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十年船山思想与哲学研究述评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船山思想与研究在曲折中前进与发展的四十年。以侯外庐范式与日丹诺夫原则的影响为标志，这一阶段的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趋于同质化与单一化。直到八十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传统的研究范式才发生了转变并随之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但总体上，虽然这一时期的船山研究存在着不少问题，却依旧在不断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 王船山；船山学案 ；日丹诺夫原则；述评 中图分类号： B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052-07 一、侯外庐对船山的几个思想判定及其商榷 上承 1942 年出版的船山学案 ，侯
2、外庐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思想方法，对船山之学做了反封建判定，并且认为晚清以来一百年的船山学研究失于片面。他说： 夫之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的爱国思想可以在他的遗书里随处看见。其中有一点是前人不敢说的，即他在读通鉴论 （卷十三、十四）里已经接触到对封建社会君臣之义的怀疑，他批评“为天子防其篡夺，天下胥以为当然，后世因之，亦无异议” 。因此，他敢于设想岳飞如果灭金，因而篡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奇怪。在这些方面，船山的爱国思想已经超出了封建藩篱，解脱了一般的狭隘观点。有人现在还给王夫之2带上了一顶浓厚的封建思想帽子，这事很粗暴的。夫之以一位哲学思想家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思维活动。他的哲学思想正和
3、列宁批评黑格尔思想的形式性相似，有形式性的优点，也包含着形式性的劣点。夫之思想，昔人专门研究的很少，梁启超只叙述过关于夫之思想的一些断片，而后来从事研究者，不论罗列其论点或综述其要旨，都不能表达夫之的学问所在。清末虽争诵夫之的史论，但有的是为了学作策论，以求应时务之选；有的是为了注意民族独立，而追述夫之的辩华夷的思想，以为反清的号召。夫之正处于一个暴风雨降临的时代，这正如黄宗羲所说是“天崩地解”的时代。在十六、七世纪之交，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转变时期，有多方面历史资料证明，当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因此，在社会意识上也产生了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夫之的噩梦 ， 黄书和搔首问等著作，就含有丰富的反抗
4、封建制度的精神。1 在上述引文中，侯外庐彻底贯彻了梁启超、胡适以来“以西学格船山”的思想传统，并就此得出了船山之学“反封建” 、 “启蒙时代之人文主义”等思想结论。但从当前研究来看，上述判定存在着诸多问题。譬如明末清初的“资本主义萌芽” ，从当代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就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此外，侯氏讲船山反对封建君臣之义也存在明显问题。 船山仲子王敔所撰之大行府君行述有云： 年七十三，冬尽，于罏间成律诗二首。其一曰：“荒郊三径绝，亡国一孤臣。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差是酬清夜，人间一字无。 ”此亡考绝笔也。久病喘嗽，而吟咏不辍。次年元日，尚衣冠谒家庙。二日清晨起坐不怿，指先大父行状、墓铭付长孙若曰
5、：“汝慎藏之。 ”谓敔曰：3“勿为吾立私谥也。 ”良久，命整衾。时方辰，遂就箦，正衾甫毕而逝，享寿七十有四。遗命禁用僧道。自题铭旌曰：“亡国孤臣船山王氏之柩。”自题遗像曰：“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 ”葬于衡阳西乡金兰都高节里之大罗山，自志其墓曰：“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襄阳郑氏之所祔也。 ”铭曰：“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2 从王敔所记述的船山临终言行来看，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自诩为明臣。由衣冠谒家庙、到勿立私谥、
6、整衾等等，完全是一个儒家士大夫典型的“得正而毙”与曾子式的“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论语泰伯 ）的临终时刻。在这个意义上，强调船山对所谓“封建社会君臣之义”有所怀疑云云，显然甚为可怪。其次，侯氏“因此，他敢于设想岳飞如果灭金，因而篡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奇怪”的说法也存在问题，这一说法的原文出处如下： “桓温伐燕，大败于枋头，申胤料之验矣。胤曰：晋之廷臣，必将乖阻，以败其事。 史不著乖阻之实，而以孙盛阳秋直书其败之，则温之败，晋臣所深喜而乐道之者也。会稽王昱不能自强，而徒畏人之轧己，王彪之弗能正焉。呜呼！人之琐尾而偷也，亦至是哉！秦桧之称臣纳赂而忘雠也，畏岳飞之胜而夺宋也。飞亦未决其能灭金耳
7、。飞而灭金，因以伐宋，其视囚富俘兄之怨奚若？而视皋亭潮落，碙门飓发、块肉无依者，又奚若也？舍夷夏之大防，置君父之大怨，徒为疑忌，以沮丧4成功，庸主具臣之为天下谬，晋、宋如合一辙，亦古今之通憾矣！春秋予桓、文之功，讳召王请隧之逆，圣人之情见矣。 ”3 从上述引文来看，船山这段材料是讽刺东晋与南宋君臣猜忌掌兵武将篡权，以其败而喜。却不知最后正因为无岳飞等武将抵抗外敌，才有南宋亡时“皋亭潮落，碙门飓发、块肉无依”的悲惨情境。因此，船山反问道：“如果岳飞真的篡宋，那他会让南宋灭亡时十几万士卒平民在湛江碙州岛外海沉海的悲剧发生吗？会让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俘虏的耻辱发生吗？” 我们可以看到，船山在此实际是批
8、评晋宋君臣格局气量狭小，抓不到当时夷狄华夏之主要矛盾的关节点，沉迷于保住眼前权位，而最终身死国灭、天下亡焉。所以船山认为：从春秋褒扬齐桓、晋文来看，他的这一立场也是圣人（孔子）的立场。所以，侯外庐所谓“由岳飞灭金篡宋所见船山对封建君臣之义有怀疑”一事，实际是船山拿来论说晋、宋君臣不顾春秋华夷分殊之大义的讽喻之辞。船山对此的真正态度是遗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古今之通憾” 。而船山所指的“今” ，显然就是甲申之变后南明政权互相倾轧最终覆亡的现实情况，此乃船山亲历。换句话说，在他看来，明之亡于满清，显然也有崇祯帝驾崩后南明君臣“舍夷夏之大防，置君父之大怨，徒为疑忌，以沮丧成功，庸主具臣之为天下谬”
9、的原因在内。就此而言，船山上述论说恰是要维护封建君臣之义。 而侯氏的另一个值得商榷的思想史判定在其所谓“船山乃近代人文主义与泛神论者”的说法。他说： “万历年间，即传入了和天主教相依附的天文历算诸学，更惊醒了5学者们梦里摸索的宁静生活。在近代史上，科学知识是和泛神论的出现相关联的。夫之的泛神论易学以及走向科学方法的思维也受到了外来文明的影响。他和利玛窦辩论过意志神（上帝）的理论。他亦如十六世纪以来的泛神论者，把天或上帝活在人类的理性中夫之论天，是照自然法则看取的，因而反对迷信礼拜。故他批评利玛窦说：如近世洋夷利玛窦之称天主，敢于亵鬼倍亲而不恤也。 ”4 关于此段所引之船山批评利玛窦的材料，实见
10、于船山之周易外传（卷五） ，原文为： “且夫人之生也，莫不资始于天。逮其方生而予以生，有恩勤之者而生气固焉，有君主之者而生理宁焉。则各有所本，而不敢忘其所遞及，而骤亲于天。然而昧始者忘天，则亦有二本者主天矣。忘天者禽，主体者狄。羔乌之恩，知有亲耳不知有天；蹛林之会，知有天而不恤其亲。君子之异与禽也，岂徒禋祀报始哉？巡守则类焉，名籍则献焉，钦承以通之，昭临女之毋贰也，故曰：乾称父，坤称母 。若其异于狄也，则用重而物则薄也，天子之外未有干者。等人而专于天子，而抑用之以薄，非能侈然骤跻于帝之左右矣。狄之自署曰天所置单于 ，黩天不疑，既已忘矣。而又有进焉者，如近世洋夷利玛窦之称天主 ，敢于亵鬼倍亲而不
11、恤也，虽以技巧文之，归于狄而已矣。 ”5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船山主要是根据儒家的“亲亲原则”批评天主教徒敬上帝而不恤其亲。此间船山所谓的“蹛林之会”指的是汉代匈奴风俗，因为匈奴秋天祭祀时绕林木而会祭，故称蹛林，同“吉林” ，也即是匈奴每年都要举行的祭祀，简称为秊祭。 史记匈奴列传6有云：“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 ”就此看来，船山对天主教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他把天主教的教仪等于古时匈奴的祭礼，简单地将天主教的一神崇拜认作是上古萨满宗教的进阶版本。而其批判利玛窦的依据“乾称父，坤称母”云云也是出自张载“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气学思想，如果说这是侯氏所谓之“自然法” ，那也是宋明道学
12、早已有之的东西。 所以，侯外庐说船山是“泛神论”还有一定依据，但讲其受到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外来文明的影响，则找不到文本依据。我们可以看到，船山本身对西方天主教教义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态度，基本与既往儒家士人对外族夷狄的看法无异，充满了误解与偏见；即使他有泛神论的倾向，其源头也是儒家思想中早已有之的那些东西。此外，船山视天主教的上帝概念为传统儒家所敬而远之的“鬼神” ，而侯氏又因此将之视为“反迷信礼拜”的证据，显然是莫名其妙地将天主教的宗教仪轨与传统意义上的鬼神迷信等同起来了。当然，船山这一观点实际是明代士大夫的主流认识，但侯氏作为现代人却有意无意地不去明辨两者之间的不同，不点明船山作为明末
13、士大夫在这一问题上的局限性，显然说不过去。历史上，关于明末天主教的传播，以及如何对待天主教，除了以船山为代表的明代士大夫的主流认识外，当时也就有不同意见存在。候氏所谓之明末“真正走向科学方法”的士大夫，不是攻击天主教“亵鬼倍亲”的船山，而是皈依天主教的徐光启。已经有学者指出：“从徐光启皈依天主教后的文献来分析，天学的道德教化和西方科学技术是吸引他皈依的两个主要因素。 ”6从这个意义上说，侯氏讲船山之“近代人文主义”7显然有张冠李戴的问题。 综上所述，候外庐之论船山所得出的“反封建” 、 “启蒙时代之人文主义”等结论，存在着原则性的问题。但侯氏所订立起的这一研究船山的思想范式，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
14、中国哲学界却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了这一阶段整个的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趋向于简单化与同质化，对此侯氏的这些结论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而侯外庐下的“船山哲学是唯物主义的”的判定也同样成为一九四九年后的大陆船山研究的主轴。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陆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路向，并不完全与旧时代脱节，实际依然是在沿着清末民初梁启超、胡适等人定下的方向前进，侯外庐概莫能外是其中的一个发展环节、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大陆学人也同样如此。因此，上述对侯氏之船山哲学研究所作的批判，不仅单就侯氏而论，而是希望能以之作为一个典型，来揭示清末以来整个学界所固化下来的船山哲学研究范式之特征（熊十力是例外情况） ，以利于我们下
15、面的研究。 二、侯外庐范式与日丹诺夫原则的流弊 如上所述，侯外庐所订立起的这一研究船山的思想范式（唯物主义、人文主义、启蒙、反封建）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大陆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这一点直接显现在后来的船山研究著作中。如侯氏云： 船山的时代是一个暴风雨降临的世界，黄梨洲谓之“天崩地解”者实当之。个人自觉，产生了他的近世人本主义思想，对于当时现实的批判，如所著噩梦 、 搔首问 、 黄书多集中暴露封建专制制度的暴征横夺，而立论于“民之有生理” 。7 8又说： 他（船山）的直接传统，在我看来，已经不是理学，虽然有张载理学的外貌。他所谓“先我而得者，已竭其思” ，影响他的学说的人，实在不完全是张载，
16、在方法论上是老庄和法相宗，在理论上是汉代的一位唯物主义者王充。8 接续侯氏此说的，有张岱年在一九五四年所写的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 。张岱年指出： 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有丰富的内容。他提出了许多光辉的论点。他论证了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规律的客观性，及物质世界的永恒性。他更阐明了物质与运动的密切关系。在认识论方面他从唯物的观点解释知行关系，肯定行是知的基础。王船山在肯定了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之后继而指出，物质世界是有规律的，这规律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内，不能离开物质而独自存在。这样，王船山就在击破了主观唯心论之后更进行了反对客观唯心论的斗争。9 又说： 清兵入关以后的情势就是这样：一方面是中小地主与农民，一
17、方面是清朝统治集团和投降的大地主，两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小地主阶层的一部分思想代表，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放弃唯心论的幻想，因而达到了唯物论。 王船山是属于中小地主阶层的，他的思想基本上是代表了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而他的唯物论便是他用来反对清朝统治集团及豪族大地主的战斗武器。10 在上述引文中，张岱年使用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思想体系来9解释与评估船山哲学，显然是希望将船山哲学完全纳入唯物、唯心相互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世界观中。这显然是由侯外庐的唯物主义判定又向前走了一步。相对侯氏的唯物论论断，张岱年的说法加入了更多政治意识形态成份。此后，这样一种两军对阵式样的研究范式成为标
18、准。譬如，任继愈主编，在一九六三年开始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言道： 王夫之批判佛、老的唯心主义，真是要从根本上清算理学唯心主义。因为无论是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或者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都和佛、老的唯心主义有思想上的渊源，批判佛老就是要直捣理学唯心主义的巢穴。11 又说： 王夫之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立场，和当权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是有矛盾的。他不满明末的腐败政治，要求进行政治改革，以达到有效地抵抗清贵族的压迫。他的政治主张着重于限制包括皇室在内的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12 可以看到，一九四九年后，对船山的研究越来越走向唯物唯心两军对阵以及思想启蒙等方向。这使得船山哲学与思想的研究路向越来越窄，也越来越趋
19、向同质化。当然，必须指出的是，造成这种情况，除了侯外庐的船山学案的影响外，这一唯物唯心两军对阵的研究范式的勃兴也有其具体的时代与思想背景，并不完全应由当时的学人来负责，这也不一定是他们真正的思想态度。有学者指出： （历史上）认为整个哲学史是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阵的历史，是前者不断战胜后者的历史，并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10义作了对应的革命（进步）与反动的政治分析和阶级分析。这个公式源自 1947 年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讨论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会上的讲话。新中国建立之初，这篇讲话被翻译、出版，它成为指导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的经典。13 实际上
20、，即便是在上文被拿来作为典型的任继愈本人，对这种研究范式也提出过意见。 任继愈委婉地指出，日丹诺夫的说法有三处不够全面：一是限于唯物、唯心的斗争，偏重自然观、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留下空白，让中国哲学史失去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二是忽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而中国哲学史上的辩证法却相当丰富；三是未给唯心主义流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不能反映哲学史的全貌。尽管这些异议是以原则上肯定“日丹诺夫公式”为前提的，但当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的关锋，还是将这些异议打成“修正主义思潮” 。不久，在“反右”风暴中，对“日丹诺夫公式”的质疑作为异端另类遭到了批判，而“两军对阵”成了裁剪哲学史的唯一权威公式，划分唯物、唯心成了哲学史研究的唯一内容和价值评价的唯一尺度。14 张岱年的情况也是一样。譬如他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是以概念、范畴的嬗变来梳理中国哲学史的开创性著作。在此书中，他将整个中国哲学史拆解为概念范畴，因此对船山哲学的论述也就规避了日丹诺夫原则的影响。当然，此书的成书年代实际是一九三七年15，但从中我们实际上也能观见张岱年在日丹诺夫原则掩盖之下的真正思想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