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概念同一性与对象多元性的理论建构及其超越在启蒙理性批判中，阿多诺的哲学试图通过对微观层面的重新定位，展开对整个人类文明已有思维方式的分析、反思和批判。与此相对应，客观上也存在着一个马克思哲学如何对待启蒙理性的问题。虽然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明确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伪问题如果马克思对此问题采取了无批判的默认态度的话，那么阿多诺在启蒙理性问题上边缘马克思哲学“实践”立场的做法就是成立的。实际上，正是由于马克思和阿多诺在理论微观领域上的差异，才导致了二者在理论与现实关系处理方面的重大分歧。 一、关于阿多诺“启蒙“概念的确认 与致力于构建“体系”的传统哲学不同，阿多诺的哲学不但竭力避免像
2、“本原”哲学那样立足于一个具有坚固“同一性”的概念或规律前提，还尽量避免正面阐发自己的观点。这虽然加深了“绝对的否定性” 、“崩溃的逻辑”的理论外观和从根本上拒绝与现实“和解”的理论姿态，但却是以理论可行性和现实保持遥远距离为代价的。最终，其社会批判理论的矛头与其说最终指向了现代制度，毋宁说指向了现代思维方式。在这其中， “启蒙”对于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重要作用阿多诺对“启蒙”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其批判对象的时代特点。从其批判的内容来分析，阿多诺“启蒙”的基本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启蒙”在内在逻辑建构上表现为抽象主体的强制“同一性”2思维模式。在阿多诺看来，启蒙的任务是“唤醒
3、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 。这本应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用人的主体性去替代神的主体性，促进人类知识的进步。然而，启蒙在打碎原始神话的过程中却进行着一种新的施魅，制造了一个理性神话同一性的、总体的、抽象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中，生动的现实世界在同一性的理性思维方式中变成了抽象概念的集合，在被扭曲的同时进而影响人类自身“数字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同样的等式也支配着资产阶级的正义和商品交换” 。从笛卡尔时代开始，哲学试图去“接受科学的存在方式专断地致力于孤立客体，使问题与方法僵硬的隔离使科学的统治与自由自在的真理相对照。现在，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科学的工作覆盖了自古以来的形而上学的领域”
4、。启蒙在这种同一性思维基础上所建构的关于世界的强制总体性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在理论与现实、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的问题上形成了直接对立。 第二， “启蒙”中量化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对理论、一般、抽象的高扬，在现实、个别和具体的领域导致了用概念代替了概念所表达之物，抹杀了现实世界的真实面目，造成了新的虚假意识形态幻象。启蒙中同一性的逻辑思维方式打着绝对客观性的旗号，对经验世界中的具体的、个别的对象物进行抽象“还原” ，造成了“社会必然性”的假象现实世界中的主体和客体“在绝对性概念中统治和讨好混合了，每一者都内在地依赖于另一者” 。在这种抽象量化的思维方式中，主体借以把握世界的概念本身就脱离了概
5、念所表达之物，造成了“工具理性”功能的无限放大和概念自身的虚假性。以这种虚假的概念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3社会意识形态必然也是虚假的，它反过来又会阻碍着对现实世界的正确认识。主体被工具理性的计算性的思维方式所控制，在形成了虚假主体性的同时却迷失主体自身“在这样一种幻象中，被彻底启蒙了的人类丧失了自我” 。最终，高举科学思维方式大旗的启蒙理性从解放的初衷出发，最终重新回到了奴役的怀抱启蒙重新倒退成神话。 第三， “启蒙”的“同一性”抽象思维方式在现实的社会经济领域内导致了商品交换原则的泛滥并表现为物化。在阿多诺看来，商品交换原则、物化与启蒙所代表的传统理性思维方式在逻辑上是同构的，即同一性思维方式的
6、社会反映。启蒙理性所带来的新的奴役，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所带来的强制同一性的社会关系它扭曲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差异性状态，造成了“物化” 。阿多诺认为， “在关于物化的抱怨中，人类苦难的原因会被掩盖起来而不是受到揭发”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公正不是起源于物质，也不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而是思维理性的“自负”或理性的狂妄。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抽象的思维是市场的抽象的前提“就意识构成客体的可能性来衡量而言，它是总体性的概念反映，是社会生产行为中的合乎逻辑的结合点。由于这种结合，商品的客观性、商品的对象性特点才得以形成” 。 第四， “启蒙”在对未来
7、社会的设计方面表现为一种虚假的、抽象的超越性，为集权主义社会提供了生长空间。启蒙理性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传统哲学片面强调抽象的主体性，忽视了主体和客体的具体的经验层面，最终把现实的、活生生的经验世界清除掉了。在启蒙理性思维方式中，4客观性非但并不意味着外在性，反而是主体自身虚假状态的反映。这种虚假的客观性来源于主体抽象思维方式所建构的强制同一性一旦这种“客观性征服了主体，内在性就会成为主体的避难所。 ”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中，主体不但不能达到真理，不但不能如实反映对象的多元性和现实世界的差异性，反而被自身思维的同一性假象所束缚；主体看不到主客体之间、主体之间、客体之间的区别，相信世界存在着“始基” 。
8、这就使主体和客体均屈从于幻想的世界的“逻各斯” ，导致了思想上的“循环往复的不自由” ，成为维护秩序的工具，掩饰了现实世界的真实存在状态。基于以上的定位，阿多诺对“启蒙”的定义就大大超出了我们所熟知的“启蒙运动” ，将之扩展至整个理性思维方式，涵盖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思维传统，亦即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把握问题、概念对概念所表达之物的总结问题。在他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去代替神学的思维方式，而是在于如何达到正确的思维方式，在于如何从理论上尊重和再现现实世界的差异性状态，从而确保认识对象不被启蒙思维模式所扭曲。 二、阿多诺“启蒙”概念的理论困境 阿多诺的启蒙理性批判，从思维方式上反思了科学思维
9、方式的过度运用及其极端表现，批判了传统西方理性哲学中泯灭个体存在和价值的思维倾向及其对社会统治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再次对个体与社会、理论与现实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思考。这种思考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的。它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如何在思想和5文化上被统治、被愚弄进行了思维方式上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即使对于当下发展中国家在举国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 “启蒙”批判对于我们警惕“不可说之物”的缺失所带来的时代问题，亦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阿多诺并非不了解马克思的学说，但为了避免强制性的视角和同一性的逻辑，他主动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机制分析的历史观保持着若即
10、若离的关系。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态势，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同一性”的时候，马克思关于异化、商品交换、商品拜物教等思想成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在此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的视角实际上是被默认的；另一方面，在论及个体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的时候，马克思哲学基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宏观视角却被隐晦地划归在“同一性”的范围之内。正是在这种立场不清的纠葛中，阿多诺没有对作为一种思维功能的理性启蒙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启蒙运动进行区分，从而使得他的“启蒙”概念陷入了超历史的困境。 作为思维功能之一的理性的启蒙性，是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必要知识的前提条件。从人成为
11、人，从人制造第一件生产工具起，理性的启蒙性就存在着。它表现为人的经验总结和抽象理论思维能力，表现为经验和技术，表现为人在思维方式层面较之于其他动物的优越性。伴随着经验和技术的积累，理性的启蒙性逐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着知识的体系化并不断发展完善，它开始以科学的外观，特别是数学、几何学、物理学等具体知识形式存在着。只不过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时代里，它是以生存的保障性条件而存在着的，并没有6蔓延至整个社会领域。阿多诺在进行“启蒙”批判的时候，深入到了理性的思维功能层面，并恰当地将之定位为“工具理性” 。 问题在于，阿多诺看到了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是一种“量”的交换，看到了理论层面上的与社会现实的这种内在交织
12、关系，但却没有看到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源。他断言“市民社会是由等价原则支配的” ，没看到由工具理性到资本主义启蒙理性的转变，是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社会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把人降低到工具层面的现实根源。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除了生产资料，即死的生产工具，还需要作为活的生产工具的劳动者。在劳动者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以量的视角看待作为劳动者的个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前，一切人作为“工具”都是平等的。这才是资本的关于人的“工具理性”逻辑的社会根源。 由于脱离了资本主义基于社会生产层面的时代架构分析，阿多诺也就无法全面评价资本主义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启蒙
13、运动中的“启蒙” ，是对封建蒙昧状态的启蒙，是对神学迷信的思维方式的启蒙，是对封建等级特权状态的社会革命。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的特权、等级逐步丧失了存在的历史意义。在社会普遍价值观念领域，在现实的资本面前，封建的阶层、君权神授的塑像崩塌了。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新的“神像”带有财富魔力的“商品拜物教”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凡是资产阶级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7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
14、蔽着的剥削” 。阿多诺看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麻痹作用，却错误地归咎于理性思维方式本身。 实质上，从“理性的启蒙性”到“启蒙理性”的质的转变，其中介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评价“启蒙理性” ，关键是要认清“启蒙”的来源、对象及其特定历史背景，厘清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末关系它是确立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工具之一，而不是其根源。阿多诺启蒙理性批判试图把作为认识对象的差异性、个体性从启蒙运动时代表现的理论形态中拯救出来，但是他却没有对启蒙运动的时代发展进行分析，最终无法实现理论和现实的历史的、逻辑的统一。 三、阿多诺“启蒙”批判的方法论解析 阿多诺关
15、于“启蒙”的概念混淆，是与其哲学方法论密切相关的。虽然阿多诺选择了一条同西方传统理性抽象哲学完全相反的路径，但这仍无法超越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理论与现实鲜明对立的二元论认识结构，仍无法摆脱传统抽象哲学的理论困境。出于对个别、特殊、现实的强调，阿多诺在启蒙理性批判中极力批判理论思维中的一般化、抽象化的倾向。他虽然放弃了西方传统哲学超越性的理性抽象建构方法论，但其基于理想性、差异性的“经验”立场而建构的认识论的“星丛”仍然无法解决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问题。 阿多诺用“星丛” “来指吸引和排斥的相互联系的作用，这种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构成复杂想象的动力的、相互转换的结构” 。一方面，这8是一种对客
16、体的差异性、个别性和具体性得到了保存和反映的如实“谱写”的过程。另一方面，在这个概念的“星丛”的体系中，所有的概念都从某个方面反映客体的特殊性，每一个概念都不能够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每一个概念都不能完全代替客体。与此同时，对象物的任何一方面的变化，也会引起概念的“星丛”的相应调整。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社会关系的理想性的认识论模式，在此历史根源性的问题实际上被抹杀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较之与生产关系的基础性地位的分析实际上被消解了。这样的方法论不仅无法解释启蒙运动的历史根源，更无法科学地解释整个人类历史，只能表现为对抽象思维方式的“绝对的否定” 。 单纯的认识论的视角无法使得阿多诺的启蒙理性批判找到推
17、动现实社会发展的中介性力量，因而它丧失了哲学现实化的可能性。阿多诺哲学虽然坚持“经验”视域中主客体关系的复杂区分，但在本质上却是一种主客更加封闭的二元论。他试图仅仅依靠主客体的差异性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概念总结和理论把握。在这种纯粹认识论的方法论中，一切外在的社会关系对主客体认识关系的影响都被作为强制性的因素而排除在外，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性因素也不可能超出认识论的范围，无法找到现实的历史的切入点。实际上，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体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基础，同时它也反映着特定时代的进步和缺陷。为此，要想超越“体系” ，仅仅局限于认识论上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而更多地要借助于现实的实践
18、活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超越“体系” ，推动历史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9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 由于方法论上的局限性，阿多诺的启蒙分析没有能够真正深入到现实的人类社会历史中去，他的批判更多的是停留在如何在一般与个别、普遍与具体之间做出最终选择的层面上。在他那里，一切社会同一性关系都成了“同一性”的罪孽。他没有认识到，在根源上，进行统治的不是“理性” ，而是现实的阶级，是现实的主体及其活动产生了这种压抑性
19、的社会关系和思维方式，而不是这种思维方式统治和支配现实的个人。 四、阿多诺“启蒙理性批判”的后果分析 在阿多诺看来，启蒙理性中的同一性抽象思维方式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和行政上的高度集中，亦即阿多诺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 。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统治的结构与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以往的统治更多依赖于国家暴力等形式，那么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统治的策略与技巧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的一切都是以让人娱乐或享乐、让消费者满意的名义出现的，统治的巨大身影无孔不入地隐藏在了消费文化的面纱之后，给人造成了统治业已消失或消亡的错觉。在这种视角下，阿多诺认为这就是启蒙理性所催生
20、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人的意识在这样的社会中已经被体制化、结构化了，甚至已经意识不到自己被造就、被解构、被同化、被压抑，完全丧失了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表现为对启蒙理性所宣扬的科学、进步、发展的盲目信仰。 阿多诺的启蒙理性批判，揭露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基于工具理性10的意识形态特点。然而，这种主客体纯粹二元对立的理论思路使他无法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并不是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较量的本质，也不是这种较量的最终结果，而是这种较量的表现。从层级上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在社会意识层面上使得工具理性承担起了启蒙的使命。阿多诺颠倒了这种历史的逻辑关系，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启蒙理性，并寄希望于启蒙理性
21、的颠覆来开启解放的可能，最终没有超越他所极力批判的主体性哲学。 与阿多诺不同，马克思从来没有在“纯认识论”的范围内讨论过理论问题，而是置之于“实践”的立场之上。马克思是在承认特定社会的时代进步性与缺陷性的基础上，从历史内部寻找超越的途径。突破的前提则是来源于对社会历史发展宏观视野下的主体与客体的正确认识。对于主体来说，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对于客体来说，人“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理论性的，而是一种对社会历史发展结构的理论再现，也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的哲学才能实现理论和历史的统一。 阿多诺哲学虽然正确看到了西方传统理性哲学与现代启蒙理性之间的共通之处，但是他非实践的哲学出发点使得他仍然无法超越西方传统哲学在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二元论困境，这就导致了理论与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