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宗教组织之信任的探索性研究.doc

1、1对宗教组织之信任的探索性研究摘要：本文利用上海市的调查数据，从宗教归属、入口学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和其他机构信任等方面对宗教组织信任进行分析，了解人们对宗教组织信任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并对相关的研究进行回应。结果显示，与对其它机构的信任相比，民众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宗教归属、社会信任、组织参与和对世俗机构的信任对宗教组织信任的影响最大；阶层、社会参与也有一定的影响；性别、午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等无影响。 关键词：宗教组织信任 宗教归属 信仰与宗教 文化论 社会结构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宗教政策的落实，中国宗教呈现良性发展

2、的趋势。权威数据显示，1993 年，中国有 8 个全国性宗教团体和2 000 多个地方性宗教团体；共有宗教活动场所 7 万处，宗教教职人员20 多万人，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人数 3 000 多万。到 2012 年，中国各种宗教信徒达 1 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 13.9 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 36 万余人，宗教团体 5 500 多个。2 根据上海民族宗教委员会 2012 年公布的2数据，上海信教群众约 108.83 万人，已正式开放宗教场所 413 所。 宗教的快速发展使其受到中国学界越来越多关注，有关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也开始增多（卢云峰，2008；高师宁，2011） 。而伴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国

3、社会也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信任危机（冯仕政，2004；邱建新，2005；郑也夫，2006） ，信任问题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宗教信仰与信任的关系也成为其中的重要话题之一。这可从两个层面进行讨论：一是将宗教信仰作为自变量，探讨其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二是将宗教视为因变量，探讨民众对其的信任或接受程度。对于前者，已有人基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模式，就宗教信仰之于人际信任或社会信任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王佳、司徒剑萍，2010；阮荣平、王兵，2011） 。对后者的研究却还鲜有人涉猎。 在国外，相关的探讨也多集中于宗教信仰对信任的影响。不过，近年来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宗教组织信任问题

4、。这些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普通社会学在机构信任研究中顺带的简单频数描述（Newton and Norris，2000） ；二是宗教社会学领域中对宗教组织信任的专题性研究。 总体来看，欧美地区对宗教组织信任的专题研究源自于“世俗化”命题的争论。与古典社会学有着直接渊源的“世俗化”论长期支配着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其基本观点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的分化、多元化和理性化，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日趋衰退（贝格尔，1991；Wilson，1982，1985；Bryan，1985；Dobbelaere，1985；Greely，1989；Bruce，1995） ，这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人数和宗教实践活动的

5、逐渐下降。但到 20 世纪 70、80 年代，整个宗教社会学界围绕世俗化是3否发生展开了激烈的论争（Tschannen，1994） 。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压力下， “世俗化”论也出现转型，发展出各种版本的“新世俗化”论。代表人之一的查维斯（Chaves，1994）认为，世俗化并不意味着个体宗教性的衰退，而是宗教权威在社会中的衰落。为此， “新世俗化”论应承认宗教性表达的多样化，放弃之前通过对宗教实践和信仰等测量来论证宗教影响衰退的思路，改而关注宗教机构权威的变化。在这种理论关照下，欧美学者发展出对宗教领袖和组织的研究（Kleiman，Ramsey，and Palazzo，1996；Hoffman

6、，1998；Chales，2010） 。另外，在欧美学界的启发下，有学者在“世俗化”议题之外对韩国（Kim，et al.，2010）和伊斯兰世界（Hassan andAzadarmaki，2003）的宗教领袖和组织信任问题进行了探讨。 与西方学界争论“宗教是否由盛转衰”不同，中国当前的宗教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为此，我们的问题应当是探讨民众对宗教的态度，宗教组织信任研究是一个理想的视角。因为机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其社会合法性的反映，宗教组织信任亦然。对此，近年来，特别是自“少林寺风波”和“李一事件”后，舆论界一度热衷于宗教公众形象的讨论。但学术界却缺乏足够的敏感，即便有关注也主要集中于“应然”分

7、析（卓新平，2001） 。 同时，宗教组织信任作为机构信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研究也应顾及一般社会学对机构信任的分析框架，但与此方面相关的先行研究基本都在探讨不同亚群体对宗教组织之信任的差异，缺乏与普通社会学相关议题的对话。一般社会学关于机构信任主要分“文化论” （culture-4based）和“绩效论” （performance-based）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Mishler and Rose，2001） 。 “文化论”的理论假设强调机构信任的外生性。它认为，对机构的信任源自制度领域之外，是根植于社会中的一种信仰，机构信任是人际信任的延伸（Eckstein，1966；Seligman，1

8、997；帕特南，2001；福山，1998；尤斯拉纳，2006） 。该理论也有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微观视角强调个体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按照埃里克森（Erikson，1968）的社会化理论，01 岁的婴儿期是人形成信任的关键，一旦形成稳定的信任，它就成为个体人格的一部分，因而这个阶段社会化的成功与否会使得一部分人更信任他人，另一部分难以信任他人。5 因此，微观视角认为人际信任是机构信任的源泉（Eckstein，1966；Eckstein，et al.，1998） 。宏观视角强调民族文化传统，其先驱者包括托克维尔（2003）和韦伯（1993）等；后来者有阿尔蒙德与维巴（2008） 、帕特南（2001）

9、和福山（1998）等人，他们认为社会中的某种文化传统和生活经历，尤其是志愿精神和志愿行动对信任有积极的影响。 “绩效论”的理论假设强调机构信任的内生性。它以理性为基础，认为制度信任是民众对政治运行满意度评估，即制度运作的结果。它也分宏观和微观两种：宏观视角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Citrin andGreen，1986） 、政府效率（Nye，1997） 、避免腐败（Garment，1991）等方面的表现；微观视角则重视制度执行评价过程中个体偏好与经历的影响（Mishiler and Rose，2001） 。 一方面为弥补现有宗教组织信任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出于对普5通社会学中机构信任研究的回应，

10、本文试图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讨论：（1）了解民众对宗教组织信任的现状；（2）具体分析影响宗教组织信任的诸因素；（3）尝试与现有的相关理论和论题进行对话。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从五个层面对宗教组织信任进行探讨。 1.宗教信仰层面 从心理依附的角度看，当个体对宗教产生认同时，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度自然会增高。已有的研究也证明，信教者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度要比非信徒高（Kleiman，et al，1996；Hoffman，1998；Kim，et al，2010；Hassan and Azadarmaki，2003；Chales，2010） 。但在中国，民众对宗教的态度显然有别于西方，而

11、且无宗教信仰者也远远多于有宗教信仰者；同时，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主流文化与宗教在大部分时候都保持或紧或松的张力。由此形成本文的两个假设： 假设 1：在所有机构信任中，民众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处于一个低位水平。 假设 2：信徒对宗教组织的信任要高于非信徒。 本研究不仅要了解信教者与不信教者对宗教组织信任的差异，更希望了解不同宗教信仰者的不同。从理论上讲，不同宗教的宗教组织有不同的定位。佛教和道教作为楷模先知型宗教，其救赎方法强调的是个人的依法修行。如佛教强调对“佛、法、僧”三宝的皈依，但皈依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得到庇护，而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三宝。对于普通信徒（如居士等）而言，他们只需皈依，而不

12、一定要皈依该信仰群体所构成的佛6教制度，由此形成的宗教组织只是一个“模范型教团，流行的还是自愿且随机性的组合” （韦伯，2011：7980） 。也就是说，佛教和道教的宗教组织更多是作为一群特殊信徒（出家人）信仰实践的特殊机构。但对于基督教而言， “教会是上帝在基督身上成为人这一事实的延伸，是带来拯救的奇迹在人类中之建制形式的延续” （特洛尔奇，2004：196） ，为此，对基督的信仰与对具有神性机构教会的信仰如同一体两面，即对基督教的信仰就几乎等同于教会信仰，也等同于信仰教会。 另外，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神职人员丑闻对宗教组织信任有直接的负面影响（Smith，1992；Hoffman，1998

13、） 。从上述组织特征来看，由于佛教和道教组织是某些“楷模”出家人的修行场所，僧与组织密切相连；而基督教教会是神性的场所，教职人员与教会并不如佛教和道教那样合一，为此，丑闻的发生对后者的影响更大，基督教对此则更容易解释为是神职人员而非教会的问题。 综上所述，推论出本文的信仰归属与宗教组织信任假设： 假设 3：制度宗教较无固定信仰者对宗教组织的信任要更高。在制度宗教内，亚伯拉罕传统宗教信仰者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又要高于中国传统宗教的信仰者。 2.人口学因素层面 本文主要考虑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宗教组织信任的影响。从宗教心理学的角度虽然现在仍无定论，但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男性和女性在宗教体验和行为方面的

14、差异，女性的体验更具私人领域特征（洛文塔尔，2002：14） 。那么性别是否会影响到对宗教组织的信任，现有的研究7结果尚无一致的判断。有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度更高（Kleiman，et al.，1996；Hoffman，1998；Kim，et al.，2010）：但也有研究认为这一点无法证实（Hassan and Azadarmaki，2003） 。在对中国信徒的特征概括方面， “三多” （老人多、女性多、下层民众多）基本成为学界的定论。既然女性多，同时考虑到信教者与不信教者对宗教组织信任的差异，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女性对宗教组织信任程度较男性更高。 在年龄方面，霍夫曼

15、（Hoffman，1998）的研究显示，与年长者相比，年轻人对宗教组织的信任程度更低。还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宗教参与和对宗教的好感也会逐步增长（Greeley，1989；Stolzenberg，et al，1995） 。就中国而言，考虑到年龄背后的时代背景，在“文革”以后，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和社会日趋多元化，此阶段出生的世代群对宗教组织的态度可能比其上辈更宽容。因此，本文的年龄假设可表述为： 假设 5：“文革”之后出生的人要比之前出生的人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度更高。 在教育方面，霍夫曼（Hoffman，1998） 、吉布姆（Kim，et al.，2010）和查尔斯（Chales，

16、2010）分别对美国、韩国和亚美尼亚的研究显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都与宗教组织信任负相关，一个通行的解释是现代教育是建立在科学主义之上，而在中国， “无神论”教育依然在教育内容中占主导地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6：受教育程度与对宗教组织的信任负相关。 83.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 包括阶层地位和政治面貌等方面。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品味， （Bourdieu，1984） 。韦伯（2011）对阶层地位与宗教选择及宗教性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而尼布尔（Niebuhr，1929）对教派的社会学研究则催生出美国宗教社会学关于“宗教分层” （Pyle，2006）的论题。此后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方

17、面：不同阶层对基督教内部不同教派的选择（Stark and Bainbridge，1985；Roof and Mc-Kinney，1987）和同一信仰内不同阶层的宗教行为差异（Fukuyama，1961；Cohen，1983） 。学界对阶层地位与宗教组织信任的关系分析较少。在有限的研究中，纽顿等（Newton and Norris，2000）的分析表明，中产阶层对包括宗教组织在内的机构信任最高。也有学者从收入分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数据都不显著（Hoffman，1998；Chales，2010；Kim，et al，2010） 。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何蓉等（2010）的研究发现，当代中国人

18、的宗教信仰的确出现了分层现象。但她们的研究是在宗教组织不在场的前提下，仅是就诸如因果报应等信仰内容的讨论。若延续受教育程度与宗教组织信任假设的逻辑，由于中国当前中间阶层的构成主体是科教文卫等人员，拥有的文化资本最高（陆学艺，2002） 。因此作以下假设： 假设 7：与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对宗教组织的信任最低。 从政治面貌看，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由此，也就决定了党员不能赞同唯心主义、不能信仰宗教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基本的思想和组织原则。 ”（朱维群，2011）共青团9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社会组织，其章

19、程也有类似的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8：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团员较非党团员对宗教组织的信任程度要更低。 4.宗教组织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这主要是基于对机构信任研究中“文化论”的回应。 “文化论”的逻辑实质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结构论” （房莉杰，2009：134）或“社会资本论” （胡荣等，2001：9799） 。如福山（1998）和帕特南（2001）指出，文化传统中“亲社会”倾向会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人际信任，并进而影响到社会信任乃至系统信任。部分实证研究也表明，人际信任度高和社会参与活跃的人对政治方面的信任度也高（阿尔蒙德、维巴，2001；Rothstein，2003；Schy

20、ns and Koop，2010） 。而按照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界定，社会信任与组织参与是其测量的两个关键指标（胡荣等，2011） 。因此提出下面假设： 假设 9：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有助于提高宗教组织信任。 5.宗教组织信任与其他世俗机构信任的关系 西方学界对宗教信任的讨论是置于“世俗化”命题下进行， “世俗化论”假设宗教权威下降是由于它由原来独享权威变成要与其他世俗机构分享权威，也就是说，两者存在此起彼落的关系（Sonmmerville，1998：249253） 。但汉森等（Hassan and Azadarmaki，2003）的研究发现，在埃及、印度尼西亚和巴勒斯坦，人们对宗教机构的信任与对

21、国家机构的信任正相关，且都呈上升的趋势。 10无论是宗教特征，还是政教关系，中国的情况都迥异于西方社会。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在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由于不同系统之间的区隔不清，机构信任可能表现出更强的一致性。虽然处于转型阶段，但中国从本质上仍具有相当强的总体化社会色彩，主要表现为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社会的组织类型和组织方式都按相同的模式建构和按统一的方式运作（孙立平，2004：5）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对宗教组织的信任与对社会一般机构的信任都体现了中国当前社会的整体信任状况。虽然在“文革”前，官方的意识形态将宗教视为“四旧”之一，但在“文革”后，特别是中共中央 1982 年第

22、19 号文件要求重新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宗教，宗教不再被视为是社会主义的异质力量，先后提出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 “宗教和谐论”等纲领性的宗教政策方针。基于此，与西方经验不同，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0：与公共机构信任、其他社会机构信任相比，宗教组织信任表现出正向相关性。 三、数据、变量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2011 年在上海市进行的“上海市居民法律意识与行为调查” 。该调查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以 Kish 表人户的方式进行，共获得有效问卷 2 300 份。样本的性别比、年龄段比例与总体基本吻合。 （一）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对宗教组织的信任”来自问卷中“您对下列组织机构的信任程度” ，这些组织机构包括公共机构和社会机构两类。选项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