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史学批评推动史学发展内容提要 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批评，在促进史学发展方面显示出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推动历史编撰形式的发展，推动人们认识史家修养与史学价值的发展以及认识客观历史运动中重大问题的发展。先秦秦汉时期是史学批评发展的早期阶段，本文从史学批评发展的源头上梳理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希望能对当前史学批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关键词 先秦秦汉 史学批评 历史编撰形式 史学理论 历史认识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4-0087-06 近年来，史学批评作为史家对史学问题的一种认识活动，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即史
2、学批评究竟有何功用。这一问题贯穿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 30 余年间，从史学批评研究的初步兴起到近年来史学批评研究的深入发展，学者们始终在不断地思考与探索中。大致说来，学者们主要围绕着史学与社会、史学理论的建设与史学的自身发展、以及史学工作者等方面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比如，瞿林东认为史学评论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史学的社会目的来看，史学评论是联系史学与社会的纽带之一；第二，从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史学评论是史学工作中的一种高级形式的信息；第三，史学评论是史学工作者自我意识的表现（参见瞿林东：谈史学2评论 、 史学评论和史学工作者的自我意识 ，分别载于 1985 年 2 月
3、27日光明日报 、 安徽史学1987 年第 4 期） 。吴泽从三个方面概括史学评论的作用，一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二是调节历史研究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三是提高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的水平（参见吴泽主编：史学概论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320-330 页） 。邓鸿光指出，史学批评通过两个方面推动史学的整体发展，一是推动史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二是沟通史学与社会（参见邓鸿光：对史学批评性质与作用的再思考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张越从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相互关系出发，指出史学批评不仅是进行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而且对历史学研究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参
4、见张越：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关系 ，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6 期） ，等等。这里，我想结合先秦秦汉时期史学批评的具体内容，从史学批评发展的源头上考察、说明史学批评的功用所在，希望对当今史学批评工作的展开，能有一点参考作用。 一、史学批评与历史编撰的发展 综观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批评，在促进史学发展方面显示出极为直接、鲜明的作用，其中之一是催生出新的历史编撰思想和历史编撰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历史编撰的发展。 首先，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事例，是班固因评司马迁史记而断代为史撰汉书 ，开纪传体皇朝史的先河。 众所周知，班固撰汉书的直接契机是要继承父亲班彪的事业。史载， “固以彪所
5、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范晔：后汉3书卷 40 上班彪列传上 ，中华书局，1965 年。班彪是两汉之际著名的史学家，他在史学上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续作史记 。据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载：“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 ，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 ”班彪既有感史记 “自太初以后，阕而不录” ，又不满当时学人对史记的续作，于是作后传数十篇。关于班彪续作史记的篇数，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王充论衡超奇所记“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 ，一是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所
6、载“作后传数十篇” ，一是刘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所说班彪“作后传六十五篇” 。 后传已经佚失，其内容基本被班固所吸收编入了汉书 。 需要注意和明确的是，班彪的撰述意在续作史记 ，即依旧保持着史记的通史性质，而并无专述汉朝一代史事之意。但到了班固这里，却最终成就了汉书这一纪传体皇朝史。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班固改变其父续作史记的初衷，而另行断限专述汉事？这在汉书叙传中有相关的记载，其文如下： 固以为唐虞三代， 诗 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
7、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篹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4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 ，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班固：汉书卷 100 下叙传下 ，中华书局，1962 年。 在班固看来，唐虞三代有撰述典籍反映其盛德伟绩的要求与传统。汉皇朝建立了伟大功业，自当有撰述予以颂扬，使其扬名于后世。在此基础上，班固批评司马迁史记将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未能凸显汉皇朝独立的历史地位。这实则否定了司马迁采用通史的撰述形式把汉皇朝置于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正是在这一批评的启发下，加之史记记事止于武帝太初年间，班
8、固决意整理汉皇朝一代史事而撰汉书 ，并明确概括出汉书的记事内容，即自汉高祖至王莽败亡约二百三十年间的历史。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读出班固之所以另行断限撰述汉书 ，主要缘于一种宣汉的思想旨趣，而最直接的推动力，则缘于他对史记撰述形式的批评。 如果说汉书叙传中的这段记载是班固自己对撰述旨趣的一种交代和说明，那么宋人所纂太平御览中的史料则反映了后世学者对班固作史意图的认识。史载： 后汉书曰班彪续司马迁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之。固以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百王之末，非其义也。大汉当可独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至王莽，为纪、表、传、志九十九篇。李昉等：太平御览卷 603史传上 ，中华书局，
9、1960 年，第 2713 页。 这段史料出自一部已经佚失的后汉书 。很显然，文中的看法与汉书叙传的说明旨趣相通，都明确指出了班固对史记 “以汉代继百5王之末”的撰述形式的批评，以及班固撰汉书的尊汉、宣汉思想。 根据上述两段史料，可以这样认为，班固因批评司马迁史记的通史形式不足以体现汉皇朝的伟大功绩与历史地位，故断代为史，开创了一种新的著史形式。班固在主观上意在尊汉、宣汉，在客观上却由此丰富了中国史学的表现形式。 汉书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皇朝史，这种体裁“恰恰符合中国古代社会演进过程中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 ，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年，第 48 页
10、。被此后修史者相继沿用，成为历代纪传体皇朝史的楷模。 其次，关于先秦秦汉史学批评推动历史编撰的发展，还可以从汉纪一书的产生中得到说明。东汉荀悦所撰汉纪 ，作为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编年体皇朝史，反映了历史编纂学上继汉书之后又一个新的发展。而此书的产生，与史学批评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史载，汉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 。范晔：后汉书卷 62荀悦列传，中华书局，1965 年。可见，荀悦撰汉纪的直接契机，是为了便于汉献帝阅读汉史，前提则是汉献帝批评汉书 “文繁难省”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汉献帝对西汉史的阅读兴趣及对汉书的批评，或许便没有汉纪一书的问世。荀悦
11、撰汉纪 ，仿照左传的体裁反映汉书所记的内容，即以编年体的形式撰述汉皇朝史事，开编年体皇朝史的先声，同时也促进了编年体史书的进一步发展。 先秦秦汉时期，史学批评在推动历史编撰的发展方面有了初步的反6映，尽管这种反映是朦胧的，或是间接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史学的发展，这种反映逐渐变得明朗。尤其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书史通的问世，标志着史评成为一种独立的史书体裁，史学批评已经真正融入历史编纂学之中。而史书的编撰既是史学批评的对象之一，又在史学批评的发展中进一步得到理论上的提升与形式上的创新。 二、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的发展 这里说的史学理论，是指人们对于历史学自身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之间
12、的关系，瞿林东先生指出：“史学批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史学理论的发展” ，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是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 ”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 ，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270 页。史学批评作为探讨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今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和认同。事实上，史学批评的这一功用在先秦秦汉时期就已经显现出来，诸如关于史家修养与史学功用的认识。 首先来看关于史家修养的认识。史家作为史学活动的主体，史家修养论自然成为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先秦秦汉时期，人们已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于史家修养的认识。 左传中的两段史料在中国史学上
13、最早明确提出了“良史”的概念。一则出自宣公二年 ，孔子因晋国史官董狐能够据法直书“赵盾弑其君”而称赞他“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一则出自昭公十二年 ，楚灵王称左史倚相为良史，因其能读三坟 、 五典 、 八索 、 九丘 。根据西晋杜预的注解， 三坟 、 五典 、 八索 、 九丘都是古代的典7籍。董狐和倚相分别是春秋时期晋国、楚国的著名史官，这里孔子和楚灵王对二人的具体评论，实则提出了认识、权衡良史的两个重要标准。前者是指作史态度，是一种道德上的素养；后者是指对古代典籍的熟读，是一种知识上的素养。 司马迁撰史记 ，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也继而成为学人评论的主要对象，推动史学批评的进一
14、步发展。其中，刘向、扬雄、班固等人都称赞司马迁为“良史之材” ，在新的史学发展面貌下提出了关于良史的新认识。班固在为司马迁所立专传中写道：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汉书卷 62司马迁传 ，中华书局，1962 年。 司马迁之所以被誉为“良史之材” ，这里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司马迁的撰史才能，具体表现在“善序事理”的通达和“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文风；二是司马迁的道德素养，具体表现在“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直书精神。前者反映史家的功力，后者反映史家的态度，这是对先秦时期评价良史标准的重
15、要补充和发展。 可以看出，先秦秦汉时期，人们对于史家修养的认识主要围绕着何为良史而展开，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对先秦史官和司马迁的评论。尽管这种评论不是针对史家这样一个群体，尽管史家修养未被明确提出并作出系统概括，却也反映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最初的不自觉的思考。随着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明确提出史家修养的问题并进行自觉地探索，乃至出现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以及章学诚的史德说，史家修养论更为8成熟、系统和理论化，但这一理论最初的发展轨迹还是应当受到重视。 再来看关于史学功用的认识。史学究竟有何功用，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史学理论问题，也是自古以来学者们不断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先秦秦汉时期，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
16、认识构成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发展的一条主线，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史书经世作用的认识及其对政治统治的意义。 春秋末年，孔子撰春秋 ，开创了私人撰史之风，推动史学出现了划时代的发展。 春秋问世后，引起史学家、思想家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史学批评的发展进而呈现出新的面貌。在对春秋的一系列评论中，从思想家孟子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 孟子滕文公下 ，杨伯峻译注本，中华书局，1960 年。到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所评春秋 “惩恶而劝善” ，再到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所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他们皆深刻感受到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褒贬大义，并从史书经世的角度肯定了春秋对于政治统治的意义。而将这一认
17、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获得辉煌成就者，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史料集中表达了司马迁对春秋社会功用的认识： 夫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9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在司马迁看来， 春秋具有三个方面的功用：一是从政治理想角度而言， 春
18、秋达“王道” ，是“王道之大者也” ；二是从人事角度而言，春秋善“治人” ，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三是从社会伦理角度而言， 春秋明“礼义” ，是“礼义之大宗也” ，举凡君臣父子必当“通于春秋之义” 。以上参见司马迁：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 ，中华书局，1959 年。这就把春秋的经世作用及其政治意义论述得更加清晰、透彻。司马迁还明确指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 ”司马迁：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 ，中华书局，1959年。很明显，司马迁把孔子作春秋与汤伐桀、武伐纣以及陈涉反秦等史事相提并论， “同样看做是对于失
19、道政治的一种否定力量，这就把春秋的政治功能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了” 。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158 页。继司马迁之后，东汉荀悦进一步明确了史书鉴政的价值。他在所撰汉纪一书中多次强调其书“有法式焉，有鉴戒焉” 、 “得失之轨，亦足以鉴矣” ，分别参见荀悦：汉纪序 、 汉纪卷 30孝平皇帝纪后论，中华书局，2002 年。表明其撰述旨趣是为政治统治提供鉴戒。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讲：荀悦“一再在全书的首尾指出鉴戒之意，可见他编汉纪是有明确政治目的的。 ”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 ， 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754 页。可以看出，以史经世、以史资治
20、的意义在荀悦10这里体现得愈发直接、鲜明。 先秦秦汉时期关于史学功用的认识，还表现在史学对于人生修养和认识历史的重要价值等方面。先秦秦汉时期关于史学功用的认识，以及这时期史学批评所形成的其他史学理论问题，详见拙文在史学批评中认识史学试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发展的路径 ， 学习与探索2012 年第 2 期。尽管这一时期人们的认识并不自觉，并不成熟，但毕竟反映出人们已经意识到史学的重要性，并开始思考和探索。 综上，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批评已经涉及一些基本的史学理论问题，成为推动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史学批评与历史认识的发展 史学批评不仅推动了史学理论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推动人们认识客观历史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先秦秦汉时期就已有所显现，主要表现在何休的“三世说”这一历史观念的提出。 何休的“三世说”是关于历史进程之划分阶段的一种认识，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这一历史观念提出的主要前提，则是公羊传对春秋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一处理史料原则的阐发与评论。 关于“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 公羊传在三处解释具体事例时讲到这一问题，其文一一如下： 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春秋 “公子益师卒”的记载说：“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这就是说， 公羊传认为公子益师卒之事距孔子作春秋时年代久远，故而孔子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