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农民工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提升对策探讨摘 要：政治信任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黏合剂，农民工在我国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其政治信任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相关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农民工整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偏低，并且具有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差异较大、认知基础比较模糊和新生代农民工政治信任度低于第一代农民工等特点。对此，我们需要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来提高其政治信任度：以提高最低工资为基础逐步增加农民工的收入；充分发挥网络在农民工中的政治传播功能；适度加强对农民工信任网络的整合。 关键词：农民工；政治认知基础；政治信任；提升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
2、2014）04-0070-05 一、政治信任概念的界定 “信任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有关社会的概念，但又是一个与许多命题同样重要和难以研究的概念。 ”1153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信任的价值得到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学者的普遍重视，在如何定义信任的问题上，研究者们虽各执一词，然而大多赞同信任是一种包含着风险和期望的心理活动。一方面，信任是指向未来的，信任的赋予和信任的验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间隔，信任主体的利益能否得到信任客体的保护还不得而知，因此信任主体实际上是将自己的利益2置于了信任客体可能背叛的风险之中。由此，彼得什托姆普尔提出信任最简单、最一般的定义是：“信任（t
3、rust）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 ”2约翰邓恩认为：“信任是对产生风险的外部条件的一种纯粹的内心估价换言之，信任是基于风险和行动之间的循环关系的，两者在需求上是互补的。 ”3另一方面，信任之中也包含着一定的期望，信任主体希望信任客体能够信守承诺，基于主体利益的考虑去做或不做一定的行为。卢曼在其名著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中将信任的功能定位为复杂社会中的一种简化机制， “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它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 ”4德国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克劳斯奥弗则认为， “信任是关于期望他人行为的信念。这一信念是指（某些类型的）其他人将做某些事情或克制做某些事情的可
4、能性。 ”544 以其存在的领域为标准，信任可以分为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两大类别，政治信任是信任在人类政治生活这一特定领域的具体化，本文认为政治信任是一国公民在一定认知的基础上，相信其将自身利益置于该国政府未来行动之中的期望能够得以实现的一种政治态度。 信任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信任主体对信任客体实现其利益能力的信任；二是信任主体对信任客体实现其利益责任意识的信任。巴伯对此作了初步的分析：“在信任的这种一般含义的范围内，我们已经看到，当我们说到信任时，其意思是两种更为特殊的期望，一种是对有技术能力行为的期望，另一种是对信用义务和信用责任的期望。 ”1153巴伯的这一分析表明信任意味着一方面信
5、任主体相信客体具备足够的维3护其利益的能力，另一方面信任主体相信客体具有保护其利益的责任意识，不会背叛其利益。乔尔布罗克纳和菲利斯西格尔则对信任中所包含的能力与责任意识两者的组合作了进一步的解析，他认为：“信任指的是人们保持对其他当事人将来行为的信念。A 当事人越相信 B 当事人会履行以后对关系的许诺，A 当事人就会对 B 当事人有越多的信任感。信任指对另一人行为的期望，这一事实表明它的基础至少可以被分解为两个大的类别：动机（或意图）和能力。当 A 当事人相信 B 当事人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去依照许诺行事时，信任应该是最高的；当 B 当事人既缺少动机也不具备能力去以一个值得信任的模式去行动时，信任
6、应该是最低的。 ”6政治信任这一概念同样包含着两个维度：一是对政府能力的信任政府为满足民众的利益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即民众相信该国政府能够以良好的绩效来满足其需求；二是对政府责任感的信任政府为满足民众的利益会做什么的问题，即民众相信该国政府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的来满足其需求。政治信任的这两个维度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任何时期的政治信任都是能力期望与责任期望的统一体，能力维度是基础，责任维度是保障，缺少前者，政治信任就会成为无端的政治盲信；缺少后者，政治信任则会蜕变为单方面的政治幻想。一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时，民众政治信任的重心会有所转变，在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民众更多的是期望政府
7、具有不断提高其生活水平的能力；而随着该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政治信任主体权利意识的觉醒，政治信任中责任维度的重要性会逐步凸显出来。 二、开展农民工政治信任研究的意义 4政治信任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黏合剂，其作为一种无形的政治资本能够弥合一国政府和普通民众在政治权力坐标上的距离感，中外学者对政治信任在政治发展中的价值予以了极高的评价。 论语中记载了春秋末期卫国政治家子贡向孔子探询治国之道时两者之间的精彩对白，子贡向孔子询问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8、。 ”7孔子认为粮食的充裕、军备的充足、百姓的信任是治理好一个国家的三大要素，而在这三个要素里面，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是最为根本的，丧失了百姓的信任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也曾在离娄篇上中论述了民众的信任对统治者获得政权的重要性。西方政治学者同样十分重视政治发展中信任的功能，如西方政治学的鼻祖亚里士多德在 2300 多年前就提出了政治领域的信任问题，他将僭主的统治手法概括为贬低公民的心志、在公民中间制造不信任气氛、使公民们没有力量三种。政治系统理论的开创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则针对政治信任的价值作了深入的探讨，他采取系统论的视角来分析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的关
9、系可以根据“输入”与“输出”来确定。伊斯顿把输入分为需求和支持两种，需求即民众要求政治系统提供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所谓政治就是权威地分配价值的一种活动。而第二种输入支持也同样重要，没有支持，一旦需求造成额外负担，系统就会垮台，伊斯顿将民众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分为两种类型：表现为行动的显性支持和表现为态度或情绪的隐性支持，隐性支持是显5性支持的基础，显性支持是隐性支持的外化，政治信任属于内化于主体意识之中的隐性支持的范畴， “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准确地察觉到存在着隐性的支持或支持的心态，远比把这种支持实际表现出来更重要。 ”8政府若能够赢得民众较高水平的信任，政治改革就能获得较大的空间，政治局势的稳定就
10、能够获得牢固的基础；反之，若该政治系统中弥漫着民众的猜疑，民众就会因为对未来缺乏信心而不会为更大的远期利益去抑制点滴即时利益的满足，任何细微的改革都会被视为与民争利的伎俩而遭到拒斥和反对，政治系统为了维持其延续必然会在不断强化的政治控制中陷入僵化甚至解体。 一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度在该国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分布是非均质的，那些数量极其庞大的重点群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往往会对该国的政治稳定产生较大的影响。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所谓农民工，实际上是指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农民工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
11、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 6 个月以上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另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 6 个月以上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仅指后一部分人，本文的研究即针对的是狭义农民工的政治信任。 农民工在我国总量巨大，并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国家统计局 2010年、2011 年、2012 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 年全年外出农民工总量为 15335 万人，比上年增长 5.5%；2011 年全年外出农民工 15863 万人，比上年增长 3.4%；2012 年全年外出农民工 16336 万人，6比上年增长 3.0%。政治稳定有赖于民众利益诉求的有序表达，而政治信任是民众选择
12、有序利益表达途径的心理前提，由以上统计数据可见，具有较高政治信任度的农民工是我国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广州市流动人口（在广州居住半年以上户口不在广州的人口）数为 476 万人，白云区流动人口数占广州市流动人口数的 25.62%，是广州市流动人口规模最大的区域。白云区 122 万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来自农村，73.36%为农业户口。白云区太和镇的流动人口数为 119672 人，占白云区流动人口总数的 9.81%，在白云区 14 条行政街、4 个中心镇中位于第二位；太和镇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57.37%，在白云区位列第九位。9本研究的问卷调查采用简单随机
13、抽样法，在白云区太和镇发放问卷 800 份，具体调查时间为 2013 年 7 月，问卷采用访问式填答法，问卷中有关政治信任方面的问题均给出了非常信任、比较信任、基本可信、不太信任和非常不信任五个选项。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667 份，有效回收率为 83.38%。 三、农民工政治信任的三大特点 1.政治信任度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差异较大。作为一种政治态度的政治信任由政治信任的主体、客体和介体三大要素构成，政治信任的主体和客体分别为利益的委托方和受托方，政治信任的介体即政治信任的主体形成对政治信任客体认知的桥梁。政治信任中蕴含着的风险意味着政治信任的客体在一定程度上有违背主体利益自由行动的可能，典则
14、、政治共同体均无此自由行动的能力，因而，在戴维伊斯顿提出的政治系统的当局、典则和政治共同体三个基本对象中，只有由政治权力角色7承担者组成的当局也即政府才是政治信任的唯一客体。调查显示，农民工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对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县（区）级政府、镇政府持非常信任、比较信任和基本可信态度的比例（三者之和）分别为 83.44%、74.21%、53.19%、40.45%。由于镇政府是外出农民工直接接触最多的一级基层政府，因而本调查进一步细分测量了农民工对流出地镇政府和流入地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度，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对流出地镇政府比对流入地镇政府的信任度要高出近四个百分点（选择非常信
15、任、比较信任和基本可信的比例高出 3.72%） 。从以上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结论：一是农民工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程度并非是整齐划一的，政治信任的非均质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政治信任主体对同一客体的信任度有差异，而且表现在同一主体对不同层级客体的政治信任度也存在着差异。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对县（区）政府、镇政府与对中央政府、省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差距较为明显，整体的变化规律是政府的层级越高，在农民工心目中的可信度就越高；反之，政府的层级越低，可信度就越低，这与史天健、于建嵘、李连江等学者关于大陆民众的政治信任度呈现出“央强地弱”的调查结论较为一致。二是农民工对流出地镇政府和流入地镇政府的信任
16、度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比较而言，农民工更加信任流出地的镇政府，认为流入地镇政府只是将他们视为来城市谋生的外地人，忽视了他们对当地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甚至对他们存在着身份上的歧视，因而对流入地镇政府保护他们利益的责任意识心存疑虑。 2.政治信任的认知基础比较模糊。哈丁认为：“信任属于与知识相8关联的认知范畴。说我信任你意味着我知道或者我认为我知道你的有关情况，尤其是你对我的动机。 ”522 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现实中的人物、事件、活动等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对政府可信度的理性评价，必须建立在对政府的结构和运行机制有着较为清晰政治认知的基础之上，否则表现出来的就只会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盲信或者无
17、端的猜疑。美国 20 世纪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认为民众政治态度从怀疑到盲信的转变将会导致从民主到专制的蜕化， “一种可行的民主的积极要求是明智地不信任它的领导，对一切扩大权力的要求抱顽强而非盲目的怀疑态度，并在教育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着重批判的方法。这种怀疑态度就像别的警惕形式一样，看来是往往可以使深信自己的善意的领袖们激怒的。然而这种怀疑不是针对他们的意图，而是针对他们权力的客观后果的。什么地方把怀疑代之以无批判的热情，以及我们复杂的社会使之成为可能的多方面的神化，就为独裁制准备了情感的肥沃土壤。 ”10盲信在短期内对维持一国的政治稳定或许是有利的，但长期来讲，对政府的盲信会使民众丧失政治发展
18、所需的怀疑与批判精神而逐渐蜕变为一群政治上的“应声虫” ，一旦盲信的源泉受到外界的冲击而破灭，信任的丧失将是奔溃性的而难以修复；无端的猜疑即消极的不信任，它与积极的不信任理性的怀疑不同，理性的怀疑精神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剂，能够敦促政府采取种种改革措施来弥合民众的不信任，无端的猜疑则是用猜忌的眼光看待政府的所有举措，对政府的任何行动都回应以嘲讽和不合作。由此可见，政治发展中的盲信和无端的怀疑都不利于一国的政治发展，而政治发展所需的理性政治信任则必须以对政府的结构与运作9有较高程度的认知为前提。良好的政治认知应当是全面、准确的，否则，政治认知上的偏差将影响民众对政府可信度的判断。本次调查的结果显
19、示，农民工的政治认知比较模糊，对我国政治运行中的一些制度安排缺乏准确的把握，如在“镇长是由以下哪个机构选举产生的？在县党委、县人大、镇党委、镇人大”多项选择题中，能够选出“镇人大”的只占47.31%。良好的政治认知是政治信任建立的基础，而政治认知是个体经由家庭、学校、媒体等途径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造成农民工政治认知模糊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大部分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调查中具有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只占 41.22%，而学校作为最系统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工具，在一个人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心理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由于受自身经济状况、工作时间和居住条件等因素的
20、制约，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平时基本没有条件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来获取准确的政治信息，政治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是口耳相传和手机网络等成本较低的便捷方式，而这些政治信息传播渠道中夹杂着大量的虚假信息，以致他们容易受到政治谣言的误导。 3.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度明显低于第一代农民工。2010 年 1 月 31 日，国务院发布的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新生代农民工也称“第二代农民工” ，是指 1980 年后出生的农民工，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农民工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2011 年
21、 2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在外出打工的 1.5 亿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占10到 60%，大约 1 亿人。在本次调查回收的 667 份有效问卷中，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为 424 份，占全部回收问卷的 63.57%。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上完初中、高中、高职以后进城务工，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非常缺乏，对农业、农村、农民等并不熟悉，其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和工作耐受力低等“三高一低”为特征。本次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度要明显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如在对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区）政府、工作所在地镇政府的信任度上，新生代农民
22、工选择“非常信任、比较信任和基本可信”的比例较之于第一代农民工分别低了 2.15%、3.03%、4.25%和4.7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期望有了较大的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到城市务工的初衷是“生存型”的，愿望是赚钱养家糊口、盖房子、支付子女的读书及嫁娶费用等，他们大多将自己仅定位为城市的过客，并没有想着要在城市定居下来；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初衷已由“生存型”转变为“发展型” ，他们进城务工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更多的是将进城视为跳出农村寻求向上流动的契机，他们向往现代城市的文明、渴望融入城市，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坚决不回农村”的占到8.1%， “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占到 37%） 。11就微观个体而言，政治信任实际上是主观期望与客观满足程度之间比较的结果，对进城怀有更高愿景的新生代农民工一旦体验到和城里人在收入水平、公共服务、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时，政治信任感的衰落就成了农民工政治心理的必然结果。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