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原文化的跨区域辐射摘要：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在南方的拓展，体现出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文化辐射。由于早期中原士大夫的开拓、潇湘水道在南北交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原文化认同的感召力等原因，使得地处西南文化落后的永州地区和中原地区产生了丰富的人文关联。永州地区成为中原文人南北迁徙中的必经之地。大量摩崖石刻随着中原文人的到来而陆续产生，代表中原文化的石刻群在永州潇湘水道上形成，经历了文化飞地、文化地标、文化记忆三个过程，并最终升华为中原文人群体的集体记忆，这正是永州石刻所折射出的中原文化跨区域辐射的软实力。 关键词：中原文化；永州石刻；中原文人群体；集体记忆；文化辐射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2、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7009505 引言：值得关注的永州石刻现象 永州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唐代隶江南西道，分为永州、道州，宋代隶荆湖南路，也分为永州、道州，明清时合并为永州府。永州全境自唐代至清代摩崖石刻碑碣留存极多。永州石刻群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集合，其产生有深厚的文化渊源。石刻群的产生不仅仅构成文化遗址，更保存了凿刻者的文化精神。永州石刻群逐渐产生、壮大的文化过程，正是唐宋以来代表中原文化的文人群体持续对该地区进行文化影响的过程，也2是中原文化跨区域辐射的典型。 唐宋之前，永州地区零星的碑刻没有形成规模。永州石刻群的产生，是从唐宋时期开始的。唐宋时期，整个永州地区相对中原
3、地区而言，是人口稀少、尚未开化的落后地区，一直是京官朝臣的贬谪外放之地。柳宗元称“荆楚之阳，厥服惟荒”、 “人多疾殃，炎暑熇蒸，其下卑湿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祷祠无所实”，宋代汪藻称自己“以语言得罪，斥居南荒三千里潇水之上”， 方舆胜览卷二十五言道州“郡临潇水居多蛮徼之民地近岭隅渐有炎荒之象”。及至明代，永州地区依然文教落后，文徵明故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顾公墓志铭言：“（公）徙全（州） ，全即古零陵郡，越在岭峤，僻远荒陋，公不鄙夷其民，而翊以文教道化更革。 ”为何在唐宋时代尚属蛮荒的永州地区，产生了数量极为可观的摩崖石刻群？永州石刻群密度集中，凿刻时间一直由唐宋延续至明清，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关
4、注。 永州石刻群从滥觞到蔚为大观，有三个重要因素。第一，中原文人中的先驱拓荒者把中原文化嵌入这一区域，使永州山水具有汉族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和文化情怀，可以说是具有史诗般的凿空意义。第二，潇湘水道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线路，而中原王朝普遍施行的对政治文人的“贬谪政策” ，使得中原文人在数千年的时空中，不断持续、往返航行在这样相对蛮荒的山水间。第三，摩崖石刻群成为旅行者必至的文化名胜，来来往往的文人士子选择山川胜概之地刻写下自己旅行的印记，使得后人不断地观赏追摹、赋诗题名。这三个阶段背后是三次重大的文化飞跃，即文化飞地、文化地标、文化记忆。我们今天以再现的视角来观照永州3石刻群，可以从中解读出历史上千百
5、万中原旅人的集体记忆，这也是永州石刻“活化石”般的人文价值。 一、文化飞地：荒远山川的文化嵌入 中原文明传说最早到达这一地区的是舜帝。当九嶷、苍梧与舜帝南巡的传说联系起来的时候，一个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飞地”就产生了。与永州地区其他的地理名称相比， “九嶷山”成功实现了一个文化符号的远程“空投”标示着中原文化对这一区域最久远的嵌入式覆盖。诚然，永州地区自战国时期就得到了楚国的开发，秦时属长沙郡，汉代设零陵郡。但在唐宋之前，中原文化很少和这一区域发生实质性的关联，中原汉族人对于这一地区的认识，长期停留在舜与二妃的传说中。 唐代永州地区文化资源的创造者，以中原的汉族人为最主要组成部分。 太平寰宇记
6、卷 116 道州无人物记载，永州记载人物为黄盖、蒋琬、臧荣绪、怀素。唐代永州地区为宋人记述的就只有怀素 1 人。可以说，对永州地区作出文化贡献的本地人远远少于外来者。 当河南元结以地方官的身份来到道州时，他以汉族士大夫徜徉山水的情志首次对永州地区奇异的自然界施加了直接的影响，赋予了这片喀斯特地貌山川浓重的中原人文精神。他命名了祁阳浯溪、零陵朝阳岩、江华华阳岩，分别作诗撰文、勒石作铭。浯溪成为他摩崖刻铭最集中的地方，各金石资料记载的元结 12 方碑刻中有 5 方刻于此。最著名的大唐中兴颂 ，由元结文、颜真卿笔，自其产生之后不久就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飞地。 大唐中兴颂表达了汉族士大夫“身在江
7、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天下胸怀和国家兴叹，是文人自觉地将中原王朝4的历史记忆嵌入相对荒蛮的西南边陲。可见，元结对永州地区的文化嵌入，不仅仅是汉族士大夫的山水情志，更重要的是儒家春秋历史观的兴衰浩叹。这使得浯溪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镌刻在永州地区的大唐中兴颂成了记录中原王朝兴衰的纪实碑，浯溪在文化意义上实现了与中原的对接。这无疑表现出中原文化极大的辐射力：儒家士大夫对历史的感痛，对王道兴衰的思考，与自身所处时代、命运相交融，对浯溪反复题咏，群起追唱，延续千年，蔚为大观。宋人周辉清波杂志卷八言“浯溪中兴颂碑，自唐至今，题咏实繁”。 直斋书录解题录浯溪集二十一卷， 宋史艺文志有浯溪古今石刻集录 、
8、浯溪石刻后集再集各一卷。黄庭坚书摩崖碑后诗最为著名，道出了极深重的历史感痛和家国情怀。浯溪成了历代文人咏怀唐史、关注“中兴”的重要咏题。 元结接着又创造了文化意义的朝阳岩，一句“朝阳岩下湘水深”，成为南来北往经过朝阳岩下的征人共同的感慨。柳宗元在元结之后，以贬谪待罪的身份来此，有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 。 全唐诗卷542 有牛嵸题朝阳岩 ，宋代胡寅有追和元结的和次山游朝阳岩 。朝阳岩石刻至今保留有 3 首嘉靖时期追和元结的诗，明黄焯编朝阳岩集 ，录诗 48 首，未录此 3 首诗。孙望元次山年谱中说：“余于民国二十七年冬十一月十一日离长沙到零陵，留居零陵凡五月。曾数游朝阳岩。岩在潇水南岸，又傍西
9、山麓洞口岩壁题刻至夥，余求元公遗迹，得于岩壁上，然仅题名而已，朝阳岩铭则久索而未得，诚憾事也。 ”湖南通志载元结朝阳岩铭有杨翰重刻跋，可见，自清代重刻的元结碑文5到民国时已经淹没或消失在众多碑刻中了。这种消失是文化飞地的融入，是中原文化由最初的零星飞地到最终的全面覆盖。清代与民国时期的永州山水及人居，已经融入中原文化的大圈子中。孙望先生寻求元结遗迹，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上的追怀。南来北往的行旅者已经完全将这里当作与中国其他地区水道并无实质差异的地方了。 唐代先驱者的足迹和文笔开拓了永州的山水，以柳宗元诗文为内容的石刻在今天的永州地区很多见。实际上，大多署名柳宗元的碑碣是后人追刻的，追刻前贤碑记亦是
10、一种对先驱者的文化追怀。 湖南通志卷 266 金石卷载“唐柳宗元朝阳岩诗”引永州府旧志云：“此碑字迹飘忽，而无精神有明嘉靖间通判萧幹诗刻与此极相类，则必幹所为也。 ”柳宗元以一个先驱者的形象让之后漫长岁月里来此的官员文士产生追忆，引发出他们对这个纵情山水的中原士人的同情和共鸣。 九嶷山、含晖岩、秦岩均有相传为蔡邕题写的碑字，关于这些题字石刻的真实性其实已经大无必要探讨了，如同后人追刻的柳宗元诗文，这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上的“认祖情结” ，即对文化先驱功绩的缅怀和推重，强调中原文化在荒凉遥远的异乡的嵌入历史，在山水中人为地培植中原文化的精神，为后来经此的中原人带来安慰和激励。 元结、柳宗元等唐代的拓
11、荒者初步建立了一系列文化飞地，永州的山水出现了文人的情怀和印记，并出现了儒家中兴的春秋大义。永州在中原人的印象中逐渐淡去了奇异和荒凉，人文化的山水如踞点般嵌入潇湘流域，镶嵌着中原文明拓荒的足迹。 二、文化地标：摩崖石刻群与潇湘水道的吻合 6如果把永州石刻与潇湘水道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很容易发现，石刻群存在的位置有巨大的文化地理学意义它与潇湘水道产生了一种密切的吻合。永州石刻完全可以认为是潇湘水道上的石刻。湘南遍布的喀斯特地貌所形成的岩洞或山壁，应该是拓荒者均可以留下印记的区域，然而，我们发现，石刻群的密集区集中在潇湘水道上几个重要的站点。从石刻产生的先后顺序分析，永州石刻也是从最早的潇湘水道上的
12、几个重要站点延伸出去的。而这些站点，正是唐宋中央政权在当地的各级治所所在。如故江华县治一带（阳华岩、寒亭暖谷、药山、奇兽岩）石刻群、道州一带（月岩、中郎岩、含晖岩、状元山、道山）石刻群、零陵（朝阳岩、淡岩、华严岩）石刻群、东安县（幽岩、九龙岩）石刻群，等等。 在中国古代的交通方式中，水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水网密布的南方。南北交通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水路实现的，行船经过自然河流或运河河道是最为便捷的方式。古代中国，政客、文人的贬谪之路往往是指向蛮荒的岭南地区。据史料记载，唐代固定的南北交通线路有 3 条，一是从江西沿赣江经过大庾岭到达韶关；二是经湖南沿湘江水道、灵渠（或山路）入广西桂林；
13、三则经湖南沿潇水水道上溯，经桂岭翻岭至连州桂阳再转水路入广东。其中， “湖南在唐代交通格局中的地位上升了。三百年来，游历湘中的北方文人在沿线的重要景点留下了许多诗章题记，成为唐代湖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之多，诗篇之佳，远胜于东面的江西通岭南水道，实为中古南北交通史上之奇观”B11。 7宋之问有自湘源至潭州衡山县诗，可见其行程路线。余靖嘉祐五年为广西体量安抚使、曾布元丰三年自广西移陇右，均过东安县九龙岩，有题名。B12 范成大自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今桂林） ，作骖鸾录记行，亦是经湘江至衡州、永州、全州入桂林，途中“经浯溪，观唐中兴颂碑 ”B13，并且作诗评论碑文的历史深义。 泛潇水亦是一个
14、路径选择。如位于永州市江永县的层岩石刻现存宋至清摩崖石刻 40 余方，其中保存有刘子澄的游层岩并序碑文，该碑文亦记载于宋诗纪事补遗卷六十五，文略曰：淳祐丙子春，余被旨北归，越四月，辞九疑，买舟潇阳，下浣溯潇，如永明访别诸友，遂游层岩，即境赋诗”B14 江永县目前仍是一个交通并不发达的地区，层岩往南便是都庞岭，萌渚岭，较为隔绝。永明河入潇水的水道成为连接这里与外界的重要交通载体。刘子澄北归的线路是从九嶷山开始的，西溯永明河访友，也是借助潇水水道实现的。而潇水可达的地方，石刻便可能存在。九嶷山是潇水的正源。而九嶷山连接的是通往岭南的一个重要通道，自汉代以来就是楚粤间必经的要道。 后汉书郑弘传记载：
15、“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 ”B15 宋之问、范成大、刘子澄等人，只是唐宋六百多年间经过潇湘水道难以计数的文人士子的缩影。由此，我们不得不重视潇湘水道对于永州石刻群的贡献，潇湘水道连接了拓荒者的文化飞地，提供了永州摩崖石刻群的主观能动的创造者他们是以贬谪、外任、蒙赦、满秩等原因行驶在潇湘水道上，从唐宋至于明清历经千年不绝的庞大中原文人群体。8永州的碑刻，除祁阳浯溪外，以江华、道州、零陵最为集中。江华为潇水第一站，船只来往停泊、士子休息暂宿，自然先集于此。元结开创的阳华岩飞地，因为南北往来经过此处的文人士子们源源不绝
16、的题名刻石而更加壮大，这才形成了今日江华石刻群的规模。潇湘水道上的摩崖题记都是如此，通过中原文人群体层层重叠、持续不断的开拓，完成了由文化飞地到文化地标的飞跃。 湖南通志引天下金石志云：“唐宋名贤题识甚多在永州府。”每一次中原朝廷政治气候的改变都会导致不同类别官员的贬谪或升迁，潇湘水道上的永州地区，自然保存了“甚多”的唐宋官员的题识，当然不乏忠正耿直而遭陷害排挤的名贤重臣。 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四所录唐人题刻 19 处，包括永州刺史李坦、户部侍郎卢钧、黔州刺史马植、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前广州刺史李行修、掌书记施肱、巡官李党等人。 唐代人的题刻以祁阳浯溪最为集中，这既契合了浯溪石刻儒家精神的飞地意
17、义，也表明浯溪石刻最先成为文化地标。宋代的浯溪依然是重要的碑刻集中地，桂多荪浯溪志指出现存已确认的宋碑数量为 110方，不包含历代金石所录而今石上不见的失碑 B16。李花蕾依据宋代至民国的金石著录和方志文献，列出唐宋永州摩崖石刻编年表，列唐宋永州石刻（题名和题诗）共计 580 方，其中宋代 540 方。宋刻的分布地点及数目如下：零陵碑刻共计 228 方，题名 141 方。浯溪碑刻共计 166方，题名 91 方。东安碑刻共计 60 方，题名 36 方。江华碑刻共计 55 方，题名 27 方。可见，宋人已经基本完成了零陵、东安、江华等潇湘水道重9要站点上石刻文化地标的塑造，基本形成了今天石刻景点的
18、格局。 文化地标的形成离不开名臣贤士，但完成这一文化飞跃的功绩在于整个文人群体。从上面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题名现象的存在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题名刻石的数量大大超过了题诗的数量。金石著录者所认为的无名之辈的内容简单的题名，或是经久自然剥落掉的题名，使得数据上的推断尚属保守。 金石萃编录澹山岩石刻云“澹山岩题名六十段” （卷一三三“题名” ） 、 “诗刻二十四段” （卷一三五“诗刻” ） ，黄庭坚“永州澹岩天下稀”的好句无法改变以题名为主的现象，题名才是构成庞大的石刻规模的主要活动。进一步说，群体凿刻的意义在于纪录本身，而非纪录中的精华；凿刻群体的意义大于名人名臣本身。以整体的视野来审视这种集体题刻
19、行为，必须要对所有的题刻者等量齐观，因为全部的中原文人群体才是缔造永州石刻群的真正力量。一种受冥冥驱使的前赴后继的凿刻行为，在永州的潇湘水道延续了上千年，这足以让人震撼。 三、文化记忆：永州石刻所蕴含的文化感召 元结、柳宗元等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文化活动给人烟稀少文化蛮荒的永州地区植入了中原士大夫的情结和人格魅力。一方面，这种情结包含了失意文人寓情山水、吟咏自然的生活意趣；另一方面，士大夫的人格魅力中凸显了儒家的人生信条和精神上的卓然独立。这在贬谪外放文人的诗文中都可以得到印证。而后来流落至此的中原士大夫（元结在浯溪的碑文中处处强调其“河南人”的身份） ，自然会在命运遭遇方面与前代流落至
20、此的文人做一番联系，对前人产生文化上的亲切感，并且在文化活动中无意识地重复或有意识地仿效前人。这种个人的亲切10感在无数流落文人的身上叠加，便体现为中原文化对这一流落群体的感召力。作为南北往返必经之路的潇湘水道，文化地标便成为最重要的精神向往之地。文人士子的亲切感固定在了潇湘水道上的永州石刻上，永州石刻也凝聚了越来越多的旅行印记，石刻的精神力量逐渐大于文化地标的意义。这样永州石刻的文化感召意义就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对中原文人群体的认同感驱使着后来的文人进行持续的观摩和追刻，即使在永州山川完全融入汉文化的明清时代，追怀题刻的热情依然丝毫不减。 宋人对永州石刻群的文化记忆已经有了自觉的领悟， “漫郎
21、好事破天荒，此意吾侪当陆续”B17。唐宋以来流落至此或旅行经此的中原文化人，以相似的个人遭遇客观形成了一个时间跨度极大的群体，正是这个群体，以自发的持续性的题刻，赋予了永州石刻无比宏伟的文化记忆。潇湘水道上的摩崖石刻涵括千年，迎送万里，文人群体以相似的命运遭遇，在连续数月的苍茫水道上航行，阅读并接受着沿途石壁上的记录，受到前人题刻的精神感召，将自己的旅行记忆也刻镂其旁。这样，山川成为一个载体，一种代表着这一群体的文化记忆就逐渐形成了。 更重要的是，文化记忆使得不同时代的文人群体得到命运的共鸣，这种记忆可以使水道上来往的旅者们不被时空隔绝而惺惺相惜，并且可以使他们和前代的文人题刻进行追怀式的交流。 “洞古依禅刹，碑残纪昔贤”B18，潇湘水道上南北行旅的每一个重要站点，凭借天成的石壁或岩洞，面对山川榛莽的水道上无数前人的摩崖题刻，任何一个流落至此的读书人，内心的情感激荡都是巨大的：或追怀曾经过往的前辈同辈，或感念自身的遭逢，或刻下自己的行程供后人追忆，或思索推行王化，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