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南北朝时期亡命士人刍议摘 要：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频繁，政治斗争残酷，士人流亡便蔚然成为一大景观。文章通过统计南北亡命士人的数量、亡命年份发现，亡命南士的数量不论是在总数上，还是在南北朝政权对立的各个阶段都大于亡命北士，其中个别人物的重要性和相当数量的群体，使他们不仅在沟通南北文化交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北政治格局的走向。 关键词：南北朝；亡命士人；北徙；南迁 作者简介：王娟，女，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魏晋南北朝文献研究；汤勤福，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项目“中国古代史” ，项目编号：J
2、50405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3-0156-08 一、问题之缘起 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素以分裂、战乱、动荡著称。其主要发展趋势是，南北对峙双方由势均力敌逐渐走向南弱北强格局，其原因一直引人注目，学者专家已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精辟而中肯的论述。1 在此，笔者仅补充一点，南朝士人的大量北徙使得南朝人才外流，也在一定程2度上促进了北兴南衰的历史走向。 来琳玲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南北朝流寓士人探微中，以表格的形式将公元 439 年至 589 年的南北流寓士人作了统计，根据她的统计结果有姓名可考的流寓南士有 274 人，流寓北士有 63 人。在
3、此基础上，她还将南北朝流寓士人流入各政权的人数作了百分比统计。1（P42）但就笔者检史所见，南北朝时期由于种种原因，由北徙南或由南迁北的士人数量远不止这些，那么，来琳玲硕士学位论文中的一系列统计数据也就不尽准确了。故而，我们有必要对这一议题作新的认识。在展开正式论述之前，我们先来对本文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概念作一界定和阐述。 首先，就时限来看，本文所述的“南北朝”是指公元 420 年刘宋立国至 589 年隋统一全国这段历史。文中的南方政权，是指刘宋立国后到陈朝灭亡的南方诸政权，自然也包括在梁朝末期由西魏扶植起来的后梁政权；而北方政权则指公元 439 年基本统一北方的北魏及其后续诸政权。南北政权之
4、间有 19 年的时差。这 19 年中，北方政局动荡不堪，导致南北士人徙居情况复杂难辨。为使统计数据尽量准确，也实因南北朝对峙格局真正形成于北魏统一北方之后，所以本文论述的时间上限较之来琳玲硕士学位论文所述的时间范围向前延伸 19 年。当然，在具体论述中，笔者会对这 19 年的情况予以客观研讨。 其次，流寓还是亡命？来琳玲硕士学位论文中没有对“流寓”一词给出明确界定，只说流寓士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主要包括政治流亡者和南北战争中投降或被俘者两类人。1（前言）笔者认为，所谓的“政治流亡者”其实质身份就是政治罪犯，所以他们的流寓实质上就是逃亡。3如薛安都、刘昶、王肃等都是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避祸北上，
5、田鲁生、田秀超、田鲁贤等则是因为不满魏廷对西阳蛮的整编而叛魏入梁，对于南北朝统治者来讲，他们就是罪犯、叛逃者。同时无论是政治流亡者，还是在南北战争中投降或被俘者，自他们脱离原属政权之时起，他们在原属政权的户籍恐怕就已经被削了，换言之，这些所谓的流寓士人，就是脱离了原属政权户籍的人。故而，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这些人是“流寓”者，还不如说他们是“亡命”者更为恰当。在古代汉语中， “亡命”有两种解释：一说“亡”系无的通假字， “命”即名也，指名籍， “亡命”就是脱离名籍而逃或因逃而被削了名籍之人；二说“亡”为逃之意， “命”指性命， “亡命”即逃命。2作为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流亡者，他们身上无疑兼具了“亡命
6、”的双重含义，而在历次南北战争中的投降或被俘者，其身份也符合“亡命”的第一重解释，更何况在当时还有一些士人因破产或被当权者压制而不得申志，也会选择流亡到其他政权去谋求发展，当然伴随着他们的迁徙其户籍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显然来琳玲在其文章中对“流寓”者的阐述过于狭隘，而且相对“亡命”来讲， “流寓”一词对当时由南上北、由北徙南士人的迁徙实质的认识也过于表面化，故笔者在本文中引入“亡命”一词来界定这些士人。 再次，来琳玲在其文章中明确指出所谓“士人”是指有一定身份地位或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包括皇室和高门士族以及寒门地主，不包括南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酋帅。我们知道，南北朝时期是民族融合的高潮期，与黄河
7、流域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主导而出现的胡汉融合的高潮相呼应，在江汉、江淮一带随着蛮族的北徙也出现了蛮汉融合的高潮，而且4由于蛮族活动区域的特殊性，使得蛮族酋帅对当时政治局势的走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故本文中笔者所述的“士人”是将少数民族酋帅涵盖在内的，但由于本文的论述角度是计量统计，而少数民族酋帅的北投、南附是一个相当长的持续过程，基本上贯穿了南北朝的始终，故仅从统计数据上着手是很难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的，所以在本文中笔者会将少数民族酋帅北投、南附的人数统计在内，但不作深入探讨。 二、南北方亡命士人数量、亡命年份之对比分析 南北朝亡命士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亡命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南北朝政治、文化
8、、军事等方面的诸多问题。笔者对相关史籍 1 作了初步统计，南北朝时期有姓名可考的比较重要的亡命士人约 517 人。为了能更清晰地论述亡命士人在南北朝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我们将这 517 人分为亡命南士与亡命北士两类，并结合他们的亡命年份来对其进行分析。 首先，就笔者初步统计亡命南士的总数远远多于亡命北士。有姓名可考亡命南士有 461 人，实际数量当远不止这些，因为就史籍所载很多南士北投或被俘时均携带了亲属、僚属，只是史籍未载其姓名而无从得知其人其事。如刘昶在和平六年（465）北投时， “携妾吴氏作丈夫服，结义从六十余人，间行来降”4（卷 59， 刘昶传 ） ，虽然在路上多有叛逃者，
9、但随刘昶至魏者仍有 20 多人；再如皇兴二年（468） ，宋兖州刺史刘休宾，因妻、子被魏所俘而举梁邹城降魏，随行“有名望者十余人”4（卷 43， 刘休宾传 ） 。只因这些随行者无具体姓名可考，故未统计在内，此外还有一大批被逼徙代北的青齐士人也因无名可考，未作统计。5而有姓名可考的亡命北士则仅有 56 人，自然实际数量也不止这些，因为史籍中对他们携带亲属、幕僚的情况涉及很少，只有在侯景降梁时提到他携带僚属 10 余人。5（卷 56， 侯景传 ）考虑到亡命南士与亡命北士的史料都有残缺，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能够保存在这些史料中的亡命士人都是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因此，史料虽有残缺，然仍能从统计数据中
10、看出一些南北方士人迁徙情况的端倪。在当时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下，双方很难进行正常的文化交流，而作为文化载体的士人就成为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津梁，与他们的走南奔北相伴随的必然是文化的碰撞、传播与交融。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当时南北对峙双方对士人的争夺较之攻城略地显得更为重要。很显然，亡命南士的人数是亡命北士的 8 倍多，北朝在这场争夺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其次，南士北徙的频率大于北士南迁的频率。就笔者统计，南士入北的年份约有 60 个，而北士入南的年份仅 22 个。即使除去南、北朝统计时间上相差的 19 年（即公元 420 年至 439 年这段时间） ，另外考虑到北士南迁首见于 450 年，我们再扣除相关
11、的 5 个南士北徙的年份（即 422 年、423 年、428 年、430 年、443 年） ，显然可见，南士北徙的频率仍是北士南迁的两倍以上。那么，大致可以确认，从公元 439 年至 589 年南北朝对峙的 150 年中，有三分之一的年份烙下了南士北徙的足迹，而南士北徙持续时间之长，间隔时间之短，都不是北士南迁可以比拟的。 众所周知，文化在传承的同时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的，如此方能不断更新，从而使它走向另一个高峰。如果说大量的南士北徙将江左文化传输到了北方的话，那么，南士频繁的北徙，则将江左文化在岁月淬炼6中不断发展、更新的先进因子也源源不断地输入了北方，使得北方学习到的不是江左文化的一个侧面、
12、一个断点，而是一个磅礴、延绵的文化体系。这从北朝政权的典章制度变革的用人上就可凸显出来。北魏前期，清河高门崔浩深受太宗、世祖信任，一度作为四辅政大臣之一，对朝廷政局有相当大的影响。然崔浩礼待一些北徙南士，在制定朝仪典章时常常咨询他们的意见。如袁式归魏后，深得崔浩赏识，而“是时，朝仪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创，恒顾访之”4（卷38， 袁式传 ） ；又如毛修之，入魏后， “（崔）浩以其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 4（卷 43， 毛修之传 ） 。到了孝文帝改制前后，鉴于统治者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亡命南士对北朝典章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前期以刘芳、崔光为
13、代表，后期以王肃为代表。虽然他们都为北徙南士，但是由于入北时间不同，使得他们在北魏典章制度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袁式、毛修之入北时间较早，当时北魏的汉化改革只是初露端倪，他们只能以崔浩为媒介，间接地影响北魏典章制度的制定，而且在太和改制之时两人都已亡故。刘芳、崔光作为青齐士人，在北魏统治者眼中本为俘虏，但由于“北朝正欲摹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俘囚，致身通显也”6（P9） 。可是他们生活于北朝民间已数十年之久，其自身所承载的江左文化虽能为北魏发展之用，但已不能代表最先进的江左文化因子了，所以由他们所主持的典章制度方面的改革在王肃看来并不成功。王肃北奔后曾这样评价：“自晋氏
14、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 ” 4（卷 63， 王肃传 ）在北魏汉化改7革亟待深入的情况下，出身南朝一流政治世家的王肃以其出色的个人学识修养，仕齐至秘书丞的政治经历北投而来，他的才能完全符合孝文帝改革的标准，故成为推动北魏典章制度、礼仪文化改革的中坚力量，陈寅恪先生也认为：“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蜕嬗，其关键实在王肃之北奔。 ” 6（P11）可见，北朝的汉化改革是一个持久、渐进的过程，而南士不间断地北投，则为改革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使得北方统治者在不出家门的情况下就能学到江左的先进文化。 三、南北朝士人亡命典型期之分析 士人亡命是南北朝时期的一种显著社会现象
15、。当时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无疑为那些由于某种理由不能立足于本国政权的人物提供了逃到另一政权的可能性，而作为对立政权的统治者往往也愿意为这些有一定社会地位、政治感召力的士人提供避难所。这样一方有需求，另一方又愿意接纳，便使得亡命士人一批接着一批地出现了。这种规模及影响较大或事件较为典型的迁徙时期，笔者称之为“典型期” 。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士人流亡的典型期为什么在那些特定的年份（如王朝更替之际）集中出现？作为身处社会中上层的士人，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走上亡命之路？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就笔者统计，南北朝对峙的 170 年中，南士北徙的典型期有 4 个 1，而北士南徙的典型期只有 2 个。下面
16、就结合史料先来分析南士北徙的 4个典型期。 公元 466 年至 469 年，即宋泰始二年至泰始五年。北魏和刘宋对峙时期，淮北是双方长期对抗的拉锯地区，刘宋虽在沿线部署重兵防守，8但由于泰始二年（466） ，刘宋宗室内部因争夺皇位而爆发了泰始之乱，许多边境将领也被牵连其中，因此一些人为了避祸亡命北方。如司州刺史常珍奇、徐州刺史薛安等边境重将都因在叛乱中拥立新帝失败，惧祸举城降魏，使北魏坐收淮北。另一方面，北魏大将慕容白曜也趁刘宋发生内乱之机，南下攻打青、齐，历经三年激战，终于泰始五年（469）占领青齐地区。当时北魏的统治中心远在黄河以北，控制淮北显得鞭长莫及，故而该地区一大批军政实力派人物以“平
17、齐民”的身份被迁徙至代北。青齐士人被徙至代北后，无论原来出身如何，大都沦落社会底层，生活状况曾一度陷入困境，但他们没有一蹶不振，在逆境中仍然坚持习儒，最终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才能，借孝文帝改革之机，或进京为官，或返仕青齐，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刘芳、崔光、崔亮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公元 500 年至 505 年（即永元二年至天监年间）适值齐梁易代之际，以永元元年（499）豫州刺史裴叔业率众举寿阳降魏为序幕，掀起了南士北徙的又一次小高潮。豫州大族多在刘裕北伐时从北方迁至豫州 2，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了典型的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集团。3 以裴叔业为首，他们在齐明帝篡位之际居功至伟，故而受到了齐明帝的重用，
18、裴叔业亦被任命为豫州刺史。但随着北魏国力的增强，地处萧齐北境的豫州已经成了北魏觊觎之地，魏廷曾多次诱降裴叔业，但都遭到了拒绝。直至东昏侯萧宝卷主政时，怀疑裴叔业反叛，欲将其调任南兖州，这对在豫州经营多年将其视作生存根基的裴叔业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再加之豫州豪族之间本就存在着密切联系，故而在裴叔业的带领下豫州豪族集体9降魏。豫州豪族的反叛给萧齐政权以极大打击，此后仅两年萧齐政权即被萧梁取代，萧衍为了铲除异己，大肆诛杀萧齐宗室，年仅 16 岁的齐鄱阳王萧宝夤在左右亲信的庇佑下亡命北魏。 公元 549 年至 555 年（即南梁太清三年至绍泰年间） ，南朝发生了两件大事，侯景之乱和江陵失陷。侯景乱梁，建
19、康失陷，许多南士为避乱纷纷北上，更有一些萧梁守城将领因不满梁的荒政率众降北。如大宝元年（550） ，梁兴州刺史席固率众降西魏；大宝三年（552） ，梁士任果、扶猛亦率所统诸部归降西魏。侯景之乱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衣冠士人辗转逃到了江陵，江陵成为了梁朝的政治文化中心，是第一流政治、社会精英和文化名流的荟萃地。承圣三年（554） ，西魏趁萧梁国力衰败之际出兵攻破江陵，大批士人被虏入关。我们知道，一个家族的文化是通过族中名士和优异子弟来代表和传承的，然而在江陵失陷后南朝许多门阀家族中顶立门楣的核心人物，最有发展前途的优异子弟，如琅邪王氏的王褒、陈郡谢氏的谢贞、琅邪颜氏的颜之推、之仪兄弟等被俘入北，更有如
20、南阳宗氏、乐氏等几乎是举族北迁，乡国既失，人物流散，他们在原籍的宗族势力几乎从此不复存在7，这对南朝的门阀士族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公元 587 年至 589 年（即开皇七年至九年） ，是隋文帝加快脚步统一全国之际。承圣三年（554） ，经西魏洗劫后的江陵近乎一座空城，萧梁宗室也在内讧与动乱中伤亡殆尽，但由于西魏自身实力毕竟有限，加之还有北齐在旁虎视眈眈，故而西魏最终选择了扶植萧詧建立后梁。后梁虽以萧梁正统自居，但它实质上已是西魏的藩属国，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已丧失了自主性。随着北齐覆亡，杨坚代周立隋，南北统一的10时机已经成熟，故撤藩也被提上了日程。开皇七年（587） ，杨坚征后梁主萧琮及其臣下二
21、百余人入朝长安，并遣大将崔弘度率兵戍江陵，恩威并济之下，后梁国废。随萧琮北迁的士人如蔡延寿、甄诩、刘然、王怀等大多选择了入仕隋朝。此后，杨坚加快了统一的脚步，终于开皇九年（589）攻陷建康，灭掉了陈国，为了从根本上消除陈割据的威胁，杨坚将陈后主及王公百官悉数迁往长安。 隋书天文志下亦称：“平陈，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 ” 8（卷 21， 天文志下 ）可见，此次北迁的士人数量非常庞大。 再看北士南迁的两个典型期： 公元 528 年，即武泰元年，发生了北魏历史上著名的屠杀事件河阴之变，尔朱荣血腥清洗了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政权中的汉族大族，使得一些王公贵族为了保命纷纷叛魏，降服梁朝。如北魏宗室元颢就在“葛荣南侵，尔朱纵害”之时为图自安而“怀异谋” ，事败后与子冠受率左右投奔了萧衍。4（卷 21， 献文六王传 ） 公元 534 年，北魏孝武帝西迁，开启了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历史，北方政权正式一分为二。北魏大将贺拔胜、独孤信、杨忠护等送孝武帝西迁，途中因不敌高欢派来的追兵而仓皇奔梁，元罗、羊徽逸、刘济等镇边将领也相继降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历次士人亡命典型期的出现都是两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原属政权内部出现了内斗或统治危机，出于避祸或求生本能，一些士人会选择走上亡命之路；另一方面，敌对政权也会通过战争、招抚等手段俘掠或诱降一部分士人。前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