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两种进路摘要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存在两种进路。第一种是在法哲学框架下展开政治批判。马克思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问题域中揭示出现代人的二重性存在，现代人丧失类本质而沦落为利己者和抽象公民。第二种是以哲学人类学为规范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围绕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现代人根本的异化是劳动的异化，现代人的解放依赖于作为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之现实化。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 人道主义 政治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6-0076-07 与哈贝马斯亦师亦友的韦尔默曾指出马克思
2、主义人道主义有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形式主要体现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 ）中， “着重讨论的范畴是劳动、私有财产、 （工人在他的产品和他的活动中的）外化，以及那些已经在人的劳动中被异化的人的本质力量的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恢复” 。第二种形式主要体现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它的焦点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也就是他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分裂成自利的资产者和抽象的公民的批判” 。韦尔默的本意不在于“阐扬”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在于批判其“乌托邦视界” ，但他毕竟为我们通彻把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人2道主义思想打开了一个基本视阈。我们正是在其基础上提出了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
3、思想的两种进路：其一是法哲学框架下的政治批判；其二是以哲学人类学为规范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 政治批判是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主题，其所处的主要时期是1843 年夏至 1844 年 2 月，即德法年鉴时期（当然也包括克罗茨纳赫时期） 。相关的政治哲学著作不仅有论犹太人问题 ，还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政治批判，遗憾的是，学界对该问题研究不足，政治批判思想长期以来处在“空场”状态中。原因有二。一是手稿的强势地位遮蔽了政治批判的本有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一直高度肯定手稿的哲学人类学维度，进而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主题归结为人道主义，由此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
4、程中的政治批判思想特别是激进政治主题不得不被归结为枝节性的、过渡性的思想片断。二是绝大部分人过于在“黑格尔一费尔巴哈”理论隐喻中考察政治批判思想。实际上是仅仅把马克思的政治批判思想归结为费尔巴哈式的。我认为，政治批判主题与手稿中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并行不悖，并且前者是后者得以形成的前提，与此同时，政治批判思想的丰富性也不是“黑格尔一费尔巴哈一马克思”的线索方能涵盖的。在充分阅读青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著作的基础上，我试图揭示出政治批判主题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一）政治批判的起点 青年马克思在与现实打交道的过程中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这便3是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难题” 。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原封不动地继承
5、了黑格尔的法哲学。青年马克思政治批判的起点就是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展开激烈批判。这一任务主要是围绕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这也构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中心问题。马克思的批判要点主要是两个。一是批判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上的思辨唯心主义。黑格尔站在泛逻辑神秘主义立场上给抽象的实体、观念写传记，把人的活动看成观念的外化，用逻辑本身的事物代替事物本身的逻辑。总之，他在任何地方都把观念当作主语，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语变成谓语。这种“主谓颠倒”同样体现在法哲学思想中。他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作国家的“概念领域” 。马克思批判了这种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重新厘清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6、“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 ”二是批判黑格尔解决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矛盾的方法。黑格尔在批判分析古典经济学和启蒙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已然洞悉到现代世界的危机，其法哲学表达就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马克思不无赞誉地指出；“黑格尔觉得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是一种矛盾，这是他的著作中比较深刻的地方。 ”然而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试图借助于以古代城邦为原型的“伦理国家”来扬弃抽象的、利己的需要体系，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黑格尔指出实现两者统一的媒介是官僚政治、等级和国会。马克思的批判在于指出这些媒介并非是普遍利益的真正代表，不过是特殊利
7、益、私人等级和利己心的体现。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一个结论便是：“黑格尔想要依靠现在形式的国家来调解市民社4会中物质利益的冲突，铲除由此产生的各种弊端，这不过是一种梦想。 ” 由此可见，马克思脱离了以往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立场，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过程中确定了政治批判的起点，为理解现代人的自我异化（当然仍囿于法哲学框架中作了充分准备。 （二）人的自我异化的政治表达 由政治哲学视阈观之，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在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特殊性成为市民社会的第一原则。霍布斯和洛克将现代性奠基在“特殊性”原则上，并认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目标就是保护每个人自由平等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卢梭极力反对
8、这一自由主义传统，认为人不仅要追求私利，还要追求崇高的理想、公共善或“普遍性” 。卢梭的重要性在于他阻击了启蒙乐观主义信条的蔓延，第一次揭示出现代世界的悖论，并且昭示了现代人处于一种自我异化的二元论中。 “我们时代的人的问题在于，现代的市民既不是古代城邦意义上的一个公民，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在人格上是两种东西，他一方面属于自己本身，另一方面属于社会秩序 。 ”现代人的自我异化在卢梭那里表现在“人道” （基督教的）和“爱国主义” （古代的）的非此即彼之中，表现在“人”和“公民”之间的矛盾。黑格尔进一步把卢梭的问题切入到现代世界的现实之中，由此将现代性自我分裂、自我矛盾的基本建制揭示出来，这便是
9、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裂。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一思路，并将之回溯到人的自我异化的存在样式。人的自我异化的政治表达就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私人与公民、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内在冲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自5我异化的社会政治形式的概念，或者说，揭露了社会一政治形式中的人的自我异化。现代人的自我异化在于人们从普遍性的公共生活中脱离出来即抽象化了，人的存在主要是一种私人的个体，处于一种“非真实”（异化）的存在境域中。 （三）政治批判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政治批判的最重要理论特征就是脱离了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启蒙主义传统，对以“政治解放”为核心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主张展开了彻底批判。
10、所谓政治解放，简单讲来，就是国家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国家” 。自由国家被资产阶级大卫褒扬，被视为人的自由平等载体，是人的普遍性之实现。 “国家是以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 ”政治国家成为现代人的“伦理共同体” 。 “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 ”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特殊性和虚假性。国家根本没有废除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等实际差别，实际上是依靠它们发挥作用并表现出它们的特殊本质。 “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
11、普遍性。 ”真实的情况是，政治国家的建立与市民社会私人的形成是同步的， “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 。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政治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变革市民社会，消灭人的异化生存；恰恰相反， “它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作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作无须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看作自己的自然基础” 。可见，作为政治解6放的重要成果的“自由国家”并不是人的“类生活”的实现，它并没有解决现代人的二重性存在问题：“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 ” 人权是政治解放的最重要的成
12、果，也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而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所承诺的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人权是抽象的、消极的和虚假的是形式的而非实质的。马克思仍然是借助于（特别是黑格尔）法哲学框架展开说明的。现代社会的抽象二元性一方面表现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人的个体性存在与社会性存在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立足于这一二元论框架分析了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之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成员的“自然权利” ，是“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权利” 。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与政治共同体之权利体现为人权与公民权的对立。自由同样是市民社会意义上的自由，是“人作为孤立的、退居于自身的单子的自由” 。“自
13、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 ”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归结为与共同体自由相对立的私人自由，并且这样的自由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马克思总结道：“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隔开来的个体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7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 ”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将拥有消极自由的人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
14、” 、 “真正的人” 。 （四）政治批判的规范基础和价值承诺 政治批判的规范基础是以类存在或类本质为制高点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隐含的逻辑是：真正的人是普遍性的存在，这就是政治批判的规范基础或“先验概念” 。现代人的异化之消除就表现为重建人的真正类生活或普遍性，表现为私利与公共善、特殊性与普遍性、人的社会存在与政治存在的内在整合与统一。 首先，马克思从人的二重性存在理解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裂。现代世界的根本特征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化与矛盾，这也是法哲学处理现代性危机的一个基本思路。马克思从人的二重性存在来看待该问题，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表征的是现代人的自我异化，即人的利己的经验存在与类存
15、在的分裂。 其次，市民社会之所以遭受批判就在于它导致了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市民社会是特殊性领域，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它的基本原则。市民社会的统治使得人丧失了自己的类本质、共同性和普遍性，沦为利己的孤立的个人。他们虽是现实的、感性的人，却不是“真正的人” 。也就是说，现实的人不是“真正的人” 。 最后，黑格尔的保守主义的“伦理国家”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自由国家”都不过是人的类本质的抽象的、虚假的表现。 “伦理国家”和“自由国家”都力图为人的类存在构建普遍性的共同体，但它们只不过是人的类存在或类本质的虚假实现：前者中的人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8后者中的人是抽象的公民，它们都与现实的个人相对立，也就是
16、说“真正的人”不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实现，不能脱离市民社会在其之上虚构抽象共同体，而是指出市民社会中的人的类存在之真正实现只有依靠现实的人，依靠在市民社会内感性的活动的人来完成。 马克思的政治解放的批判蕴含着自己的价值承诺：人类解放。政治解放虽将人从宗教、宗法和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只是把人变成抽象的利己者，其价值指归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而人类解放是彻底的人道主义，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为理论立足点；它是现实的人道主义，以哲学为头脑，以无产阶级为心脏。作为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价值指向，人类解放意指的乃是类本质的复归，其核心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马克思以“真正的民主制” （自由、
17、民主在马克思看来几乎是同一个东西）构想为类本质的建制化。 （五）政治批判的当代回响 政治批判使得青年马克思脱离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走向了激进民主主义方向并最终通向了共产主义。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也在以后的自由主义者那里得到回应。20 世纪自由主义理论乃至整个政治哲学的发展之“重要事件”必然无法遗漏伯林对自由的两种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也有人（如韦尔默）称之为个人主义自由和共同体主义自由。现代世界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由法哲学的表述转化为政治哲学的表达：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此背景下，诸多自由主义者把马克思的政治批判定性为：对任何形式的9消极自由以及以消极
18、自由为建制化的市民社会的彻底批判。它的批判的规范基础是积极自由以及以积极自由为基本建制的伦理共同体。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是消极自由的“积极意义”和积极自由的“消极意义” 。马克思实际上低估了消极自由（以及普遍人权和法制等）对于现代世界的构成性意义，完全否认了消极自由对于现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就连哈贝马斯和韦尔默这样的共同体主义者也指出马克思低估了个体自由对于实现共同体自由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 “没有对所有人的平等的消极自由的建制化作为基础，现代世界中的共同体自由就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自由主义者对马克思政治批判的回应，除此之外，还包括马克思政治批判所依赖的“真正的自由” 、实质民主等概念是抽象的
19、和乌托邦的。这种乌托邦的人道主义在实践过程中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例如，伯林指出积极自由借助于“真实的自我”实现对经验个体的统治，侵蚀了个体的最低限度的自由领域，其现实形态就是苏联的专制主义统治。韦尔默的批评更为直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乌托邦视界与东方集团的压制性实践之间确实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真正的自由” 、实质民主只是一种抽象的乌托邦。它的实现必然蜕变为社会主义的专制统治。 二 巴黎时代之前，马克思一直从法哲学角度分析现代世界并把握现代人的自我异化。立足于法哲学框架展开的政治批判，其最终成果乃是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但尽管马克思不断揭露出市民社会、私有财产之弊端，但他
20、对它们的批判仍然是政治批判，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出其本质性构成。这一任务是在手稿中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的。 10（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规范基础 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不同，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哲学人类学框架中完成的。马克思立足于“劳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规范基础。然而，我们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存在着太多的误解，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诸多解释都是将劳动理解为经济的活动。他认为，劳动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本体论范畴，指的是人在世界中的此在的特定实践。劳动是“人在世界中的发生方式” 。 “劳动的意义始终是，自己努力获得此在的存在， 保证它的此在的持续和持久。 ”我们同
21、样也认为，马克思完全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高度上理解劳动。马克思把握了劳动概念的本体论性质，集中体现在下面三句话中：“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了的人的自为的生成” ；劳动是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对象化的运动” ；劳动是“生命活动本身，生产活动本身” 。概要之，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以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规范基础，实际上就是将人的“真正本质”视为批判市民社会、私有财产等的价值标准。 与自由自觉劳动相对的范畴是“异化劳动” 。异化劳动的内涵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一句话中：“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马克思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一是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马克思通过人与上帝关系的类比，指出了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己关系。劳动产品本应是人的生命表现，然而它却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人相对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