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荀子的“辩说”论述及其精神性意涵摘要：通过解读荀子的“辩说”论述可以发现，其经验性格的背后蕴涵着深刻的精神性、宗教性情感。在儒家信仰受到激烈挑战的时代，荀子特别提出“君子必辩”的要求，不是为了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是要儒家士人担负起弘道的使命，并将之作为修身进路，在辩说中进行精神修炼，完善儒家人格。 关键词：荀子；辩说；君子必辩；修身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1-0123-07 荀子与孟子同为孔子殁后的先秦大儒，不过，荀子思想特重现实，强调外在的礼，与孟子“反求诸己”的理路颇为不同。一般认为，荀子学说的品格，在于讲求现实和经验。陈登元
2、说， “荀子之真精神，以吾观之，即在切实二字上也。 ”冯友兰先生以孟子为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 ，荀子则为“现实主义流派” 。徐复观先生说的更清楚：“欲了解荀子的思想，须先了解其经验的性格。即是他一切的论据，皆立足于感官所能经验得到的范围之内。为感官经验所不及的，便不寄予信任。 ”荀子认定天人分途，天乃是“非道德的自然之天” ，所以徐复观先生说， “由周初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到了荀子而完全成熟。由周初所开始的从原始宗教中的解放，至此而彻底完成。 ”不过，荀学的经验性格并不能说明荀子是个完全现实主义的人。要理解一个人的情感，并不能以他学问的品格为唯2一依据，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可能写出非常经验主义的著
3、作，同样，思想极为理性的人，也可能怀有深厚的“宗教性”情感。本文试图发掘荀子经验性格背后的“宗教性”情感，文章的切入点，是荀子对于辩说的论述。不过需要说明，本文的“辩说”主要涉及荀子对为何要辩说、应当如何辩说的现实教导，而较少涉及荀子一书本身的辩说意味。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只是后者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后者可以涉及荀子思想的方方面面。 一、孔孟思想中的言说与论辩 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赋予声音和符号以意义，是人与人之间能够交流的前提。不过，交流的完成，可能需要更多的东西，因为按照社会心理学家的看法，交流时的“姿态”和言说的“态度”更加重要。古人对言说的看法，既型塑着传统的思维模式，也受
4、制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因而，要理解荀子的辩说思想，首先需要将其放人传统儒家的思想背景中。 撇开对著述的书面言说不谈（因为这种言说可以看作日常语言行为的延伸） ，可以说，孔子对人在日常行为中应当如何说话非常重视。在论语中，孔子反复提到对“言”的要求，基本是教导人要对说话采取审慎的态度，因为这是君子的重要标准：“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论语?为政 ）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 ）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论语?宪问 ） 。这都是说，在说话的时候，不要讲自己没法做到的话，要重视行动多于重视言语。而且，言语也是“仁者”的特征：“仁者其言也切” （论语?3颜
5、渊 ） 。朱熹注曰， “切，忍也，难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发，盖其德之一端也。 ”巧言则可能乱德，故而很少能称为仁，“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学而 ） ，并为孔子所耻。孔子对弟子的教导，要求他们要“谨而信” （论语?学而 ） 。杨树达先生指出， “谨从言堇声者，盖谓寡言也” ，因而， “谨而信”便是要“寡言” 。孔子欣赏的，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论语?先进 ） 。不过， “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 ）并非较高的德性要求，而是“?然小人哉” ，是对一般人的普遍要求。此外，言语还跟政治密切相关，突出表现在“正名”的思想上：名不正则言不顺，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
6、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论语?子路 ）可见，言语作为孔门四科之一，虽然在地位上比不上德行，却是孔子日常教导关注的最普遍话题。 当然，在论语中，子贡向孔子的发问很多，而子贡能言善辩，孔子要经常特别提醒他注意语言的限度，这可能是论语中比较多讲到言语的原因之一。但孔子对如何说话的这种教导，肯定具有普遍性。因为说话是最经常的日常行为，它既是日常交流、达到相互理解的最重要手段，也是理解别人的重要途径（论语?尧曰：“不知言，无以知人” ） 。同时，言语行为也是展现君子人格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君子人格的最重要表现，在于其日常行为合乎礼仪的规范。因而， “非礼勿言”是为仁的重要条目（论语?颜渊
7、 ） 。对此，孔子有非常具体的教导：“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卫灵公 ） ；“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论语?季氏 ） 。这4都说明，言与不言，要视具体的情境要求，做出符合礼仪规范的行为。在这方面，孔子的典范形象非常明显。 乡党中对孔子日常言行的记载，生动表现了其如何合乎礼仪的说话，从而表现出自身的人格力量。要获得这种力量，当然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修养：言词是具体礼仪的基本组成部分， “不仅动作技能需要学习，而且正确地使用语言也要学习” 。因而，学习如何说话，本身就是礼的要求。 总的
8、来说，孔子对如何言说的教导，不仅包括对说话的要求（“言必信” ） ，而且包括具体如何提高说话能力（“不学诗，无以言” ） 。孔子更用现实的典范，诠释着应当如何遵照礼的要求去说话。概括来说，孔子的教导是要求慎言、少言，而且要合乎礼的要求。可以说，在孔子那里，如何说话本身，不仅是普通的日常交际行为，而且是实践礼的具体方式。君子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修炼，使自己的言语行为达到礼的要求，而君子人格也正体现在能够得体的言说中。这是一种实践智慧。 论语中没有出现“辩”字，这跟论语的论说方式有关。在论语中，孔子处于“师”的地位，出于对孔子的崇信，提问者是在“求教” ，因而，孔子的话便类似一种宣谕，并不需要彼此的
9、辩难，甚至不需要对说法的证明。因而，我们很难确切知道孔子对于辩的态度。不过，从论语中至少可以推测在有论辩的可能时孔子的态度。首先是孔门言志的时候，子路率先应答，而夫子哂之，原因是“为国以礼，其言不让” （论语?先进 ） ，可见孔子强调与人言要谦虚礼让，如此自不会强调与人争辩。不过，要注意这种语境是孔门道德共同体的内部，对于持不同政见的人，孔子仍然会有辩的冲动：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5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 ） 听到别人非议自己的价值立场，孔子的“欲与之言” （注意“欲”的主动意涵）自然
10、是要为自己辩解。这种辩更多的有一种卫道的意味。 对于论语中大量出现的关于如何说话的教导， 孟子书中提的不多。总的来说，孟子接受孔子对言的教导，强调要言而有信，说话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并要视具体情境而定：“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之也。是皆穿?之类也” （孟子?尽心下 ）；“位卑而言高，罪也” （孟子?万章下 ） 。但他显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离娄下 ） ；“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 （孟子?离娄上 ） 。说话要符合义的要求，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信的品德，显然，在孟子的价值等级中，义高于“匹夫匹妇之为谅” （论语?宪问 ）的小信。
11、 孟子对孔子言说思想的发展，在于他特别强调通过言语进行内在修养。孟子强调“践形” （孟子?尽心上 ） ，强调“知言养气” （孟子?公孙丑上 ） ，语言、声音成为人的内在精神品格的重要体现，因而，有德者不仅要通过“知言”了解他人的人格，更要通过言语方面的修炼提升自身的品格。因而，不仅说很重要，听也一样重要。这种修炼在孔子那里当然可以找到源头，但孟子将其与自己关于“心”的论说联系在一起，特别强调内在的转向，通过“养心” 、 “修身”提升自身的内在精神品格，发而出言，自然能达到“金声而玉振之”的效果。 6因而，在孔孟思想中，说话不仅是一种日常行为，而且被赋予了一种精神修炼的意味，这种训练的基本要求是
12、要慎言、知言，通过不断的修养，最终达到随口出言即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孟子的好辩众所周知， “外人皆称夫子好辩” （孟子?滕文公下 ） 。但对于世人好辩的评价，孟子说，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滕文公下 ） 。这说明，即使在现实中滔滔雄辩，但这大概始终不符合儒士谦逊的形象。孟子说自己的辩是出于不得已，是为了“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承三圣” （孟子?滕文公下 ） ，充满了强烈的护教色彩。到了荀子那里，这种护教的意图更直接的表现在“君子必辩” （荀子?非相 ）的教导中。 二、 “君子必辩” 论语中孔子对言说的要求始终是要慎言，防止空言而不去实际行动， “子曰，我欲载之
13、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 。这种品格固然比较切实，不太关注玄远飘渺的东西，不过，把说话这种身体行为，跟君子人格的精神修炼联系起来，经由孟子的发挥，便具有了宗教性的意味。这表现在说话成为内在精神光辉的显现，为了达到这种光辉，需要不断提高内在的修养。表现在行为上，这必然导致对言语的极端谨慎。因而，孟子即使非常雄辩，也要说自己的辩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明确批评擅长说服的纵横家苏秦、张仪不过是“妾妇之道” （孟子?滕文公下 ） 。可见，儒家对于言语的外在表现非常注意。 可是，荀子却直白地说：“君子必辩。 ”整部荀子充满着辩说的7意味。而且，荀子对如何说服别人，有着非常现实
14、的考虑：“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举则病佣，善者于是闲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举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赢绌，府然若渠?、?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荀子?非相 ） 。出于这种认识，荀子在实际的劝说中，不仅有从现实利益的劝诱，甚至用灾祸论达到说服的目的。乍看起来，这种做法跟纵横家很相近。改变孔孟传统谨小慎微的言说态度，把“辩说”作为君子的重要标志，荀子的意图何在？这蕴含着什么特殊意义？或者是否仅仅是荀子经验性格的自然生发？ 确实， 荀子书中对概念的细致划分，让人不得不叹服其逻辑论辩能力。这还和孟子中的辩说方式不同，孟子直接指出具体事实
15、中人的性情，从而让人反求自心，唐君毅先生认为，这种不同是“宗旨”的不同：“孟子之辩，乃本人心之所同然，而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以正人心而息邪说。荀子之辩，则在维护礼义之统，即文武周公孔子之政教之统。 ”在荀子思想中，礼义占据核心地位，这和注重“仁心”的孟子确实有差别。不过，从更深一层看，这种差别或许并非根本性的。在讨论“孟荀之辩与默”的结尾，唐君毅先生说：“儒者不幸生在乱世，乃兼为思想家哲学家，而不能不有事于言辩，以去?淫邪遁之辞或荀子所谓邪说辟言，亦不得已而为之事也。诚当天下有道之时，则孟荀将同归于无言。 ”这就是说，孟荀同重辩，都是出于对于传统儒家信念的坚持，是为了抵制邪说，具有很强的
16、护教色彩。这应该没有问题。孟子对自己辩的理由说的很明确，就是出于现实的“不得已” ， 荀子中也说， “今8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无执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辩说也” （荀子?正名 ） 。可见，时代背景的刺激，是荀子提出“君子必辩”的重要原因：为了维护传统儒家礼义，不得不起而论辩。这和孟子并无不同。 不过，荀子直接将“辩”作为君子人格的标志，这在孔孟那里恐怕很难找到。君子是儒家的一种理想人格，孔子教导学生主要是要成为君子。虽然圣人的层次更高，但也极难达到，孔子自己都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相对而言，君子的要求更为现实。君子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身居高位的人，另一种是有德行的人。孔子要教导的自然是后
17、一种。而君子德行的体现，主要在于他对礼的践行，他是古典生活方式的体现者。 “君子必辩”的理由是，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荀子?非相 ） 。荀子说， “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 （荀子?非相 ） ，这里第一个“言”字，王引之认为当为“善” ，与“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对应，因而，对于传统价值，不仅要立志实现，不仅要在行为上表现出来，而且要乐于宣讲。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更鲜明地赋予了君子另一个重要使命：传道。荀子甚至把这作为真儒的必要条件：“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 （荀子?非相 ） 。
18、他批评子夏门人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 （荀子?非十二子 ） 。?然是自得的样子，他们只顾自己，而忘记了弘毅的使命，因而受到荀子的批评。以辩说为重要手段说服别人的传道方式，跟孔子强调人格典范的身教方式不同，也跟孟子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出发寄希望于人性的自觉不同，在荀子看来，理想化9的说教方式起不到实际效果，在现实中，人们不会出于对“善”的渴望而自愿服从“好” （传统）的生活方式，而身教方式则显然比较适合信仰共同体内部的传道，所能影响的范围很小。荀子则是要在一个“奸言”纷起的时代，广传儒家教理，因而便不得不考虑要去战胜其他学派的思想。由此带来的思想交锋，已经不是共
19、同体内部的观点差别，而是正教与异教思想的对峙。再考虑到荀子跟“传经”的关系，甚至有理由说，荀子比孟子更注重向共同体之外进行传道。 前面提到，在面对不同思想时，即使是不断强调行而戒慎言的孔子，仍然有“辩”的冲动，这很可能出于对自身信念的执着和使命感。不过从总体上看，孔子对于持不同见解的人态度很宽容，这从他强调身教而不重视言传上也可以看出。孟子理想化的说教方式，要人反诸内心，发掘自身的性情，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继承着孔子修身以成人格典范的思想，从自身出发，然后扩展到周围，直至家国天下。这在后来成为儒家思想的主流。这种教导必定是精英式的，孟子期待的是能够说服国君施行“仁政” ，从而推行他的儒家教化。但荀
20、子则自觉地要向更大的范围传教，所以他要求“君子必辩” ，要君子更急切的“好言其所善” 。儒家君子所善的，自然是传统的生活方式，而现实主义的辩论策略，以直接说服为目的，更显示出急切的传道倾向。 荀子现实主义的论说策略，既出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也源于对人性的不信任。不过，这种手段上的现实主义并不能概括荀子的全部。从个人情感和目标来说，说荀子是理想主义者并不为过。韦政通先生指出，荀子重视辩说有两个理由，一是对治奸言，二是宣扬礼义的价值。这相10当确切地说明，荀子强调“君子必辩”有两个层次的目的：护教和宣教。他要捍卫儒家立场，并且要传扬儒家教义，王道理想始终处于荀子思想的最高位置。虽然儒家没有独立的教
21、士制度，也很少主动向外传教，但荀子对君子的辩说要求，仍暗含着这种倾向。在向王道理想努力时，荀子发现了言语的重大作用。不过，秉承传统生活方式，以卫道、宣教为己任的荀子，并没有因为现实而完全放弃传统儒家对于言说的教导，这体现在他辩说教导中所蕴含的精神性内涵。 三、辩说之外 辩是一种特殊的言说，它发生在思想观点不同的两方之间，是为了维护自身的价值立场（消极的）或说服对方（积极的）而进行的有针对性的言说活动。但由于各家学说及个人认识的限度，这种辩很容易陷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庄子?齐物论 ）的困境中。这也是儒道两家对于争辩都持戒慎态度的重要原因：争论很可能陷入意气之争，双方自说白话。因而，正常论辩的进行，一定要基于双方共同认可的基础，按照公认的推论形式，才可能产生论说的有效性。因而，要发展论辩，必定会发展逻辑的思维形式，重辩的墨家学派发展了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荀子亦极重逻辑理性，重视“类”的概念， 荀子书中对概念的界定相当细致。在这方面，荀子跟墨子相似。 不过，真正的论辩不会落于纯粹的语言层面，而必定要将所坚持的信念落实在具体的行为表现中。前面提到，孔、孟正是把言语行为作为生活方式的重要表现，因而强调谨言语，强调言要合于义。那么，荀子强调的“君子必辩” ，和儒家的传统信念是否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