抚养的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数） ，均低于其他区域。因为无论从全时段还是分时段的抚养少儿比，东北地区均显著低于其他区域，而扶养老年比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则相对较小，这表明，就总抚养比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影响而言，起关键作用的是抚养少儿比而非抚养老年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东北地区的抚养少儿比
18、明显低于其他区域，与其人口出生率长期低于、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长期高于其他区域有关。通过人口出生率的区域比较发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一直低于其他区域，这种较低的人口出生率，既表征了东北地区9计划生育工作的显著成效，也对其抚养少儿比甚至总抚养比形成了直接影响。此外，受出生率持续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共同影响，东北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则保持了较高水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基本维持在71%78%，比其他区域平均高出 3572 个百分点。可见，计划生育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在带来少儿人口持续减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同时，也对劳动力人口的抚养比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东北
19、地区的抚养少儿比和总抚养比长期低于其他区域，进而，这种低抚养比又成为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直接且重要的原因。 （二）经济体制转型和城镇失业的影响 东北地区是中国传统的老工业基地，也是重化工业和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最集中、机制和观念受计划体制禁锢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基于战略和原有工业基础的产业安排，造就了东北地区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在推动东北地区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一方面，因重化工业固有的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较高要求，以及国有工业企业用工制度的僵化及国有工业企业就业容量的有限性，而将大量城镇劳动者拒于国有企业之外；另
20、一方面，在国有企业长期从事缺乏竞争、无风险且知识技能较单一工作的结果，又使员工养成了被动、随遇而安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较强专用性的人力资本12。从改革开放到经济体制转型初的十几年中，在华南和华东区的私营经济迅速成长壮大的同时，东北地区的私营经济却成长缓慢。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94 年东北地区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企业资产仅占区域内规模以上企业总资产10的 1269%，显著低于华东区（2234%）和中南华南区（2796%） 。从分区域市场化进程来看，受传统观念和计划体制等影响，2003 年前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既慢于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华北区，也慢于西南区和西北区。2003 年后国
21、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战略的实施，在为东北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激活了其经济活力，加速了其市场化进程，20032009 年间东北地区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提高了 1750%。但总体来看，由于经济体制转型之初东北地区的初始市场化水平较低，加之其后很长一段时期提高缓慢，东北地区的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虽高于西北区，却远低于华东区、中南华南区，甚至华北区和西南区，并由此导致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率分别比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西南区低了 1383%、4150%、3088%和 059%。 而且，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有企业改制改革，以及一些资源型城市相继陷入资源枯竭和产业转换升级困境，一方面，东
22、北地区的传统产业，特别是采掘业和传统制造业快速萎缩，大批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因市场适应力差、经营管理不善等纷纷被兼并或破产、倒闭；另一方面，由于接续产业及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未得到充分培育和发展，在传统产业或国有和集体企业大量挤出就业情况下，无法在短期内担负起转移和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重任，加之多数被挤出人员的观念陈旧、知识技能单一，以及社会未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就业培训和指导，因而导致大量城镇职工下岗、失业，致使城镇失业率持续在高位徘徊。资料显示，19932003 年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企业数从 29 695 个锐减至 7 381个，减幅达 7514%；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数则由 1993 年的 53 780 个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