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规律与现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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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提、规律与现状摘 要 原始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没有意识形态功能。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根本前提。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规律有一个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国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弱于西方。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一度泛化,造成了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把思想政治教育的非意识形态功能剥离出来恰是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路径。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意识形态功能 统治阶级 作者简介:王智慧,法学博士,黄河科技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2-226-04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

2、功能指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向受教育者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整合社会资源、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它不同于意识形态本身的功能,而专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意识形态这种教育内容,影响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功能。 一、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前提: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发端于意识,这种意识包括认识和价值观二个方面,是思维的结果,而思维萌芽于原始初民的生产实践。马克思曾论述意识根源于生产实践的状况:“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的肉体的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从意识的角度来区别人和动物,而

3、是肯定可以根据意识来区别人与动物,并指出意识的根源。这种意识将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随着分工的发展,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出现了最初的职业意识形态家,为社会意识上升到意识形态创造了主体条件, “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 ,等等。 ”在这里意识

4、能够“摆脱世界”而获得独立的外观,尤其是国家的产生为这种独立外观赋予独立形态。恩格斯指出“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 ”“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的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另外的意识形态。 ”这样的意识形态一定是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总是利用自己的思维能力编造出对自己有利的对世界的认识和价值观念,但在表面上则表现而且也必须表现为涵盖“全体利益”的、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而“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 ,于是,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被揭露。在这里马克思追溯了意识形态的发生史,说明尽管意识形态之名产生于近代,但意识形态之实却发生在阶级社会之初,贯穿一切阶级社会始终

5、,将伴随阶级社会的消亡而消亡。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相伴随的是在被统治阶级意识基础上所产生的乌托邦思想。自从意识形态诞生,乌托邦也就诞生了,二者相伴始终,一个是统治阶级的虚假意识,一个是被统治阶级的虚幻意识。与意识形态概念一样,乌托邦这一概念也是产生于近代,二者之所以都产生于近代,是因为近代是人类意识哲学发展的高峰。意识形态的保守性特征在与乌托邦思想的对比中表现得十分鲜明。被统治阶级不满足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总是利用自己的思维能力,构造出一幅面向未来的虚幻的理想,表现出对现实的否定。当代德国社会学家诺伊聚斯指出,乌托邦的真正含义是它总以否定现实的方式来显示自身,不是在对所欲求的东西的积极确认之

6、中,而是在对不想要的东西的否定之中,乌托邦的意图才显露无疑。如果说意识形态否认了还存在其他更美好事物可能性的话,那么乌托邦则否认这种否认。一般来讲,乌托邦总比意识形态包含更多的真理成份,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乌托邦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在时代变革中,它可由被统治阶级思想变为统治阶级思想体系,但这一转换往往带来王朝更替,尤其是社会形态的变更。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乌托邦都包括认识和价值观念二个层面,体现在统治观念和交往观念二个方面。认识是思维发展的结果,价值是意志的产物;统治观念是目的,交往观念是工具。乌托邦的激进性与意识形态的保守性是一对矛盾,这一矛盾在近代表现得最为鲜明。意识哲学包括认识论哲学和价

7、值论哲学,彰扬人的理性和意志,从笛卡尔的我思哲学到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哲学都走在意识哲学的道路上。但意识哲学正在衰微过程中,哈贝马斯强调:“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枯竭。如果是这样,枯竭的症状应消融于对相互理解范式的转换之中。 ”意识哲学之所以终结是因为有它自身难以摆脱的理论症结,这些症结表现为唯我论、独断论、表象论、知识论、基础主义等诸多方面。意识哲学终结是哲学界的普遍呼声,这一哲学形态终结了,走向了意义哲学。但这只反映了学界的先声,是一种应然,而实际的意识并未终结,故意识形态并未终结。意识哲学的根据在于人的主客二分式的存在结构,在这种存在结构没有被万物一体存在结构完全超越之前,意识不会终结,意识形态

8、也不会终结。人的主客二分式的存在结构决定了人的实体化存在,意识形态是人的实体化存在的产物。意识形态是“近代思维的产物这一点并非出自偶然” ,作为现代性的启蒙话语,意识形态分享了现代性的所有荣光与梦想,当然“意识形态也分担了现代性的所有局限与不足:普遍主义、理性主义、本质主义、进步主义等” 。后现代哲学已经展开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伴随阶级社会的消亡,意识形态也将最终消亡,代替它的将是人文精神的高度发达。 二、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历史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发生在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剥削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规律总体来讲包括二条,其一是阶级社会

9、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规律有一个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其二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弱于西方。 之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是一个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首先是因为人类意识形态的自觉有一个过程。奴隶主阶级刚刚从原始社会分化出来,人的抽象思想维能力不够发达,还与形象思维甚至动作思维有紧密联系,其意识形态尚要借助于神话传说、宗教观念来表达,加上文字不够发达,记录和传播意识形态的载体发展也不充分,意识的独立化、形态化受到限制。到了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从文化知识中独立出来,特拉西给予命名,成为一门学问,意识形态空前发达。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由弱到强还因为教育的独立化和普及化也

10、有一个过程。古代的教育是贵族的特权,学在官府,中国春秋时期的私学兴起才使教育向民间下移。尽管如此,大多数劳动人民仍然处在教育之外,教育是一种奢侈品,劳动者的识字率极低。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出于培养熟练劳动力的需要,才实行义务教育和班级授课制,教育得以普及,人们在接受知识技能教育的过程中,也要接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逐步获得了学校这个传播渠道。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由弱到强还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逐步分化有关。在古代的教育中,诸育分化不明显,中国的六艺教育、西方的七艺教育基本上是一个整体;及至封建社会,中国教育的内容是综合的四书五经,西方的神学教育统领了所有的科

11、目;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才逐步获得了独立的形式。从德育这一概念的演化可见一斑。它是近代以来出现的新名词,康德把遵从道德法则、培养自由人的教育称为道德教育或实践教育,与他同时代的裴斯泰洛齐也使用过道德教育概念。而使之普遍传播开来的则是英国学者斯宾塞,他在教育论中把教育明确划分为智育、德育、体育,从此以后,德育成为教育领域中一个常用术语。在道德教育理论领域也出现了分化,20 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认知学派、体谅关心模式、价值澄清学派等;在教育实践中,学校开设了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显性课程,隐性课程也比较发达。 思想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第二个规律是中国弱于西方,这与中西方文明的源头有关。中国文明的

12、自然基础是大河文化决定的农耕文明。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已有不少与农作有关的记载, 说文解字解释道:“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 ”“里,居也,从田从土。 ”“疆,界也,从畕;三,其界画也。 ”而农业文明的中国社会是家国一体, “国”混和在“家”里,叫作“社稷” ,即血缘家庭与政治国家同构。而西方文明是大海的赐予,商业文明是其特点,城邦是其社会的原型。希腊人的社会组织不再是以血缘亲属集团为基本单元,而是以不同阶级、职业或地区的人组成的政治、经济集团,同样,罗马城邦也走同样道路,家国分离是其特征。在上述基础上生成了中国的人文传统与西方的科学传统。杜维明教授认为,作为中国人文传统代表的儒家人

13、文精神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侧面是个人的问题,也就是人的主体性的问题;第二个侧面就是群体的问题,群体就是能从家庭到国家所展开的各种公共领域;第三个侧面是自然的问题;第四个侧面是天,天道的的问题。 ”这四个方面的综合体现是中国文化较早摆脱了神的权威的控制,人得以较早解放。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对神灵的漠视,如“子不语鬼力乱神” 、 “未知生,焉知死” 、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理性精神、客观态度和探求真理的执著追求方面,正是西方人的科学精神促进了西方抽象思维的发达,在抽象思维的基础上产生了认识和检验此认识真理性

14、的实践意志,认识和意志构成了意识的二个基本要素,有了意识的发达才有意识形态的发达。这种发达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精神在西方极其明显,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近代的乌托邦运动,林林总总,甚至可以说,西方的基督教天国就是一个影响几千年的极大的精神之城、上帝之城、乌托邦之城。西方发达的意识形态传统造就西方的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其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意识形态,维护其阶级统治。相反,中国人的抽象思维不甚发达,而想象则较发达,这表现出中国人在家国一体中温性默默的诗性传统,既便在法律领域,子为父隐,父为子隐,都在情理之中,法律也打上了人情的烙印。西方的政治、法律、道德则包含客观的知识,冰冷的价值因素更多些。正因如此,西方人的

15、阶级观念明显早于中国出现,古代中国的阶级观念则被身份化的等级观念所淹没。 三、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维护阶级统治必然要进行意形态教育。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二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当代中国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级的初级阶段,情况十分特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需要意识形态的动员来确保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表现出明显的特点。 1.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泛化。这个泛化的实践来源与革命战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有关。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政治教育,当时的政治教育出于动员工

16、人、农民广泛参与革命的需要,主要进行的是阶级观教育,毛泽东有专门的论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阶级分析法成为革命战争的主导方法,甚至是唯一方法。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总路线是“一化三改” ,但由于革命的阶级思维的惯性, “三改”搞成了, “一化”则被边缘化,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也主要是阶级教育。到了“文革”时期,这种泛政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达到顶峰,政治教育成为唯一,阶级教育成为唯一。改革开放新时期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政治教育不再是唯一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法制教育等。诸多内容的加入使思想政治教育从形式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但旧的思维惯性依然很大

17、,思想政治教育摆脱了泛政治化而进入泛意识形态化,主要传播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学界所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功能与社会功能,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内部功能与外部功能而已,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哲学范式所决定的。张澍军在论述德育功能时如是说:“统治阶级总是将德育看做服务于本阶级统治的工具,德育功能必然被注入极强的政治和阶级目的,因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统治意识的一部分。这就是德育功能的意识形态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无可厚非,但泛化则违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全面发挥。造成这种情况的实践原因是“左”的思维,这种思维期望靠阶级思维来全面改造经济与社会,推进社会发展,理论原因则是对意识形态理论缺乏深入

18、研究,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而对意识形态本身的“现代性局限”未能关注,这种局面就是主客二分存在结构的局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功能盲目乐观、无限夸大,使思想政治教育变成意识形态教育,它的危害十分明显,那就是对人之生存意义缺乏理解,极端化的情况就是使社会变成一个名利场。有学者对苏联模式的泛意识形态化所导致的信仰缺失进行了思考,认为“在苏联模式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成了社会对于宗教有神论的解构,但是意识形态本身却没有能力来建构人们的信仰,当信仰缺失的时候,整个社会缺乏足够的向心力” , “泛意识形态化直接导致了社会信仰的缺失” 。意识形态功能的泛化怎么会造成信仰缺失呢?因为信仰属于人的意

19、义世界而非意识形态的功利层面,信仰是人的超功利的精神支柱。 2.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泛化的消极影响,带来了人们对意识形态功能的反思,一种极端的形式即去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倾向,带来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这种去意识形态化思想鼓吹意识形态已被超越和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尽管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源于西方,但在中国也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泛化的反弹。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沿着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三条逻辑路线展开,沿着这三条线索,产生了西方自由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大意识形态终结论流派,自

20、由主义是主流,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支流。这股思潮在中国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理论话语、政治理论话语,也有思想文化话语。它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影响之一即是用公民教育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张,这一思路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缺陷,强调即将来临的公民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种种挑战,指出公民教育在人的社会化方面的优越性,认为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公民教育观念代表着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格需要,主张用西方公民教育理论全面取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 “这对国内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挑战,无疑置思想政治教育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意识形态功能弱化的另一代表即用通识教育取代思想政治教育,该论

21、认为,通识教育已经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功能,且比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更齐全,效果更明显。这一主张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夸大了通化教育的功能,也动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二种取代论倾向都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泛化有关,都带来思想政治教育意形态功能的弱化。当前,二种取代论仍然有很大影响,许多思想政治教育者名义上站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岗位上,内心不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泛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带来对正当意识形态功能的拒斥,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给意识形态功能一个恰切的定位。 3.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事关生产秩序和交往秩序的稳定,事关国家政权的稳定,只

22、能强化,不能削弱。但强化并非泛化,泛化只能带来弱化。划定意识形态功能的范围是必要步骤,即把思想政治教育的非意识形态功能划分出来,张澍军认为德育活动并非只是认同并内化统治阶级的功能期待和选择,而是社会各阶层或阶级都有自己的德育功能期待,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尚有许多人类共同性的非阶级性的东西,同样影响德育功能的价值取向。这就是德育功能的非意识形态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处在同样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有共同的历史背景, “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 ”这种“一致性”正是张澍军提出思想政治教育非意识形态功能的依据。不但如此,思想政治教育非意识形态功能的决定性因素是它的意义功能,即人文关怀功能,这才决定性地把意识形态功能划分出来。意识形态功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之思想品德的价值结构,这种价值结构又分为阶级统治性价值观与公共交往性价值观,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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