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马克思的环境危机思想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摘要针对生态批评家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缺乏内在生态逻辑的批判，美国学者保罗柏克特阐发了马克思的两类环境危机思想要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生态矛盾，因而必然内生两类环境危机“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环境危机” ，并且二者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可持续发展观念“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柏克特对马克思环境危机思想的阐发不仅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内在的生态逻辑。而且揭示了其超越资产阶级生态经济学的原则高度：马克思的环境危机思想不是源自对资本主叉如何突破其生态限度的经济学关注，而是源自对生态经济学前提的追问，即对人与自然何以共同
2、发展的终极关怀，因而能够引导人类对当代生态危机与文明进程的自觉领会。因此，马克思虽然没有关于“生态文化”的直接论述和现成结论，但他关于“环境危机”的思想隐喻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的基本内涵和可能路径。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两类环境危机 两类可持续发展观 生态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3-0042-10 在生态危机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环境陷阱” ，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而言，比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问2题是，中华民族如何对自身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达到自觉领会？换言之，中国当代
3、的生态文化自觉何以可能？这是对中华民族命运攸关的一个重大问题。深入的研究启示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深藏于马克思关于“环境危机”的理论之中。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却没有引起理论界的充分重视，而对这一理论的种种误解，又使人们迟迟未能认清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的生态逻辑及其重大的实践价值。本文试图借助美国学者保罗柏克特对马克思“两类环境危机”理论的阐发，澄清马克思“环境危机”思想的原初要义，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的生态逻辑，从而阐明其对中国生态文化自觉的根本性指导意义。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生态维度 生态批评家们虽然可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潜在的生态视野，但都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有一种内在的生态逻辑
4、。柏克特认为，他们的问题之关键在于没有领会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生态维度。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揭开资本主义历史危机之谜的钥匙。传统马克思主义及左翼生态批评家都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等价于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并进一步将其归结为资本积累的利润率下降的危机。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内在关系就被生硬地割断了。于是，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否具有内在的生态维度”的问题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具有内在生态逻辑的关键。这一问题包含两个原则性的问题：第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否可以被简单地归结为积累危机？第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否包含生态矛盾？ 柏克特首先考察了第一个问题。众所
5、周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3般表达方式是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的矛盾的突出表现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是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只具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呢？柏克特对此持否定态度。柏克特分析了威斯科普夫（weiskopf）特别看重的一段引文：“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 ”威斯科普夫对此的理解是，积累危机是资本的真正限制。柏克特则认为，马克思在这段话里实际上指出了处于更基本层次的矛盾，即以私人利润为目的和动机的生产
6、和以人的需要、以生产者的社会生活过程为目的和动机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柏克特的解释的进一步的论据是，与上述这段话相隔几页之外，有一些相似的论述：“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物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当生产的扩大程度在另一个前提下还远为不足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 ”柏克特认为，资本主义作为“对生产者冷漠的生产的特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
7、俯拾皆是” ，充分说明了为利润和为需要的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基础性。换言之，这一矛盾从根本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其他两种形式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生产条件与生产者及其共同体的分离。理由是，资本主义4生产对利润的追逐虽然会催生社会化大生产的强大生产力，但由于生产以利润为目的和动机，这种生产的力量不但不会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反而会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方式，变成一种在劳动和生产条件之外的异化力量，造成生产者共同体与生产条件的分离，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真正障碍” 。正如柏克特所言：“生产的目的和动机与人类社会需要的分离，必然导向利益驱动下（私人）占有和必要的生
8、产条件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生产者与生产条件的社会化分离。 ” 在上述考察的基础上，柏克特得出结论：“为利润和为需要的生产的冲突，生产条件与生产者和他们的共同体的分离，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在马克思看来，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等价表述。无论使用哪一种表述，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明显地包含了资本在追逐利润基础上对自然条件的占有，包含了与此相随的这些条件对生产者的需要和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过程的异化。 ”柏克特认为，由上述三种等价形式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可以转化为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衍生现象，奥康纳的“两重矛盾”无非就是这些现象中的两种， “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同侧面” 。因此，资本
9、主义基本矛盾是包含了生态矛盾的，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内在的生态逻辑的。 二、马克思的“两类环境危机”思想要义 柏克特的进一步研究成果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内生出两类环境危机：一是“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 ，二是“人类一社会发展的质中的一种更普遍的危机，这来自于资本主义城乡产业分工造成的物质和生命力的循环5的障碍” 。柏克特认为，虽然“就其中包含的自然财富的质与量的下降而言，这两种危机相当程度上是重碴的” ，但“马克思广义的环境危机概念更加关注的是作为人类发展条件的自然财富的下降，而不是作为资本积累危机根源的自然条件的短缺” ，换言之，后者更为根本，因为后者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10、的应有之义，前者则是后者的表现。 （一）第一类环境危机一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 资本积累危机在何种意义上被理解为环境危机呢？生态批评家们的普遍回答是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将最终导致资本积累的中断，但这仪仅表明了资本积累与环境危机的外在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积累作为环境危机的内在本质，即资本积累危机是资本的物质需要与原材料生产的自然条件之间的失衡导致的。 马克思指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维持人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二是维持社会再生产过程需要的基本原材料。这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无论是作为人最基本生活资料的食物供应，还是基本工业原料，都是由农业生产
11、提供的。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资本主义积累的“真正危机” ，尤其对那些发达国家来说，是农业的短缺。根据这个思想，马克思在 1853 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从农业的歉收引发的材料短缺的角度，成功地预见并分析了1857-1858 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在此基础上，柏克特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关于第一种危机发生时机的论断。马克思认为在如下两种情况下。危机会由于生产资料短缺而引发：（1）在货币转换为生产资本的过程中；（2）生产材料尤其是原材6料的价值上升，比如由棉花歉收而导致棉花的价值上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章第节专门举出“一般的例证：1861-1865 年的棉业危机” ，尤其
12、把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棉荒作为“生产过程由于原料缺乏和昂贵而中断的最明显的例子” 。生产材料价格对整个生产过程的影响，说明资本依然依赖自然条件。然而，生产材料数量的限制与价值上升之间的必然关联意味着自然条件的不可控性，这意味着以此为基础和条件的资本积累也是不可控制的。正如柏克特所言：“马克思强调的材料供应的有限性对资本积累的障碍，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和投资的加速发展与自然法则和材料生产的管理节奏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 ”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还是企图超越自然的边界以实现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并采取了三种干预方案来试图解决上述矛盾：（1）从偏远地区远程运输低价原料；（2）以高价引发积极的原料供应反馈；（3）废
13、品再利用或其他原料替代品的应用。但马克思认为，这些方案（由于运费、竞争扩大、生产周期和研发技术费用等原因）更可能会使材料价格的不稳定状态恶化，从而加深这一矛盾。并且，这种紧张关系的高度发展，必然进入信用系统和世界市场竞争， “因为一般来说，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 。马克思的这一结论不仅预示了当代生态危机的全球化，而且超越时代地隐喻了金融危机的必然性。 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材料无限供应的需要和自然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究竟该如何解决呢？在马克思看来， “一种理性农业（即生态理性主导的农业一引者注）与资本主义运作系统是不相容或对立的” ，资本主义将面临由材料供应问题而导致的“历史的终
14、结” 。最终的出路是通过革命，在7“自由人联合体”的控制下转变生产的根本动机，超越资本主义导致的失衡，重建社会生产和材料供应之间的本原关系。 （二）第二类环境危机人类社会发展的环境危机 柏克特指出，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不仅看作生产资料短缺的危机，更是一种人类发展危机” ，即“人类 社会发展的质中的一种更普遍的危机，这来自于资本主义城乡产业分工造成的物质和生命力的循环的障碍” 。换言之，马克思认为第二类环境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组织方式城乡产业分工一 所引发的，因为城乡产业分离割裂了物质与生命力之间的循环，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裂缝” ，从而造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质的下降的普遍危机
15、。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 资本论等多部著作与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何以加深城乡分离的强制性关系及其矛盾。他认为，城乡分离不仅是各种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的基础，甚至人类社会的文明史都可以归结为城乡对立运动。这种矛盾在今天不仅没有缓和，反而被资本主义社会推向顶点，资本逻辑最终促成了农业与工业城市的产业分离。这一深刻的历史分析所面临的生态学问题是，城乡产业分离何以引发环境危机呢？柏克特引证了马克思的许多论述，用以说明资本的集中运动所引发的城乡分离如何割裂了生产的物质循环过程，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代谢裂缝” ，从而爆发出资本集中与自然和人类和谐发展的内在冲突。要言之，柏克特从两个方面阐发了这一思
16、想：一方面，工业和人口的集中必然受有限的空间等自然条件的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言：“事实8是：与手工劳动相比，大规模的工业把大量的生产集中于一个小范围。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生产力总是要求一定量的空间，建造高楼大厦也有其实际的限制。 ”另一方面，城市：工业的集中也会破坏当地的自然条件，反过来降低工业化程度和影响生产过程。比如，消费排放不仅必然对城市健康造成影响，而且城市垃圾排放剧增也会影响土地肥力，这是工业集中对土地原有循环的破坏。总之，工业集中无所顾忌的趋利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反生态本质。资本主义企业就像对劳动者的剥削一样，大肆剥夺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生产潜力，完全不顾及与生产持续增长所需的资料和
17、人口相关的生态系统与作为人类发展终极基础的自然条件相对立。 本顿（Benton）等生态批评家指责马克思对环境危机的分析只局限于农村或农业，柏克特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的第二类环境危机作为人类社会的质的“普遍下降” ，意味着包括城乡整体在内的全球生态退化。首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对物质可持续循环的自然条件的破坏的分析，既包括农业也包括城市工业地区。比如他一再重申城市工业与土壤肥力之间的密切关联，目的是要说明，城乡差异下的物质循环正在毁灭的，不仅是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更是人类发展的自然基础。其次，马克思把现代工业与农业看作一个相互连接的社会整体，他的环境分析不可能单指向农村或者城市一方。一方面
18、，城市在向农村和边远地区寻求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把城市的废物排放、大量的物质产出带入农村，破坏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在阶级剥削和反生态的工厂式农场的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也服从工业的定量指标，纳入城市工业体系之中。通过9工业和农业相连接的整体化过程，资本在根基上腐蚀了人类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壤和劳动者。最后，柏克特还引用了罗莎卢森堡在世界历史视角下对马克思环境危机的分析，说明马克思对城乡产业分离造成的环境危机走向全球化趋势的预见。温带国家从工业欠发达的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输入原料和劳动力的同时又反向输出工业制品等，实际是世界范围内的城乡对立，是工业生产国向原料生产国和地区投射的“生态阴影” 。今天，发达
19、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尤其是转移高污染产业，使得“从污染中受益的污染者以及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如今都成为了发达国家不可持续发展的牺牲品”这一现实，印证了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环境危机的天才预见。 可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两类环境危机的分析都没有否认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限制。不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质供应失调的分析，还是对城乡对立造成的对自然条件的掠夺的分析，都表明：作为人类发展条件却被资本主义占用的自然条件的有限性，与资本积累对利润追求的无限性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正是当代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 综上所述，柏克特对“两类环境危机”思想的阐发表明，马克思的生态危机或环境危机理论已经有了完整的
20、轮廓，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内在的生态逻辑。 （三）马克思的两类可持续发展观念 柏克特认为，生态批评家们的环境危机理论之所以普遍缺乏思想深度和实际的政治效应，是因为他们对环境危机的探讨实际上都停留于“资本积累危机” ，未能深入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危机”的高度。而这一10问题背后的深刻根源在于，生态批评家们没有领会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的生态逻辑，混淆了马克思提到的两种可持续发展观“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柏克特提出。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应当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要素或维度：（1）作为人类现在和未来发展条件的自然资源的“公共”特征；（2）个人、社会和自然“共同进化
21、”的视角；（3）在自然资源领域，需要发挥“公共财产”的作用。三者相互联系、共为一体，并且第一要素是后两者共同的根基。柏克特认为，生态批评家们虽然也声称秉持“共同进化论” ，但实质上是“亲市场论”的余音。因为他们从未把上述三大要素看作一个整体，而是以“非整体论”和“非进化论”的方式对公共财产进行一般的分析，从而缺失了对人类发展中心地位的考虑，并且忽略了生产关系一特别是对公共财产的管理在可持续发展中潜在的作用。因此，尽管生态批评家们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对于缓解当前的环境危机具有一定的效果，但从根本上讲，他们的“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不仅不能真正解决环境危机，最终反而会恶化全球环境危机。因为从本质上讲，这一观念主要解决的是全球化资本主义何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对于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而言，这是一种“破坏性的理性” ；真正的当代生态文化自觉应当是一种“支撑和培育人的内在生命力的可持续的理性” （维尔纳茨基语） ，即从马克思的全人类（而不是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对生态危机和人类自身生存状况的自觉领会。 在深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之文本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