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扭曲的天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每天都念着他的大名醒来。他的名字整天挂在广播员的嘴上，鸣响在歌曲中，出现在所有的报纸里。他的名字被授予城市、学校、街道和工厂，作为最高的奖赏。在那场最惨烈的战争中，战士们喊着他的名字冲向死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流尽了鲜血，损失了几乎全体居民，大地变成了布满硝烟和弹片的废墟，但是它始终没有投降！” 作为斯大林传的开头，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文字曾被许多作品引用，尽管这位意为“铁人”的领袖已在 60 年前离开人世，但直到今天，任何关于他的话题还是能引起激烈的争论。斯大林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既是一位缺乏灵感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坚定不移的执行者，对权力和荣耀的追求则贯
2、穿了他的一生。为使亲手缔造的国家成为永恒，斯大林不遗余力地培养着全新的一代，甚至是全新的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失败了，他去世后，赫鲁晓夫推翻了原先的政策。但从另一种意义上，他又做得无比成功，每个在他统治下长大的孩子都保留着当年的烙印，而它们又被延续到今天的俄罗斯。换言之， “铁人”虽已逝去，但影响仍在，正如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评论的那样：“他仍在指挥，而我们依旧遵从。 ” 本文要介绍的，就是那个年代的儿童生活。 1924-1927，打碎旧的一切 2时光倒回 1924 年 1 月 22 日，哀乐中断了正常的广播节目，而阴郁的讣告则震惊了每一个人：“共产国际的创始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列宁不幸去世
3、。 ”平心而论，列宁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路易丝斯特朗 1921 年访问过伏尔加河流域，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欧洲的粮仓，但她在街道上看不到行人，而农舍里只有蓬头垢面的孩子：“儿童既没有衣服也没有鞋子；他们穿得单薄破旧，整个冬天蜷伏在炉灶顶上，不敢迈出大门一步。 ”城市中则出现了成群的流浪者。 旧的领袖逝去必然意味着新的力量崛起。当人们蜂拥涌向红场瞻仰灵柩的时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明争暗斗早已开始：季氏最先受到党代会谴责，彻底失败；幸灾乐祸的布哈林随后被打入冷宫；失掉了军权的托洛茨基冷眼旁观；而胜券在握的“铁人”早已勾勒好了“理想国家”的宏伟蓝图。这个国家将呈金字塔形，最高
4、领导人发号施令，小领袖唯命是从，年轻人担任国家意志的传承者，直到苏维埃成为不朽。 新制度意味着新观念，猎猎红旗最先卷走的就是家长的威严。安吉丽娜耶夫赛耶娃 1922 年生于彼得格勒，她后来回忆道：“母亲对待我就像成年人，父亲则完全忙于工作，我不喜欢待在家里，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孩子。8 岁时，父亲带回一个鱼缸，由于不让我外出，我气愤地将鱼缸打翻。当他抄起胶管当头便打时，我却回敬道：你不是父亲，是继母，继母！ ” 简朴也是一种另类的“时尚” 。首先，这一点符合革命教条，另外经济形势也要求减少消费。直到 60 年后，柳德米拉伊利亚索娃仍对此记3忆犹新：“我们的日子是平淡的，廉价的家具全部从政府购买，
5、父亲只有军装和皮靴，母亲的一两条裙子只有去剧院时才会穿看戏是全家的唯一奢侈享受，除此之外就是读很多的书。 ” 和同龄人一样，伊利亚索娃和耶夫赛耶娃也把“自我否定”看作道德高尚的象征。在斯大林时期，这个词早已超出了哲学范畴，并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它首先意味着与家庭和传统决裂，其次是对个人价值的否定，最终目标则是“集体主义”与社会保持高度的契合，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私有观念，向最高理想迈进” 。当然，有些教育家有所保留，比如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她就公开宣称：“集体主义教育不仅不会抹杀每一个人的个性，而是会使人的个性与特长得以充分地发挥。 ”但现实却不断质疑她的论断，因为真理的标准掌握在领袖手中，
6、即使“个性”存在，也必须与指导思想相符，否则就不会得到认可，换言之， “容忍个性”不过是句空洞的许诺，而少年们也终将在相似的轨迹上踏上相同的人生：参加少先队、共青团，中学毕业后服役，退伍，然后到工厂谋得一个岗位每个人都是红色帝国这部伟大机器上的零件，平庸但不失可靠。 1927-1933，幸福的幻象 基调已经确立，权力已经在手，从 1927 年起， “铁人”开始贯彻他的治国理念。富农们的房子被拆毁，教堂关闭了 80%，铁路线上停着运载牲口的车厢，它们将把“阶级敌人”不断送往西伯利亚。通过恐怖、流血和饥饿，苏维埃国家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尽管斯大林的残忍一面已展现无遗，但百姓们还是安然地享用着建设成就
7、，对他们而言，处决多少4人、流程是否合法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生活。 不容否认，斯大林的统治的确惠及了人民。随着经济恢复，面包和牛奶重新出现于餐桌。1932 年，学前教育机构突破了 8000 所，受益的孩子超过 60 万人。小学入学率直线上升，义务教育制的普及也在欧洲地区基本达成。作为对教育事业的鞭策，1931 年苏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 ，宣布对学校进行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的的整顿。笔试作为“资产阶级的方法”被鄙弃，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评价体系。音乐、文学和绘画取代了体育，成为课外活动的主要内容。师范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而集体活动则教会了年轻一代团结互助，社会实践让每个人领悟到劳动
8、的可贵。面对蒸蒸日上的生活，很多人充满信心，他们相信，祖国终将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 但一切注定是幻觉，因为克林姆林宫的触手也在跟进。 “早熟的政治家”被确立为儿童的理想形象，而它只显示了一个信号，即政治正确才至关重要。有人从列宁选集得到启发，认为校园生活必须成为灌输斯大林主义的漏斗。主要方式首先是公共活动，比如庆典、游行和辩论会；而另一个途径则在于树立对领导人的崇拜。教室中设立了“列宁角” ，戏剧几乎把斯大林塑造为半神。但问题在于，如果孩子们感受不到领袖的人格魅力，纵使再鼓吹也是无济于事的。很不幸，铁腕始终掌控着文艺，在领袖形象这个问题上，没有艺术家胆敢“超常发挥” 。毫不奇怪，年轻一代对领袖
9、只是怀有一种病态的畏惧心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不愿与社会格格不入。对政治的理解也单一化了，很多孩子除了背诵教条之外，对“斯大林主义”一无所知，而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则被5理解为正邪交锋。随着灌输旷日持久，苏维埃取代了家庭，成为日常生活的绝对支配者，1932 年的“巴甫列克莫罗佐夫谋杀事件”更使这种趋势到达了顶峰。 1932 年 9 月 3 日，西伯利亚一个叫吉拉西摩夫卡的村庄附近发现了两个男孩的尸体， 15 岁的巴甫列克莫罗佐夫曾检举过父亲的“罪行” ，同时遇害的还有他 9 岁的弟弟。所以，从调查伊始，案件就被定性为政治犯罪。巴甫列克所在的吉拉西摩夫卡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庄，村民几乎都生活在赤
10、贫之中。像周围许多村子一样，这里的人独立性很强，对集体化政策抵触很大。巴甫列克的父亲特罗费姆是一个勤快的农民，之前担任了三届的村苏维埃主任。但巴甫列克向警察检举说，他爸爸把假证件提供给流放地的富农。 不过村民们却有不同的看法，据说特罗费姆与妻子长期不和，随后“抛弃了家庭” ，但巴甫列克对其父心怀怨恨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对质时，可怜的特罗费姆曾这样大声呼喊道：“我是你爸爸！”但巴甫列克的回应却是：“我不是他的儿子，我是一个少先队员。 ”特罗费姆后来在劳改地被处决，而巴甫列克则遭到了家人的一致鄙视。但是，要说莫罗佐夫家的人是凶手，其实并无确凿的证据，因为别的少年和巴甫列克也有争执，其中一些后来还充当
11、了检举者。莫罗佐夫家最终被定为“富农家族” ，其中四人被判处死刑。 宣传机器很快挖掘到了案件的深层次价值。巴甫列克被塑造为少年英雄，每个少先队员都接到号召检举父母，有功者的名单会在少先队真理报定期刊登。一位医生回忆道， “我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斯大林。出了巴甫列克的事情后，谁都生怕稍微有一点出言不慎，就是在儿子面6前也不行。万一他一不小心在学校说了什么，辅导员就会报告上去。他们会问孩子：你是哪里听到的？孩子会说：爸爸说的。 接着你一下子就会倒霉了。 ” 1934-1940，消失的 1.5% 有关巴甫列克的宣传持续了很多年，当人们纷纷认为这场闹剧即将落幕的时候，新的政治风暴又悄然降临。无独有偶，这
12、次的导火线也是一场谋杀：1934 年 12 月 1 日，一名男子闯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的办公室，杀死了党的元老基洛夫。经过 1932 年的丧妻之痛和这次事件， “铁人”变得愈发狂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所有令他不快的人都从世界上消失了。连孩子也被卷进了政治运动，2213 号决议规定，两岁的儿童必须随家长一道服刑， 刑法则将死刑适用年龄下调到 12 岁。家庭在流放前只有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内务人民委员会可以随时没收他们的物品。闷罐车里人满为患，肮脏且没有取暖设备，乘客要忍受数个星期，染疾或冻饿死亡时有发生。在一份报告中，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指出，数以千计的儿童在运送期间死去。 劳改营托儿所的条件也极
13、端恶劣。护士经常将滚烫的食物喂给孩子，或者让他们坐在便盆上长达数个小时。卫生状况奇差，尼古拉斯沃思指出：“在一个 350 户的居民点，四个月就有 180 名儿童因猩红热丧生。”政府内部的报告也坦承，在纳里姆地区，三岁以下儿童的月死亡率高达 12%。幸存者则承受着广泛的生理和心理伤害，许多年龄较大的孩子竟然不会说话，只能用嘶哑的吼叫呼唤他们的双亲。 人们或许要问，1934 年到 1940 年间大概有多少受害者？奥兰多费7格斯说每 1.5 个家庭中就有一人受到牵连这似乎过高了。而秘密警察的档案宣称，在 1937-1938 年的整肃高峰中，有 1548366 人因“反苏活动”被捕，其中 681692
14、 人被处决。这意味着连同其他年份在内，入狱者可能突破了 250 万，占全国人口的 1.5%，同时大约 50 万名未成年人随父母被放逐。虽然数字触目惊心，但必须指出，以受害者来代表全体儿童的做法其实是有失偏颇的。在斯大林时期，一名儿童如果没有被送往西伯利亚，他的生存完全可以获得保证，而生活也在渐渐改观。作家索尔仁尼琴回忆道：“听闻州里的领导全都换了人，我们根本不在乎。两三位教授被捕下狱，也无所谓；毕竟他们不是我们的舞伴，说不定这样会让考试更加容易通过。我们，与十月革命同龄的人，正大步向前迈进，光明的未来正在等待我们。 ”至于大清洗时期龌龊的内幕，很多人直到长大后才有所耳闻。 1941-1945，
15、一切为了前线 1941 年 6 月 21 日是一个平静的星期六，深沉的夜幕笼罩在布格河上空。3 时 15 分，一道耀眼的闪光突然划过天际线，它开启了一个潘多拉盒子。刹那间，隐蔽在西岸的重炮爆发出地狱般的吼叫，与此同时，320万德军地面部队向东进军，伴随的还有数十万的仆从国军队史上规模最大的入侵开始了。 在莫斯科，晨间新闻主持人第一次没有用“早安”问候睡眼惺忪的居民，斯大林用平缓而冷静的语气表示战争已经打响，纳粹德国背信弃义的进攻终将失败。青壮年男子全部应征入伍，少先队员冒着严寒修建工事。在火车站，每 20 分钟便有一趟列车开出，将妇女、儿童和机器设8备向东转移，这一行动使用了 150 万节车厢
16、，共输送了 1000 万人。为了减轻负担，每个孩子随身只携带一个背包，除了换洗衣服外，就是尽可能地往里面塞入干粮一袋袋的干面包。 列车向乌拉尔山脉驶去。一名撤到古比雪夫的女孩给父亲写信：“我不喜欢这个城市跛子、瞎子和各种残疾人太多了，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 身体健全的男人都在军队里，这一点直到很多年后她才理解。至于那些所谓的“城市” ，很多又是名不符实的，没有屋顶的厂房构成了市区，车间经常是一边施工一边生产，流水线上随处可见 14 岁的孩子，他们每天忙碌 10 个小时，中间不吃不喝。因为缺乏培训，有些人对机器的工作原理一无所知，每次操作都会把监工吓得半死，产品合格率也非常可怜。KV-1 重型坦克
17、是一种强大的武器，但在生产线上，缺乏经验的童工经常把原材料搞混，导致坦克无法长途行驶。但冒失的孩子们却始终是最受欢迎的人，所有工友都在照顾他们，帮他们承担错误，甚至默许他们躺上半个钟头，每个人都清楚，他们是工厂的吉祥物，也是抵抗意志的象征。 通过无情而高效的动员，苏联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了向战时体制的转变，绵延不绝的军火供应震惊了军事理论家。甚至玩具厂的洋娃娃也穿上戎装，号召孩子们积极入伍；动画片则被转化为向法西斯复仇的精神武器：德国大兵射杀了无辜的小提琴家；孩子们配合游击队收复了村庄；哥萨克骑兵发起冲锋，侵略者人头落地虽然在银幕上取得一场胜利只需要 15 分钟，但现实的战争却是残酷和漫长的。在
18、列宁格勒，孩9子们忍受炮击和饥饿长达 900 天，超过 6 万人死于非命。为给亲人复仇，十五六岁的孩子谎报年龄参军，而身处后方的同伴则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和农业劳动。到 1945 年 5 月的胜利前夜，已经有上百万儿童丧生，1920年至 1923 年出生的一代人几乎从视野中消失了。但在地图上，欧亚大陆却是一片深红，朝鲜、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每个国家都有斯大林精心安排的执政者。 1946-1953，坍塌的通天塔 战后的斯大林更加志得意满，在他看来，理想差一步就要实现了，在咄咄逼人地向西方表明立场的同时，他提出了新的五年计划，要求把解放区恢复昔日面貌。成千上万少先队员热火朝天地投入建设，用瓦
19、砾堆成假山，并掩埋了阵亡的士兵和烧毁的坦克。坍塌的学校得到重建，新的教学楼比以往更加宽敞，甚至显得大而无当，让人联想起了莫斯科那些硕大的地标性建筑，它们都在传递着一个信息红色帝国正在坚定不移地追寻着光荣。 在此期间，义务教育真正得到普及，而且范围扩展至 10 年。医学家对未成年人的健康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研究，并且正在试验一种紫外线灯光，它和普通灯光配合在一起，在冬天可以弥补阳光不足，从而增强下一代的体质，而这一切自然都是“在斯大林的关怀下展开的” 。教科书中加入了民族主义内容，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帝王和时间点需要牢记，因为儿童将不仅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还将是“涅夫斯基、顿斯科伊精神的传承者” 。1
20、949 年 11 月 1 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提议将 6 月 1 日定为节日国际儿童节的由来正在于此。 在好消息纷至沓来的时候，斯大林的人格却越来越扭曲：阶级敌人10必须去死，儿童作为 “坏苗子”也要重点盯防，对下一代的意识形态灌输有增无减，而卫国战争的胜利也为个人崇拜增添了新内容。恐怖仍在继续，好几个民族被流放至中亚，孩子们将在不熟悉的环境中成长，这样他们就不会有民族意识。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使斯大林精于此道，无论是对付国内还是国外的敌人，他都没有失败过，但有一个对手他永远无法战胜，那就是时间。随着光阴流转，他变得苍老和落寞，残酷的政治使他从未有过一个朋友，他有的只是奴仆和
21、下属。 晚年，斯大林喜欢从杂志上剪下一些图画来贴在墙上，画中都是孩子：比如小姑娘给小驼鹿喂水，或是一群娃娃站在樱花树下现在他用这些图画来代替自己的孙儿孙女们。他在晚年向苏联儿童倾注了更多的关怀，或许一切都是为了弥补对子女们的愧疚。 生命和权力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1953 年3 月 5 日中午，警卫们发现领袖的卧室中没有动静，进去时才发现“铁人”已陷入昏迷。当天晚上，医生宣布抢救无效，几小时后莫斯科将讣告公布，而那些被掩盖的血腥直到三年后才彻底揭晓，此时“斯大林的孩子”们早已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感到迷惘，想知道什么是宣传，什么是真实。其实，要直面真相并不难，觉悟了的人民和勇敢的当权者能从容完成一切，但苏联政府却有不敢突破的桎梏，即使是措辞激切的赫鲁晓夫也不敢挖掘问题的内核，而群众也有他们的想法：既然斯大林都可以大错特错，那么整个体制呢？毫不奇怪，在轰轰烈烈的反对声浪中，1991 年，“牢不可破的联盟”终于树倒猢狲散了。 “斯大林的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