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政治的秘密性与诗歌的公共性重新翻阅俄国人时我被这本旧书中的一幕深深吸引住了：“莫斯科作家俱乐部外面一片疯人院的景象，女大学生们穿着毕挺的进口雨衣，毫不在乎绵绵的春雨，蜂拥地围着迟到的人乞讨票子。名流们开始到来了。警察为了维持秩序，请来国内保安部队作为增援。在挤过攒动的人群时，拉着我手的安被挤开了。我好不容易才重新抓到她的手，简直不得不拖着她穿过纷乱的人流进入大楼。 ” 这是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一书中所描述的与诗歌有关的一幕，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在诗歌无人问津的现在，读到这一叙述，真令人心中慨然。他说，这种情境在美国的话，一定是全盛时期的歌星和崇拜者的场景
2、，然而，在俄国，这是一个诗人的朗诵会。我并不喜欢抄写某些陈年旧事的文字，然而置身此刻，我愿意人们重新看见这一情境：一群女大学生，春雨，雨衣，诗歌，组成了一副罕有的人类社会景观，连维持秩序的警察、甚至连保安部队也强化着诗歌的尊严和力量。这一图景出现在一个受人诅咒的极权社会，发生在一个不是民主与法治而是警察和秘密警察的国度，然而却呈现出诗歌的神圣力量。此刻，70 年代初的俄罗斯，一个文化与物质都极其贫乏的时刻，本该让人恐惧、厌烦，然而因为诗歌与春雨的联系，诗歌与身穿毕挺的进口雨衣的女大学生们的联系，诗歌与作家俱乐部和蜂拥而至的人群的联系，它几乎显得是一个失去的乐园。为什么这些描述如此2让人赞叹、哀
3、伤和羡慕呢？ 俄罗斯当代诗歌史是否会记录下这一情景，或许，记录下这一情景的是契卡，是克格勃，而不是诗歌史家：数百名观众迫不及待地等着开场，人群挤满了过道，大剧院芭蕾舞主要演员玛娅?普利谢茨卡娅和她的丈夫、喜剧演员、还有勃列日涅夫会晤外国政要时的私人翻译。 “然而大部分观众是青年人，他们举止文雅、略带现代派风度或者留着蓬松的长发，都是文化界和政界名流的子女。他们被吸引来出席俄国文化生活中一种特别的礼仪一场难得的诗歌朗诵会，朗诵者是自由派主要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 ”史密斯写道，就像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咏诗浪潮席卷莫斯科时期那样，诗歌与政治的“猝然融合”以及诗人对这个违禁主题的重新运
4、用吸引着听众。 那晚，一位演员朗诵了一首关于梅耶荷德的诗，他是一位先锋派戏剧导演，1940 年死于斯大林的一个集中营。沃兹涅先斯基的诗并没有直接提及斯大林和那些清洗，但它使人们追思起梅耶荷德在古拉格群岛某地凄凉的死亡： 何处去寻找你的墓穴 或许它仅是一?黄土 诗人朝着政治钢丝大胆地纵声一跃。危险，违禁，看看诗人在向政治禁忌测试和向清规戒律挑战的方向能够走多远，这正是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人们对诗歌的热爱没有表面上那么单纯，难道不是想观看一种象征性的政治献祭仪式，观看诗人如何将自身作为一种神圣的牺牲置于权力的严密监控之下？诗人的声音此刻使一直湮没于沉默之中的死亡和他3的自由精神得到了表达，全场爆发出
5、一阵阵有节奏的掌声。四十一岁而仍带着孩子气的诗人在幕间休息时出场，要求一群新涌入场内的无票观众安静下来， “但是此时，人群都涌到台中心前面的过道上站着，围得水泄不通，个个如痴似醉，欣喜若狂。 ”他们不是在聆听诗歌，而是在观看一场献祭仪式：况且被朗诵的诗歌中已经包含着另一个诗人的牺牲。一个牺牲将带来另一个牺牲？还是一个牺牲将替代、防护另一个诗人重新沦为牺牲？或许，这是史密斯没有觉察到的诗歌听众们心中隐秘的激情。在史密斯看来，那个夜晚听众们的狂热体现了苏联知识分子的一种渴望，他们渴望着能有片刻恶作剧式的桀骜不驯和坦率直言，虽然比起严肃的道德探索来，沃兹涅先斯基等上层自由派人士常常显得像是对官方当局
6、无礼饶舌的小孩，而不是用文字对他们社会精神方面的太阳神经丛击以猛掌。但在充斥着那么多陈词滥调、谎言和粗制滥造的标语口号式的东西时，任何一种诚实的或者一瞬间不受政治支配的微弱的声音，都如寂静中的低语一般清晰入耳。 史密斯写道：“除俄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的诗歌受到这样的宗教般的崇敬，也没有诗人这样受到教士和神使般的赞颂。如果说普通人从酗酒中寻求解脱，那么知识分子则沉迷于书本，而特别是诗歌，他们从中找到了补偿日常生活无聊的精神寄托。 ”在极权主义制度下，没有自由传递精神信息的思想家或政治评论家，没有了民歌手，甚至也没有了宗教，而出于宗教、政治、哲学的隐秘要求，人们把这一切都托付给诗人。感情用事
7、的诗人，修辞委婉的诗歌，以及近似民歌手的演唱形4式的诗歌朗诵，由于这些表达与场所以及使诗歌话语意义轻微了，减弱了，故而似乎孩子般的诗人可以说出一切严肃话语不能表达的思想。 就此而言，民主制度主要意味着人们使用理性的权力，使用理性话语及其说服力进行交往，而独裁制度则是把对抗交付给纯粹的意志和情绪。民主社会也存在着它自身的各种问题与困难，但这些问题与困难距离情绪状态很远，距离愤怒与义愤的道德情感还有一种很大的空隙，一切相左的意见与利益都不会走向极端对抗、情绪对抗、暴力对抗的一极，人们能够通过理性话语即通过公开的信息媒介进行合法的表达。而在 20世纪 70 年代的俄国，极权制关闭了这一表达空间，将一
8、切问题都激发到人性的最极端状况，将一切问题都逼近一条人性的死胡同；要么激发起自由意志，激发起巨大的道德情感，要么沉寂，屈服于死亡，进入被奴役状态。在民主制度中，诗人能够表达的敏感问题并不多，各种社会问题多有相关技术专家进行表达，或者由不同的社群与个人在大众媒介上进行着相对自由的社会自我表述。而在集权制度下，这种表达被取消之后，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甚至经济的问题都只能由诗人来承担。当理想的交流与表达被取缔，就只剩下最后的人性的对抗，而这种最低限度的道德诉求被逼进情绪化的表达，成就和期待着诗歌的表达。 在前一处境中，政治话语属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共同话语，属于利益分配与交换之间的协商
9、性表达，这一如此平庸的动机与词语，在一种俄国式的处境中就转化为真与假、自由意志与权力专断之间的冲突，变成了最低限度的道德精神与奴役力量之间的较量，甚至变成了善与恶5的原始冲突。于是，政治的、经济的问题就纷纷转向伦理的和道德的问题。理论的问题转向了情感问题，利益冲突转向了隐秘思想的对抗：这是政治化为诗歌的时刻。热爱诗歌的时代人们付出了不仅是世俗利益的代价，还有政治沦为私密性当诗歌进入“公共”视野的时刻政治却沦落在秘密警察手中。然而朗诵会的一幕却让人在一个瞬间认为那是值得的：一个社会的精英们如此热爱诗歌而非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娱乐节目。 20 世纪 70 年代初莫斯科春天的夜晚所显现的是暴政和才智的
10、对抗，诗人则在这种对抗性的政治钢丝上寻求困难的平衡。意识形态的审查制度与诗歌的自由想象力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 “人们来听诗歌朗诵，为的是看看诗人在向政治重心进行挑战方面敢走多远，看看诗人是在高空钢丝上保持平衡还是失足跌下从而承受政治恶果。这样就形成了当局和知识分子在俄国全部历史中，他们始终是一对天然的敌人之间的一场猫鼠之斗。对于俄国观众来说，这种争斗成了原本是万马齐喑的苏联文化舞台上为他们提供紧张、风趣和娱乐的主要来源。 ” 当然，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角力，政府及警察拥有批准或惩处的最终裁定权，而知识分子则只能以机智、勇敢和想象力作为自己的武器。秘密警察的在场加剧了诗歌朗诵潜在的戏剧性，他
11、们等待着走钢丝的人失去平衡的时刻。诗人仅仅拥有的是自己的语言才能和修辞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走政治钢丝的诗人拥有一种献祭者的身份。在社会稍稍开放一些的时刻，知识分子与舆论的角力从诗歌朗诵转向了媒体，轮到媒体人而非诗人成为角斗士与牺牲者。而此刻的诗歌朗诵会则是牺牲的一个仪式。但正像真正的仪式一样，带有表演性和观赏性。这是对遥远的或6身边牺牲的一个回应，是对真实的牺牲、没有仪式的牺牲的一种再现，是对牺牲的一个相对安全的模仿。然而对官方来说，朗诵会或许也是一个安全阀，它或许为走政治钢丝的诗人提供了一点安全感。 史密斯援引莫斯科一位剧作家的评论说：“在西方，随便什么作品都可以存在，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受
12、到特别珍爱。在俄国，几乎不可能产生什么杰作，因此，凡是有点价值的作品都受到无比珍爱。我认识一个人，他总是把珍爱的书籍带在身边，如帕斯捷尔纳克、曼杰施塔姆或阿赫玛托娃。当他在美国访问看到书店里曼杰施塔姆的作品成堆时不由得目瞪口呆。起初，他为供应的书如此之多而深为感动，接着就因没有人购买这些书而感到沮丧。他对我说， 在一个曼杰施塔姆的作品未受应有重视的国家中，我是无法生活的。 ” 这一感受携带着极其复杂的信息：今天的诗人或稀少的诗歌热爱者生活在一个更加尴尬的处境中，自由女神的面貌变得模糊不清、不可认知，而诗歌无论是帕斯捷尔纳克、曼杰施塔姆或阿赫玛托娃，还是其他优秀的诗人自由地闲置着，无人问津。但是
13、曾经，曼杰施塔姆为一首十四行诗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他的诗对凶手的讽喻而被消灭在遥远的古拉格。 正如爱尔兰诗人希尼所说的，俄罗斯诗歌就这样被置于人类良知的天平上，它们让西方自由社会里最重要的诗人失去重量。对俄罗斯诗人来说，诗歌不是形式实验，不是语言和修辞，诗歌是生命和死亡，是尊严和意义，诗人的写作和诗篇处在一个民族精神生活与道德的核心。诗歌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灵魂和肉体。诗人与诗歌相连的，不仅是词语，是7他们的痛苦、流放与监禁，是失踪和死亡。他们的诗歌和名字标记着一个社会的道德秘密，提示着苦难与死亡的记忆。他们的名字捍卫着人们关于尊严与人性的历史记忆。是的，就像希尼所说，俄罗斯诗人的名字就成为一
14、连串殉教者的名字，这是英雄般的名字，俄罗斯诗歌史就是一部殉难史。 然而必须提及事情的另一面，即俄罗斯诗人不同于其他国度的地方是，他们还是某种高贵的“自然天性”的象征，就像帕斯捷尔纳克，他并没有把他偶然生活其中的历史与社会看得如此重要，这样说并不奇怪，这正是他不赞成将革命、政治或制度美化之原因。他的诗歌没完没了地书写着大自然，书写着风雪、桦树林、雨霁和雪霁，书写着植物、空气、道路和泥浆所标识的季节，他的生活观念多半与此有关，与自然之美有关，而鲜与政治和社会相关。这是一个顽固的念头，近似于一个信念：帕斯捷尔纳克是幸福的，至少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幸福得多。生活是感性的，而观念是抽象的。历史、社会、政治，
15、似乎总是处在一个观念的世界。什么时候、什么时刻，以什么方式，政治会变成感性的经验？或者像夹心饼一样混合在感性经验与感性世界之中？我们知道的是，历史、社会与政治，早已干预了感性经验的制造，干预了感性生活，即使它们的作用恰好在于使生活失去感性和感性的重要性。政治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感性的敌视，对感受力的压制，极权制可以说就是对人的丰富的感受力的一种遏制，将生命的意义压缩到极其有限的意识形态模式中。或许，大众文化是将感性和感受力引向同样狭隘与肤浅的领域。流行文化是感性力量的分散化和弱化，是感受力的肤浅化和时尚化。就像在批8判理论那里，感性革命早已成为一个独特的政治命题。 但诗人一直书写着让人感到幸
16、福的世界而不是不幸的世界，即书写着一个纯粹感性经验的世界。就像史密斯所看见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永久栖息地：“那天在佩列杰尔基诺村环境却是如此宁静，似乎由于日瓦戈医生一书和他被迫放弃的诺贝尔奖金而掀起的反帕斯捷尔纳克丑剧只是一种遥远的回忆。凉爽的微风吹拂着三株巨松和遮掩着坟墓的桦树枝叶。幼小的儿童在露天堆放的混凝土预制板上玩耍。在墓园旁近旁，赤脚的农村妇女静静地用铁锹掘着赤褐色的沃土，一只黑色的大乌鸦停在刚犁过的土地上啄食。 ”生前、死后，诗人拥有着自然、爱、生活。历史，社会，政治，是他偶然闯进的一个荒诞的故事。其余的，是诗篇。 当政治、经济与娱乐文化极度地减缩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之后，即使是现阶段人
17、类社会的民主政治、繁荣的经济、没有禁忌的娱乐，也无法把生命自身最深刻的尊严、最丰富的意义还给生命。因此，对我而言，极权制下的对抗者是诗歌，民主制下的批评者依然是诗歌，即一种不能减缩的感性、感受力与想象力所培育、所允诺的生命意义。在史密斯的见证结束的时刻，他预感到东西方一种“融合”的可能，不同制度之间在经济与娱乐这一点上开始变得相似的趋向，受需求和狭隘的功利主义引诱，诗歌和艺术开始成为一些“美丽的小事”的时代正在走近人们。与极权制的斗争提高了诗歌的位置，然而在与功利主义的抗争中、在与娱乐文化的竞争中，诗歌和艺术已是一个败北者，而且没有起诉对象，诗人们只能仓促地、永远没有准备好的重新“为诗一辩” 。人们或许只是把艺术与诗歌未祛魅、把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视为“自由”的负面形象，9作为“民主”的阴暗面来接受。似乎诗歌与艺术只能对抗极权政治，而不能对抗自由思想。诗歌能够对抗野蛮与非人性，却不能对抗功利主义与福利观念。而事实上，诗歌对抗的不是自由，而依然是一种未被意识到的新的“精神的强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