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编辑思想形成的外部作用摘要：编辑思想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出版业综合发展的产物。政治制度影响书籍选题，并作为决定内容是否适合出版的标准而产生作用；丰富的文献典籍著述是社会文化发展的结晶，形成了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出版文化，文化大发展催生并影响着编辑思想的发展与成熟。古代科技实用性特征促进了学科发展，也带来了丰富的科技书籍文献，在记载科学技术成果、传播科学技术成就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伴随图书出版数量、种类的不断增加，编辑经验日益丰富，认识不断提高，由初期浅意识逐渐形成鲜明的编辑思想。 关键词：编辑思想；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出版实践；外部作用 中图分类号：G237.4 文献标识
2、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2014908 编辑思想是社会的产物，也是出版实践的必然要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变化是它产生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当外界环境促使其产生与发展时，它作用于图书出版实践，顺利产生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文献作品，正如汉初疆域改变、民众迁徙、郡国地志之书始得兴盛一样；当外界环境不利于它发展时，它依然存在，或曲折或顽强地通过言论、作品表现出来，会变得丰富与深刻，产生的作品意义更加深远，影响力更大。因此，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出版业综合发展的产物。 2关于编辑思想的基础研究很少。20 世纪 80 年代，胡光清先生曾在编辑之友上发表过中国古代编辑活动和编
3、辑思想的一般特点 、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等系列文章，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吴道弘先生也曾提出将编辑史与编辑思想结合研究的观点。曹之的中国古籍编纂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年） 、韩仲民的中国书籍编纂史稿 （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 年） 、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年） 、靳青万的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年）等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思想在编辑活动中的作用，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2007 年，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 ，即展开了关于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系统研究。本文为编辑思想形成之部分研究内容
4、，其研究无论对于编辑学的内容拓展，还是编辑史的深入探索均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政治制度在编辑思想形成 与发展中的作用 编辑思想离不开时代政治的影响。人的意识、社会上层建筑往往受制于国家政治。 “盖孔子之政治思想固显然以承认现政权，维持周制度为出发点”的原因，正是因为商周之际由部落社会逐渐进入封建专制社会。秦始皇吞并六国，为统一安邦，定天下为郡县，定君主为专制，诸子百家纷纷表现出相关的适应性，儒家以其雄厚的实力最终战胜了法、墨、道诸家，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年之正统主流学派，也才有了“定儒术为一尊”的编辑出版思想。 3管子一书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是谁写谁编，然司马迁谓：“吾读管氏牧民 、 山高 、
5、乘马 、 轻重 、 九府及晏子春秋 ，详哉其言之也。 ”又谓“至其书，世多有之” ，证明确有其书。书中政治思想与编辑思想统一，内容紧贴春秋时代。 任法篇说“生法者君也” ， 君臣下篇说“赏罚以为君” ，人君是治国安邦之重要角色，安乎国家社稷之大事，故“安国在乎尊君” 。这种至高无上的尊君思想与封建宗法历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 “尊君”之外， “顺民”思想也在牧民篇 、 形势解 、 君臣中多处体现。 “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 。如此等等，即构成管子重视民意之
6、编辑思想。因为民有根本之利益，得民意则国力增，若人君之政令与民意相违背，则国家覆亡可待。此外，管子以“尊君”为政治目的， “以法治国”为重要方法，对朝廷、对国家、对百姓之法治思想也十分明确。 重令篇曰：“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 ”在国家政治制度下，编辑思想也十分明确。 管子86 篇，其中约 1/4 的篇章是论述“民有经产”理财思想与观点的。 从书籍内容来说，写什么、不写什么，是以有政治作标准的；从文献书目来说，哪类图书进入书目，哪类图书不得进入书目，也是以政治作标准的。从编撰著述来说，选题更是直接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如兵书的题材与出版兴盛，多发生于战争频繁、烽烟四起的年代。 汉书?艺文志
7、中，著录兵书 53 家，790 篇，图 43 卷；先秦兵书共 165 部，830 多卷。先秦兵书出版数量之多，即是因为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兼并、战4争不断，也正是社会对军事书籍重视的表现。再如，秦代文书档案多于图书著述的现象即是秦朝中央集权的需要。秦时，许多的政治、经济制度要建立，规章制度要颁布，各种会计记录、簿册、户籍、田亩制度等需要审核查对。 商君书载：“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者著，死则削。 ”其时是根据户籍来制定赋税徭役，故而形成大量户籍文献。 北宋，由于统治者滥设机构，增设科举名额，官员数量增大，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巨额官费负担削弱了国家实力，加之官员腐败，内忧外患，冗官、冗兵
8、、冗费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民族矛盾、社会矛盾突显，从朝廷命官到士人无不感受到国家积弱积贫的压力，上下改革思潮已经形成。熙宁六年（公元 1703 年） ，神宗下诏设置经义局，重新训释经义，命时相王安石为提举，统领修撰周礼义 、 诗义 、 尚书义等三经，作为科举考试之定本。为此，王安石明确了编辑原则：破除“伪说” ，教育士子，使其符合“盛 rE“时的做法；恢复经文本义，打破疏不破注的成法，反对汉以后烦琐的章句传注致使源流失正的陋习；阐明经文义理，反对曲解、烦琐经义学风。熙宁八年（公元 1075 年） ，周官新义 、 诗经新义 、 书经新义完成，合称三经新义 ，其中毛诗义20 卷、 尚书义13 卷、
9、 周官新义16 卷。后者成为托古改制“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 三经新义完成后，由官方在全国正式颁行， “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 。一个月后， 三经新义颁赐给宗室、大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代表明代大一统成就的永乐大典 ，如果不是符合朝廷治国思想与编纂思想，一5定得不到国家支持，也就难以完成。明王朝为了维护文化正统的垄断地位，高度重视搜集图书、编撰典籍，明成祖朱棣对永乐大典的期望是“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 。希望通过大规模的编纂“稽古右文” ，表明自己重视文化的功绩。 政治不仅对文献出版产生极大影响，
10、也成为编辑判断正确与否之重要标准。在引用、著录文献时，编辑还要仔细考虑是否于政权统治有利，若不利，文献内容也要删改、修正。公元 1725 年，陈梦雷、蒋廷锡等续编古今图书集成 ，在食货典、考工典中的很多内容取自天工开物 ，但凡有“北虏”等反清字样，一律被改为“北边” 。18 世纪后半叶，四库馆修四库全书时，在江西进献的书籍中，发现宋应星的哥哥宋应升的方玉堂全集 、宋应星友人陈弘绪等人编辑的一些著作中有反清思想，遂决定四库全书不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影响了天工开物在清代的进一步流通与传播。 政治影响编辑，政治制度影响编辑思想，书籍编撰、文献传播也影响政治。如萌芽之始便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中国史学，
11、其发展就是国家政权与制度的伴随物，史学书籍中的编辑思想受政治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 春秋 “惩恶而劝善”的编辑思想，旗帜鲜明地维护了周天子的统治。司马迁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鲜明的政治伦理性自然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司马迁著史记 “述往事，思来者” ，即是为了“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理性的编辑思6想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十分有用的。史籍的这种政治伦理色彩在宋元时代更加突出。如“以表彰道学为宗”的宋史 ，在儒学之外又立“道学传”
12、 ，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更加精致的伦理化政治思想的宣扬起到重要作用。 二、社会文化化育编辑思想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的文化发展进程产生了丰富的文献典籍著述，影响了图书文献出版，历代编辑出版家们在中国社会文化的沃土中吸取精华，孕育编辑思想，形成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出版文化。古代典籍汗牛充栋，无论经、史、子、集均是社会政治、文化、学术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政治观念、文化观念的代表。中国学术的发展，在先秦，是诸子百家之学，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 。在两汉，是经学；而后又有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
13、理学、清代朴学。但从客观上去考察，自汉代以后，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两千余年的学术发展，以经学为一大主流。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论是哲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还是医学、科学和艺术，都与经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自商周形成有体系的文字甲骨文后，为文化积累与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古典教育体制与教育内容的产生以及易经的出现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思想源头。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变革与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 ，也是中国学术文化大发展的时代。 大学篇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7平天下”八项是古人锤炼自身、以天下为己任的修养目标。 诗经三百
14、首，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 “哀而不伤，乐而不淫” 、“温柔敦厚，诗教也” ，既是对诗经内容的提炼与评价，也是对中国人忠厚真挚情感的歌颂、宗教敬畏之心的真实描写和不偏不倚、悲天悯人同情心的肯定。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生活境界，也是长久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深厚社会文化。这种文化渗透在古代作品中，当然，也渗透在编辑古代作品的思想中。钱穆先生曾说“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与观点，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百首” 。他认为孔子编诗经 “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 ”的选择境界符合中国古代人心中的价值标准， “思无邪”是“人类情思之自然中正合乎规律而不致放肆
15、邪僻的境界” 。 秦汉时代建立了中国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文化上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学术界、思想界与社会政治都逐渐调整，趋于统一。因而，在这一过程中， 吕氏春秋 、 淮南王书 、 小戴礼记等先后出现，文化思想上也有了多种探索，从试图统一儒、道、墨诸家到试图以道家为主统一儒、墨及其他各家，直至最后终于形成以儒家为主而调和统一道、墨及其他各家，学术书籍与编辑思想同时发展。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中国编辑思想史上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玄学风靡，名士清谈，尽管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乱世，但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依然有长足的发展。其中宗教文化，如域外文化对中国编辑思想的形成
16、与发展也产生影响。域外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8步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最有代表性的是佛教文化的传人和中国化。佛教在公元 1 世纪的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佛教思想中的“慈悲” 、 “平等”观念与中国崇拜圣贤的传统观念十分相近，因而在中国的传人与传播也十分融洽。东汉牟融撰牟子 （也称理惑论 ）一书，即是因为笃信儒学，经历世乱， “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 。 牟子是中国早期论证佛教教理的著作，书中多引用孔子、老子之观点以论述佛教与儒家、老庄思想的一致性，是外来文化融入中国的代表。 弘明集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材料，其载文 183
17、篇，涉及人物 122 人。据其后序所说，此书的编辑思想即是破除世人之疑惑， “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 ；“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 ；“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 ；“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 ；“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 ；“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 。到了中唐，韩愈提出道统说，力图以崇尚儒学而代替佛学与道教，其弟子李翱既崇儒又善于吸收佛学思想。就在印度高僧东渡翻译佛教典籍、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过程中，佛教一部分变为中国化的宗教（如禅宗） ，一部分融入宋明理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宋朝提倡三教兼容与合流，于儒学，印行了九经疏义 ；于佛学，出版了大藏经 ；于道教，修纂了道藏 。早在程颐、程颢及朱熹之前，宋真
18、宗赵恒的崇儒术论就表明了儒佛“迹异而道同” ， “三教之设，其旨一也”的思想，宋仁宗时周敦颐的通书和太极图说也便是以儒学为主体兼收佛、道之学的产物。 “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想在书籍出版中成为指导出版的编辑思想，它们随着宋代高度集中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而产生，9随其社会发展而发展，并自成体系以适应时代需求。 中国文化史上鼎盛时期还数隋唐时代。作为传统农业文化的国家，唐代疆域广阔，国力强盛，艺苑斗妍，百花齐放，中外交流频繁，与学术文化有关的科举考试制度，增加了社会政治文化性，既达到了政治目的，又朝着社会文化目标迈进。印刷术的发明，扩大了传统文化传播范围，加深了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影响力，培养了
19、无数的作家与读者。从清人编辑的千卷全唐文中可查有作者 3042 人，收集作品 18488 篇。唐代形成文学作品辈出、作家辈出、编辑家辈出的局面，归功于文化的飞跃发展。文学、文化大发展催生并影响着编辑思想的发展与成熟。 宋代，在雕版印刷术的推动下，书籍出版普及，传播日广，文化进一步发展。儒学上出现了集大成的宋学即理学，佛教出现了本土化的禅宗。伴随新儒学兴起的书院制度，讲学之风盛行，为教育与新儒学的推行发挥了作用。继唐代诗歌、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的大发展之后，以宋词、元曲、陶瓷、丝织、雕刻、建筑等为标志的中国文化突飞猛进。 明清文化中最能表现编辑思想的是集大成著作永乐大典 、 古今图书集成 、 四
20、库全书等。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后一个高峰，各领域都出现了总结性的著作。这一时期引入的外国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编辑思想的更新带来些许生机。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受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编辑思想经历了西学东渐、 “师夷长技以制夷” 、书院改制、新学堂成立、近代报刊发行及出版机构建立许多新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前所未有的嬗变与更新中获得新的发展条件，并在压力与机会并存的环境10中走进 20 世纪。 其实，各朝各代以及当今社会涌动的各种阅读热点和文化思潮，大都与当时的编辑思想互动：五四时期白话作品的出版，推进了新文化运动；20 世纪 30 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的传播，促进
21、了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改革开放以后，重视出版邓小平理论研究著作、反映当代生活的文学作品以及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读物，就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 三、科学技术发展对编辑思想的影响 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不仅表现在悠久典雅的古代文化上，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十分巨大的成就。18 世纪以前，中国在丝绸、茶、瓷器、天文、历法、算数、医药、水利工程、工艺制造等方面的科学技术都领他国之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具有实用性的特点。各时期科技文献出版内容都侧重于具体实践。春秋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考工记对生产工具、乐器、建筑、交通运输、皮革制造、染色、玉器等 36 项专门实用工艺技术进行了记录，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 墨经的作者墨翟本人就是鲁国的手工业者，他精通木工，长于实践。秦统一后，明确“天下敢有藏诗 、 书 、百家语者，悉诣首、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所谓“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是指的有实用价值的书，也就是说有实际价值的书才得以在“焚书坑儒”中被保留。 古代文献在记载科学技术成果、传播科学技术成就中发挥了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