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西方“实践智慧”的七个面相摘 要：“实践智慧”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现出自身的多面孔，这些面孔共同建构了实践智慧的真实意义。规范取向的实践智慧认为，人的行为是否明智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内在的道德德性或外在的社会规范；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认为，人的行为是否明智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有效地达到既定的行动目标、能否有效地控制自然和社会；生命意义取向的实践智慧认为，人的行为是否明智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帮人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不仅包括行动者的生命意义，而且包括周遭生态的生命意义。以上三种取向的实践智慧再现了西方实践智慧的七张脸孔：道德德性取向的实践智慧、契约论取向的实践智慧、政治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科学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
2、修辞术取向的实践智慧、存在主义取向的实践智慧、生态学取向的实践智慧，它们共同构筑了实践智慧的历史和理论。 关键词：实践智慧；规范；技术；生命意义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12705 实践事关人的行为，总是倾向于不断地发生变化，而智慧则事关人的能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二者决定了实践智慧虽不是一脉相承的系统性话语，但却完全合乎理性，只不过不是一种理性，而是多元理性。实践智慧具有多元性这一事实，使得我们不能将其仅仅归结为一种单一的体系，而不得不依据类型学的方式将其表述为多面孔的复杂系统。实2践智慧的历史和理论都表明了这一点。 一、规范取向的实
3、践智慧 “实践智慧”一词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首要且流传久远的实践智慧维度就是规范性实践智慧。规范性实践智慧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行为的合理性。按照行为合理性的来源不同，规范性实践智慧可以分为道德德性取向的实践智慧和契约论取向的实践智慧两种，前者认为人的行为是否明智取决于该行为是否符合人的内在的道德德性，而后者则认为外在的社会规则是判断行为是否明智的根本依据。 （一）道德德性取向的实践智慧 最早对“实践智慧”进行系统分析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知识经验分为三类：理论的知识经验（又称理论智慧） 、实践的知识经验（又称实践智慧）和制作的知识经验（又称制作的智慧） 。理论智慧主要指向求索事物本质
4、的思辨活动，实践智慧主要指向将人变好的活动，制作的智慧则主要指向将物变好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并不指向人类所有的行为，而是三类行为中的一类，主要涉及伦理活动和政治活动；相应地，实践智慧既不是探讨事物真理的科学活动，也不是创制物品的生产活动，而是处理与善恶有关的政治活动或伦理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灵魂并非都是理性的，亦有非理性成分，即感情、欲望和嗜欲。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必须过有理性的生活，而理性生活不是不要非理性，而是与非理性合作，并用人的理性引导非理性。只有这样，人才能成为有道德德性的人，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所谓道德德性，它不仅是指在各种领域中所存在的具体的个别的善，而且是指
5、3整体的至善，即人的幸福。人只有通过追求各种具体的个别的善才能通达至善，才能获得幸福，即各种善的和谐统一。人不能仅仅停留于“知道什么是好的”的知晓层面，最重要的是践行，是投身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活动和政治活动，并通过这种践行使自身成为好的。作为追求善的活动，实践在这里以自身为目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对西方实践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来，康德的实践概念仍然坚持着实践和制作的二分法，即把实践分为“道德的实践”和“技术的实践” 。康德所谓的实践智慧就是实践理性，所涉及的领域仍然局限于道德和政治领域，更多地指向普遍的道德律令人的善良意志。在康德看来，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正确，其
6、主要依据不是其行为后果，而是其行为意图行动者心中永存的善良意志：一个人之所以应当如此行动，是因为这样做是他的义务，是他的责任，是因为这样做是正当的。人的理性都固有一种先天的善良意志，它构成了行动的内在命令，成了行为的是非标准，依据这个标准人才能成为人，才能像人那样去生活。人的善良意志虽然不能保证必然可以获得幸福，但却让人知道应该怎样行动：幸福不能作为道德行为的动机，不管我们幸福与否，只要事情正当，我们必须去做，因为这是我们必须服从的内在命令。这样，康德将人的善良意志置于人的幸福之上，作为人行动的最高依据和无条件的准则。只有以这种方式行动，人才永远不会将人性无论是自己身上的人性还是他人身上的人性
7、当做手段，才会始终地将其当做目的。 总之，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经康德发扬光大的道德德性取向的实践智4慧学说认为，人应该如何行动的理由存在于每个个体自身所拥有的理性，所拥有的善良意志。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性善说”所认为的那样，人人都可以凭借自己身上所固有的良知，所固有的天理，去知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只要凭借自己的良知真诚地去做对的事情，去改正不对的事情，就可以“致良知” ，即发展自己的实践智慧。 （二）契约论取向的实践智慧 在契约论看来，人应该如此行动的基本依据不是来自人的理性，不是来自人先天的良知内在固有的善良意志，而是来自外在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其本质意义上是一种契
8、约。所谓实践智慧即是依据契约进行行动。依据契约逻辑原点的不同，契约论可以分为基于利益的契约论、基于民主的契约论和基于自由的契约论三种。 基于利益的契约论主要由霍布斯及其继承者开创，故而又被称为霍布斯主义，其理论要点主要有：第一，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人生而自由，这使得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食物、庇护所、衣服、安全等资源，而这些资源是稀缺的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他们所欲想的东西，这种状况最终致使人们为了其想要的资源而展开竞争，竞争引发冲突进而致使人人相互为敌。在这种战争状态下，任何人都没有百分之百的能力来保护自己，免受他人
9、侵害，即使是最强大的人也可能被他人所害。第二，摆脱这种状态的根本方法在于签订对我们集体有益的契约。恶性竞争使人发现，可以制定一份对集体有益的规则以使每个5人都能比在没有这些规则的状态下过得更好，于是，所有人共同签订了一份于集体有益而不是对某个人有益的契约。第三，建立保障契约得以履行的公共权力机构。人们很快发现，其他人很可能背弃这些协议并利用守约者以便获得更多的利益。为了防止这一点的发生，建立公共权力机构便成为必须。总之，从充满战争气氛的自然状态到依据契约行事的合作状态，体现了人类在自身发展方面的实践智慧。 基于民主的契约论主要由洛克及其继承者卢梭、罗尔斯、斯坎伦等人开创，其理论要点主要有：第一
10、，正常的成人是自主的、道德上有能力和负责的，因而都是道德平等的人，进而应该享有政治上平等与自由的权利。第二，这些有理性和认知能力的契约主体在平等、自由和不偏不倚的条件下所订立的任何契约不论其内容是什么都是正义的。第三，这些契约将个体结合为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拥有每个人都视之为自己意志的“公共意志”关于道德行为对错的判断原则， “公共意志”使得个体从个体的自然人转变成拥有“公共意志”的集体人，依照“公共意志”行事是明智的，是实践智慧的具体体现。 基于自由的契约论主要由诺齐克和哈耶克等人开创，其基本主张包括：第一，任何人都是自我的所有者，任何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任何人都平等地拥有自由使用自身的权利
11、，都平等地拥有不被侵犯的权利。第二，国家与政府的明智之举在于消除一切妨碍个人努力的人为障碍，在于保护其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在于制定公正的行为规则以便使所有的人能够在这些公正行为规则的限制下自由地利用各自的知识和技能追求各自选择的目标，而不在于进行再分配，不在于为所谓的结果公正而6努力。第三，在这样一个规则公正的社会里，行为结果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因此，个体的明智之举应是在遵照规则的前提下为自己的前程而努力奋斗，为自己的前途承担所有的责任，自由地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追求各自的目标，而不是幻想政府通过再分配对自己给予补偿和救助。综上所述，虽然契约订立的动机、程序和内容在不同的契约论那里会有所不同，
12、但所有的契约论都认为行动者的实践智慧表现为对契约的遵守，表现为依据公共规则展开自己的行动。这一点在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沟通行动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对策略性行动而言，规则打开了操纵行动的社会空间，规定了各种可行的替代性选择，并成为行动者达到目的的资源；对表演性行动而言，行动者的行动只是一种社会规则的表达方式；对于规范性行动而言，规则被概化为一连串的行为期待，并通过行动者对它的理解而对行动实施控制；对于沟通行动而言，规则既是商谈的结果，又是进行沟通的前提。因此，所有明智的社会行为都是受规则控制的，规则为各种行动提供了一种说明性要素，说明了社会行动的公共理性。 二、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 规范性实践智
13、慧主要从伦理的角度考察人的行为应该如何，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语境下的伦理推理。然而一种好的行为不仅是指“该行为是正确的” ，即符合内在的道德德性或外在的社会规则，而且是指“该行为是有效的” ，即能够有效地达成目标。因此，实践智慧不能仅仅停留于伦理取向，还需要将自身转向技术层面，以寻找达到目标的有效手段。 7（一）政治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虽然将政治目标和政治手段做了明确的区分：“虽然德性能够使人做出正确的决定，但完成那些决定的行动却与德性无关，而与另一种能力有关，它被称之为聪明，它能够做出有效的行动以达到决定所设定的目标。 ”但在学术史上常常把这种“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的发现归功于马基雅维
14、利。马基雅维利在明确区分政治道德和政治技术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关注焦点放在如何夺权治国的政治技术上。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性是邪恶的而不是善良的，君主要维持统治就必须善于统治，善于运用权术对付生性邪恶的人类。从这一点出发，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一书中为统治者推荐了一系列的统治技术，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马基雅维利将政治哲学从西方古典的伦理学倾向的政治哲学变成了以政治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哲学，对统治者的关注焦点则从“做正确之事”的道德德性和所做之事的合法性转向了“将要做的事做好”的技术和能力。同时，伦理取向的实践智慧则转变为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实践智慧的伦理内涵得以消解，实践智慧最终变成了实现
15、任意目的的手段、阴谋和权术的代名词，变成了亚里士多德所谓与实践智慧相区别的“聪明” 、 “机敏” 。近现代以来，政治技术日益突破少数人的垄断，成为政治生活中一种大众化的东西。 “伴随着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实行，相应的政治技术大量生成，这些政治技术突破了少数人的垄断，突破了宫廷的限制，突破了贵族和士大夫的圈子，成为大众掌握的工具，成为政治生活领域中普遍化的东西，成为现代政治运行的基本要求和条件。 ”这种现象表明，政治技术已经成为实践智慧所不可分8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科学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 如果说马基雅维利是从政治领域背离了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实践哲学传统，那么培根则从根本上背离了亚里士多德的
16、实践哲学传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一种与技术生产活动“创制活动”相对立的政治伦理活动。而培根则一反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实践哲学传统，开创了技术实践论传统。培根认为，真正的实践不属于政治伦理活动，而是科学的技术应用。培根对由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所开创的重道德和政治的实践哲学传统十分不满，他认为这种传统妨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使自然哲学处于幼稚状态。培根认为实践哲学应该从道德取向转向自然哲学取向：真正的科学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理论关于不变事物的知识，而是以归纳法为方法论的经验科学，实践则顺其自然地变成了经验科学的应用。培根对科学的功利性目的的阐述和对科学方法归纳法的创造，彻底转变了“科学”的传统
17、内涵， “科学”从此踏上了经验科学的道路，而实践则更多地指向科学的技术应用。这是培根对科学的最大贡献，培根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现代科学之光” 。客观地说，培根所提出的技术实践论彻底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从根本上拓宽了实践哲学的谱系。从此，实践活动不仅包含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更是包含人类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活动，这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培根的技术实践论是当时历史的必然产物。随着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的崛起，生产活动及其紧密相关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开始受到重视，培根等人则从理论的层面将科学技术活动视为更为根本的9实践活动，从而使实践的基本内涵打上越来越多的技术化色彩。这一倾向在马克思的
18、实践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主要分为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类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第一位的最基础的实践活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人类的整个实践活动谱系中发挥着根基性作用，成为推动人类发展的第一动力。建基在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斗争则变成了第二位的实践活动。 （三）修辞术取向的实践智慧 与将实践智慧看成政治技术和科学技术不同，修辞术取向将实践智慧看成与政治有关的审慎的语言技术。美国当代修辞学教授罗伯特哈里曼在其所主编的实践智慧：古典德性与后现代实践论文集中明确提出了
19、实践智慧的修辞进路，他认为：“应该把实践智慧看做一种在政治中具有操作性的特殊语言游戏，而且是某种在与世界之间的合理关系中维持政治实践的语言游戏。 ”“在大多数时候，实践智慧（prudence）是一种有价值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恰当地兼而作为一种使新成员接受社会化而融入政治共同体的手段。 ”依据这种观点，实践智慧根源于古希腊时期的修辞术。古希腊的共和政体滋生了修辞术，因为生活在这种政体中的人们必须习惯于在论辩中运用修辞的手段来争取民众、击败政敌。修辞术被苏格拉底称为一门公共演讲的技艺，智者派的创始人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等人接受了这一说法，声称自己已熟练掌握了这门技术，并专门以向别人传授这门技术为生
20、。以传授修辞术为生的智者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受到了民众的欢迎，这极大地推动了以修辞术为内核10的实践智慧的发展。然而，智者派也遭到了各种批评和质疑。柏拉图就认为实践智慧不能缺乏政治道德方面的考量，只传授修辞术而不培养学习者的道德品质，这种做法极有可能使修辞术变成害人的利器和玩弄政治的工具，我们应该培养善良而雄辩的政治人才。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却不以为然，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使学习者能够从每种事情的本身之中找到相应的说服方式，而不在于诡辩，造成“诡辩者”的不是学习者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图。问题到了古罗马时期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西塞罗在雄辩术一书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培养雄辩家，即能够就任何问题进行得
21、体的、令人信服的演说。而昆体良则主张：我们所培养的雄辩家首先必须是善良的，其次才是雄辩的。从而再次激起“关于修辞术是技术还是德性”的争辩。在这场经久不息的争辩中，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修辞术的道德考量，尽管如此，修辞术作为一种为行为辩护的语言技艺被视为实践智慧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之一，因为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是日常生活实践的有机组成。 终于，由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规范性实践哲学在政治技术实践论、科学技术实践论和修辞术的批驳下发生了转向，开始转向技术性实践哲学，实践智慧变成了技术性思维，实践活动变成了技术活动，旨在控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技术理性大行其道，人们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越来越关注手段的有效性而非目标的合理性。实践智慧也越来越多地意味着效益、最低投入、最大回报、最大限度、最优选择和利润最大化。与此同时，实践智慧的伦理内涵被忘却了、抛弃了。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却是严重的：技术性实践智慧虽然在控制自然和人类社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