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吴江的“意外遭遇”2012 年 11 月 13 日，吴江去世。转眼间就一周年了。 关注这位老人，并不是因为我和他有多么熟悉，其实我和他只有几面之缘我因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感兴趣曾经去采访过他。我对他参与的或者主动推动的那一段历史作为充满了敬意。他是开思想解放先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大讨论的主要的推动者之一。吴江老的这些功绩，已镌刻在历史中。 而被历史所忽略的，或者说不被世人所知道的，还有另外一面：此后，吴江的人生却有了“意外遭遇” ，他竟然不得不离开中共中央党校。此后，吴江的命运依然阴影笼罩，仿佛掉进了类似奇门遁甲的阵势。 “意
2、外遭遇”这个词，是吴江老在他的回忆录中用的词，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常常这样用。我曾经纠正说，他的遭遇不是“意外”的，是意料之中的；吴老说：现在看来应该是这样的，但在当年，我的确觉得是“意外”的。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中的“把柄” 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理论工作务虚会成了一些人攻击的目标。社会上盛传三中全会犯了右倾修正主义的错误，有人公然说今后必须继续反右。有些地方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有人认为批判“凡是”就是同中央“分道扬2镳” ，个别部门甚至发生反攻倒算行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因此中断了。 1979 年下半年，务虚会
3、结束后不久，邓小平赴天津、山东、上海等地考察。他讲了几次话，从思想路线讲到组织路线，重新提出要警惕“两个凡是” 。他说：“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 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 ，实际上是换个面孔来坚持林彪、 四人帮那一套。 ”因而他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形势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估计：“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 ”至此，真理标准讨论所解决的问题，仅限于：第一，解决了全国范围“大的方面”的问题，并
4、没有解决全国范围一切方面的问题；第二，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并没有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大量问题。邓小平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 ”（邓小平文选 （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75-177 页） 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毕竟是一个重大信息。 吴江得到一份邓小平讲话的非正式记录。他立刻将这份记录稿送给胡耀邦，请他考虑是否在理论动态写一篇东西，宣传邓小平讲话，继续推动已经中断了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胡耀邦看完记录后给吴江电话，要他先到中宣部跟少数人讲一讲关于补课的内容，以个人的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让大家议一议。 3在中宣部的小范围的会上，吴江根据邓
5、小平的讲话，对当时面临的情况和补课的内容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次补课或者说继续讨论，重点应当齐心协力顺题，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解放思想，旗帜鲜明，端正思想路线首先要端正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思想路线。领导的责任在于通过讨论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方针上来。他提出，根据前一段的经济和目前的情况，这次的补课在思想上始终要抓住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林彪、 “四人帮”那一套思想体系记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下，要区别真“高举”和假“高举” 、真“坚持”和假“坚持” ；另一个，就是着重批判林彪、 “四人帮”的极“左”思想及帮派组织路线并肃
6、清其流毒， “两个凡是”就是极“左”思想及帮派路线流毒的集中表现。此后，胡耀邦又要求吴江在党校向全体学员讲一讲，吴江照办了。如果说在中宣部是小范围的“讲一讲”的话，在中央党校全体学员中就是大范围的“讲一讲”了。从小范围到大范围的“讲一讲” ，不经意间透露出的是一种政治智慧吴江当然心领神会。大范围的“讲一讲”后，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开始推动起来了。 首先是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及秘书长刘澜涛找到吴江，说中央统战部正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上暴露出来的糊涂观念和“左”的东西很不少，想请他在会上就真理标准问题讲一讲，帮助大家统一思想。 报告由刘澜涛亲自主持，会议印发了吴江的讲话全
7、文，并开了两天4小组讨论会，讨论“简报”也送给吴江一份。吴江留心翻阅这些“简报” ，发觉多数同志赞成真理标准讨论“补课” ，认为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统战工作大有裨益，目前统战工作的阻力主要是“左” 。但也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有一位省委统战部长说：“这样重大的讨论，既然在中央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中央没有正式文件或作正式传达，而由中央党校的副教育长出来讲呢？我们那里，省委从来没有传达过，也没有讨论过。这次回去，说补课重要，如果党委不动，我们统战部门补课是补不起来的。 ”这个反映很重要，说明虽然三中全会公报鲜明地对真理标准讨论作了“传达” ，但有的省委却按兵不动。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这场讨论的
8、方式的特殊性。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三分之一”的问题。在吴江原来收到的小平讲话记录稿中，有这样几句话：“利用毛主席的错误，坚持两个凡是 ，即换一个面孔，坚持林彪、 四人帮那一套，这样的人，个别单位竟达到三分之一。这是全国的缩影。 ”吴江在演讲时声明，这是根据别人的记录稿，不是原文。会议印发的讲话稿，也特意写上了吴江的声明。 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简报”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个别单位达到三分之一”的估计是适当的，党内外思想僵化半僵化转不过弯来的人的确相当多；另一种意见则反对“三分之一”的估计，他们撇开个别单位这个词，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坚持“两个凡是” ，这还了得！吴江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9、向会议作解释。其实，他就是有机会解释也不会起作用的。因为他的这次演讲，已经被邓力群主持的中央书记5处编写成会议简报送到了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了。而且，后来吴江才知道，简报整理者把前一种意见略去，只把后一种意见写上，听说小平同志看了有些不悦。不管怎样，能够引起邓小平的“不悦” ，编写会议简报向上反映的人的目的总算达到了。后来，吴江利用请邓力群向党校学员作报告时的机会，专门向邓力群说明简报整理者断章取义的事情，邓却沉默不语。 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同时，中央组织部也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吴江又被部长宋任穷邀请于 9 月 6 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讲同一个问题，讲话内容基本上与上次相同，不过突出了这次小
10、平同志所说的“用人”问题， “现在还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 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登了这两次报告的要点，题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要解决领导思想问题，补课要落到实处 。 内部参考发至地方县级以上、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吴江的报告扩大了邓小平讲话的影响，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从吴江在“补课”中被人抓住“把柄”这一事实来看，对于是否进行真理标准的“补课” ，依然存在着争论。争论不上台面， “小动作”就会不断出现这也是中国政坛特有的现象。 “宣传陈云经济思想”风波 1980 年 10 月， 陈云文稿出版。按照通常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选一概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辑。但陈云文稿却由邓力群主持下的
11、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主持编辑。 针对当时选择改革方向的需要， 陈云文稿收集了陈云从 1956 年到 1962 年的文章和讲话。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6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又遭到严重挫折。陈云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观点，提出了许多切实的主张，包括必须改进当时中国经济体制的建议。这些建议，不是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市场调节；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小自由。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来源。邓力群等人认为，这对于即将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定是可贵的指导思想。 按照通常惯例，中央领导人
12、的文集出版，报刊都要发表专论，号召全党学习。有关单位也要请人作学习辅导报告。因此，中央党校校务委员、第一副教育长兼理论室主任吴江，请邓力群给党校学员作辅导报告。其所以请邓力群作报告，不仅因为他是陈云文稿的编辑者，而且他在“文革”前帮助陈云做过一些文字工作，为陈云起草过一些讲话稿。 邓力群作了认真准备。他讲的题目是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 。在中央党校一共讲了四次，听讲的学员是在党校学习的中高级干部。邓力群口才好，逻辑清晰，能吸引听众。但出乎吴江意料之外的是，学员听了这四次讲演之后议论纷纷，意见很大。事后，校方召开座谈会，了解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听众对经济工作本身的意见。这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中
13、高级干部，特别关心经济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统购统销，指令性计划，把经济越搞越死。报告说， “调整是关键” ， “改革服从调整” ，改革怎么能服从调整呢？农民自发起来的改革，你能拿“调整”把它挡回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怪圈，20 多年了，7还是在这个怪圈里折腾。总之，大家都觉得我们的经济体制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在哪里，报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正在拨乱反正，大家对神化个人很反感。邓力群在报告中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听众说，这把陈云同志提得过高了。邓力群还在报告中说，陈云同志“政治强，党性好，道德品
14、质高” 。听众说，这样评论党的高级领导人不符合报告人的身份。听众还不满意报告人在讲陈云经济思想时，常把自己摆进去，说自己跟陈云如何如何。 吴江向学员作了些解释，以缓和学员的情绪。他没有向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报告。但是，听报告的学员中有人向中央作了反映。这在中央党校是常有的事。学员中的“通天人物”很多。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是学员的权利。 不久，邓力群说党校有人（首先是指吴江）向中央写信批评他。吴江没有介意。吴江只是认为“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句话确有些不妥，提议删去，以免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已经尽在这本书了。修改后讲稿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
15、版。邓力群同意了。 2006 年，在邓力群出版的回忆录中，有另外一种说法：“吴江在他那本十年的路里说我在讲话中说：陈云掌握了经济规律，毛泽东不懂经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吴江说，他建议我在整理讲话记录稿时把这个意思删掉。吴江还说，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把有关的意思删掉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给我提出过那样的意见，我也没有删掉我认为陈云8同志经济搞得好的那些话。 ” 为此，我特意就此向吴江讨教。吴江再次认真地回忆了整个事件。他说： 我当时是以党校管理教学的副教育长身份邀请邓力群到党校来讲“陈云文稿”的，他讲了四次，我在讲台上全程陪同。事后又是由我提议他的书稿（题为向陈云学习做经济工作 ）归党校出版社出版
16、。对于陈云同志建国以来所做的经济工作，我有好印象，表现之一是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斗胆向中央建议让刚出来工作的陈云同志负责领导经济工作（那时党已将经济工作列为中心） ，此建议载会议简报第 169 号上。不久，中央果然成立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1980 年 10 月陈云文稿出版了。当时我虽然对于陈云文稿不是照例由文献研究室编印而是由书记处研究室负责编印这件事有些不解，但出此书我还是比较重视的，所以特地请邓力群到党校来讲一讲。 没有想到的是，邓力群的讲话在党员学员（特别是一些老同志）中引起颇大的反映，我在十年的路一书中所写的还是有保留的，学员的反映除提出陈云的某些思想已不适应当前改革的
17、形势外，主要是责怪邓力群过于突出陈云个人，如他在报告中说“陈云同志熟读资本论，毛主席没有读过资本论” ，尤其是他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两句话，学员很不满。而邓力群在书中却是说“吴江在十年的路里说我在讲话中说陈云同志掌握了经济规律，毛泽东不懂经济” ，这并非我书中的话。他把自己公开讲过的话作了删改，这不大好吧？当时，我向邓力群建议他的书9在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时候，同时特别建议他把“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两句话删掉，他当时明明白白是表示同意的，否则，他的书也不可能在党校出版社出版。 至于邓
18、力群说邓小平批评他不宜宣传“学习陈云思想” ，这事我在他的书中才得知的。邓小平何以知道此事，我想很可能是当时学员中有人向上反映，学员中“通天”的人物很多。而我在当时听到学员对他讲话的反映时，只是在学员中为他的讲话习惯作些了解释，并未向中央什么人反映这件事，也没有向负责党校工作的胡耀邦报告。 这件事虽然与宣传陈云文稿有关，但并没有涉及陈云，不同的看法只是在吴江和邓力群之间存在，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则被人为地涉及陈云。 两篇文章惹祸 所谓两篇文章，一是理论动态282 期发表的谨慎谦虚和实干精神 （1981 年 6 月） ；一是理论动态269 期发表的跳出圈子想问题 。这两篇文章对于编者和作者来说
19、，都没有想到有什么联系，却有人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吴江和理论动态杂志的“反对陈云”的理由。谨慎谦虚和实干精神是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孙长江写的。文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的事业需要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做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 这篇文章是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并兼党校副校长冯文彬建议的，时间在 1981 年二三月间。据冯文彬说：1980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批评华10国锋并将他的辞职要求提交中央全会讨论，有人对此抱不平，因此流传一种说法：华国锋为人厚道谦虚，做事也比较谨慎；而新领导人胡耀邦说话随便，不够谨慎，很可能把事情搞糟。冯文彬说：这种说法可能
20、由于不了解情况，也可能别有用心。书记处议论了这个问题。冯文彬特别说：陈云的秘书王某也认为需要写文章批驳这种议论。冯文彬并提出要求：文章要说明怎样才算是真正的谦虚谨慎，现在我们的事业需要一种创新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做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 吴江开始本打算让阮写，后考虑阮笔锋太凌厉，就由笔锋较柔的孙长江写。孙写成后胡耀邦很满意，吴江也说不错。但是，过几天上面传来消息，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质问胡耀邦：“耀邦同志，我是支持你的，听说你那里有人写文章批评我。 ”胡耀邦急忙否认：“这不可能。 ”过去理论动态发表重要文章， 人民日报都要转载。这次人民日报接到电话：“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不能登！”原来，有一个人把这篇文章送给胡乔木、邓力群，邓力群送给了陈云， “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由此产生。吴江、孙长江、阮受到中组部的调查。 吴江从外地出差回来后找中组部部长宋任穷，问调查他是为什么事，还对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作了解释。宋任穷说，调查是正常的干部考察，与文章的事无关。但他从抽屉里拿出理论动态269 期的文章跳出圈子想问题 ，指出其中的一段文字让吴江看： 例如，曾经行之有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安排，在当时国际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