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文革”前新民晚报的上下级关系1960 年夏，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新民晚报工作，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在老社长赵超构和总编辑束纫秋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教诲下，无论是新闻业务还是做人道理方面，都受益匪浅。如今，除了张林岚和王玲两位还健在（他们都已年届九十）外，其余都早已作古。每当回忆往事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杂文家赵超构点评笔名 1957 年政治风云之后，上海市委在新民晚报成立党组，任束纫秋为党组书记、总编辑。赵超构为社长，但他很自觉，上午来报社写一篇他的专栏杂文以后，百事不管。中午到报社一些部门串串门，聊聊天。看好当天的大样以后，到城隍庙喝茶，或直接回家，基本谢绝参加社会活动。报社的
2、日常工作及报纸版面全部由束纫秋负责。 有一天中午， “老将” （全报社上下所有人都这样叫赵超构）到三楼文艺部来。因为中午要看报纸大样，编辑部各办公室的人都习惯在等候。见到“老将”到来，大家都热情相迎，可赵老直接走到我的身边，我很吃惊。他笑嘻嘻地用一口浓重的温州话（他是浙江瑞安人，属温州市）对我说：“杨永无义啊！你们几个人的笔名为什么都这么怪？省掉一个字却把最重要的丢掉了！”文艺部的同仁都很疑惑，不知他说的是哪几个人。见到大家不解，他更是慢条斯理地说出来。原来，经济部的资深记者丁贤才的笔名丁贤，少一个“才”字；农村部的资深记者何尧德笔2名何尧，又少了一个“德”字；我这个小青年，却又把一个“义”字
3、去掉，岂不怪哉？他这一说，大家恍然大悟，一阵大笑。 “老将”继续说：“你们看，贤、德、义多好啊！为什么都丢掉呢？” 其实，我的笔名是张林岚起的，另两位的笔名也纯属巧合，没想到被“老将”发现，并从杂文家的角度加以总结、拔高。此事很快在报社上下传开了，也说明老将看报纸很认真，很细心。此后不久，我们三个人的笔名也很快换掉了。 张林岚亲自为部下改稿 张林岚是编委，又是民盟新民支部的主任委员，但不兼具体职务。老束要他负责文艺、体育、美术等部门，他很为难。老束非常欢喜体育，体育版也是晚报的一大特色，老束经常去发号施令，张林岚当然从不过问。美术部由著名漫画家乐小英负责，他更不去了。所以张整天呆在文艺部，而文
4、艺部由李仲源（中原）负责，张基本不插手。张林岚为人正派，知识渊博，文笔流畅，作品颇多，但他丝毫没有架子。这就使我有“机”可乘，我真心实意向他求教和汇报。稿子写好后又请他修改。他也很乐意给我出主意，我俩“情投意合” ，关系融洽，我把他当作家庭教师，甚至笔名都是他起的。 有一次，意外发生了，我写了一篇上海市里的文艺汇演稿件，照例请张林岚修改。他看了两遍后，面色凝重地对我说：“你这篇报道分量不足， 肉头不厚，内容比较空，我估计你采访不深入。 ”这是他第一次对我严厉批评，而且切中要害。确实他批评得对。当时我精神状态不好，工作不得力，于是当天下午又出去补充采访，很晚才回报社，连夜3赶写稿件。第二天一早就
5、再请他修改审阅，看了稿子后，张林岚很吃惊，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内容完全两样？”我如实向他汇报，他立马站起来，在我肩膀上连拍几下，什么话也没说，立刻修改我的稿件，并且很快通过。他亲手交给中原，请他发排，当天见报。 我流下了热泪，我又想起唐诗名句：此时无声胜有声！新民晚报复刊后，张林岚加入共产党，并提升为副总编辑，现身体不错，已 90 多岁了，不时有作品问世。 让我终身难忘的是老束对我的一次批评。 上世纪 60 年代初，全国经济困难，晚报更不用说。天冷，大家都要写稿、编稿，怎么办？后勤部门想方设法在办公室装火炉。有一天轮到文艺部安装了。那天，我要赶写一篇稿件，可办公室里叮叮当当地敲打，怎
6、么写？我转来转去没找到地方，忽然看到“老将”的办公桌阳光照射，他又没来，我就在他桌上坐下来写稿。不久，老束进来了（他和“老将”面对面座位） ，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怎么坐在老将的位子上？你想想看， 老将来了看到你在写稿，他能进来吗？”我哑口无言，赶快跑出去。 事后不久，在一次党小组会上，老束又提起此事（老束和我一个党小组） ，继续批评我。党小组会快结束时，老束忽然对主持会议的钱章表说：“章表，我有一个建议：你不要再担任党小组长了，你和中原把文艺部的业务搞搞好。我提议党小组长由阿杨担任。 ”党组书记总编辑这样说了，谁还会有意见？大家鼓掌通过。从此，我成为党小组长，一直到“文革”爆发。 4钱章表，笔
7、名钱江，文艺部副主任，对我帮助也很大。可惜他英年早逝，不到 60 岁就因病去世了。 我的顶头上司李仲源（中原）对我的帮助、教诲贯穿在整个工作中。在去年世纪杂志发表我的两篇文章（第 2 期的关于淮剧界三次大会串的一点补充和第 6 期的我和“小萝卜头”家人的交往 ）中已多次提到，这里不再重复。 贴心的党总支书记王玲 这里要说到对我关怀备至的人事科长兼机关党总支书记的王玲女士。她是离休干部，为人真诚，帮助人不动声色。我家属子女在外地，经济比较困难，每逢春节，她都想方设法帮助我。特别是 1974 年，为家庭团聚，我决定调到外地去。她专门找我谈心，在“文革”后期，晚报人员四分五散。可王玲很细心，联络了
8、28 个人凑钱给我买了一套家具，通知我到晚报的临时办公地（上海科技出版社二楼的一个房间）见面，对我说：“本来想请你吃顿饭，既欢送你，老同事们又见见面。但我考虑再三，还是买一套家具送你更实惠。不过，欢送会照样开，放在杨志诚家里，不花钱，老同事们又相聚。你看好吗？”我还能说什么呢？王玲考虑得如此周到，真可谓情真意切，我眼泪夺眶而出。 不几天，我离沪出发了。又是王玲通知了 33 位老同事，在十六铺码头欢送我。当时，老束已经解放，恢复工作，并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负责人。他特地送给我一盒由中国十大名酒做馅的点心，请王玲在十六铺码头交给我，并留一便笺，写着：他因出版社开会，不能来送我，祝我一路平安。同事们当场看到，都说老束这份礼物非常珍贵，我十分感5动。 这天是 1974 年 8 月 3 日，我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在新民晚报十多年，经历了风风雨雨，特别是“文革”的动乱，但我对老领导的教诲终身不忘。他们教我业务，教我做人，培育我成长。如今我已是 77 岁的白发老人，1987 年重返上海，有了高级职称，有了第三代。全家十一口人，六个大学生，孙子还在美国读大学四年级了，儿子是国家正处级干部，上海交大硕士学历。全家和和美美，沐浴在党的阳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