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社会活力构成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国道路，学界争论了很久，其究竟是一条什么道路呢？ 至今没有直接界定，而是通过与另两条道路老路与邪路界限的划分，让人们大致了解是一条什么道路。老路和邪路是清楚的。老路当然是极左的道路，主要以“文革”为代表；极右的道路，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那是邪路。在以往的历程中，将老路和邪路都刻画出来了，其中有令人深省的沉痛教训。借此，中国积累了要走正路的愿望。 正路是什么？正式的表述就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按照现代政治理论的规范表述，这条道路，在经济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而在政治上，必定就是一条“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道路，这是毫无疑
2、问的。 “中国特色” ，强调的是国家处境的特殊性，后面的实质性规定，凸显的是中国皈依现代正见的构成特点。中国更愿意突出国家特色，但无论我们怎么样强调将来要走的道路的特殊性，有几个关乎现代发展的核心问题必须要解决，绝对绕不过去。 第一，不能回避建立国家现代结构的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把国家建设提到很高的地步。但是有个基本问题，就是现代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建设不是一回事情。最简单的区分是，国家建构是为国家搭建起一个基本框架，保证国家具有长期稳定的制度建制。而国家治理，是在这个基本框架内如何有效运作的方式。中国国家建构的最大问题是，国家基2本
3、权力没有很好的安顿，国家权力机构重复建设。中共三任总书记都特别强调法治，尤其是近两任总书记，更是明确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在宪法之下活动。这也是宪法的明文规定。 在国家治理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再延续革命化的国家结构，这样会使得整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发生紊乱，造成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结构的权能和责任分不清楚。大家展开工作，都只有一个道德上的总体原则为人民服务，你也为人民服务，他也为人民服务，我也为人民服务，但最后大家怎么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解决不了。建国六十五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不是你要不要为人民服务，而是你怎么为人民服务，各个职能部门为人民服务需要承担哪些责任，你的机构责任和你的岗位责
4、任究竟是什么，我们一直没有联系岗位和职业进行清晰的划分，结果为人民服务一直落不到实处。更关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主体也没有凸显出来。所以哪里都是在吼道德口号，但是道德口号不解决实质性问题。建国六十五年、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国家一直在演进，后来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分工与合作体系已经高度复杂化了，但我们用简单的道德原则去解决问题的思路纹丝未动。其实，公民们早已按业缘、地缘、趣缘高度分化、高度组织、高度流变，但国家一直用一个道德原则，应付这么复杂的社会，社会不出问题才怪。 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认为，要真正使中国未来继续健康地走在一个维持百分之七八增长率的、迅速发展的健康道路上，先要释放社会。首先
5、，需要腾出社会空间，国家的事务归国家管，社会的事务归社会管。怎么腾出社会空间呢？我觉得需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一3定要按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在总体的国家治理的地盘上划出三块空间，第一块是国家按公权公法来管理，真正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近三任总书记特别强调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宪法之下活动的原则加以管理。国家依照公权公法这样的运行结构，落到法治平台上。否则民主和法治就只是我们的道德呼吁。其次，一定要腾出一个市场地盘，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强调这一点，应该说是一个亮点。这次全会在原则规划上确立起了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的信条。原则上刻画是非常好的，但目前只提出了一个混合制应对实施需要。谁混合谁，私产与国有
6、各占多大比例，公司治理制度如何确立，也就是公司的决策制度，一定要清晰明确地加以规定才行。再次，要腾出社会的地盘。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是社会的天然成员。党政机构的成员，在八小时以内行使党政权力，八小时以外都是社会的成员。不仅非党政机关的社会成员需要组织起来，即使是党政机构的成员，也要组织起来，也要成为有社会权利的工作者。目前，党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及其机构的使命特征，就是认定管理国家的职责，似乎 24 小时都是行使党和国家权力的人，这简直是个天大的误会。不管你职位多高，一旦下班，都必须遵守哪怕是一个小警察的按章管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政党和国家机构的运作规则就是“县官不如现管” ，按章管理，人人服
7、从，没有例外。但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把党和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社会和国家职能分清，几乎从不认为他们是社会成员。在 8 小时之外，他们似乎仍然是手握特权的党政官员，不受一般法规和管理规则的制约。显然，需要以明确的界限划分，将社会权力的空间腾出来，将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利有效划分，将政党和国家机构的成员4组织起来，让他们合法成立高级公务员协会、中级公务员协会、基层公务员协会，依法保障自己的权利。权力安全了，社会才安全，进而公民才有法治保障，公民才觉得安全。今天中国一些公民没有安全感，重要的是，官员也都不安全，权力的不安全会直接导致权利的不安全。 当前中国，权力部门之外的社会，虽然已经高度分化，但却没有组
8、织起来，这会成为社会紊乱的肇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将农会撤销了，把工会、青年团、妇联归属于党政部门之下，作为附属组织，以为这样就完全将整个社会管理起来了，社会就不至于紊乱、溃散和动荡。但是这样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政党和国家权力部门管理社会的成本大大提高。因为缺乏社会组织来管理分散的成员，管理者不得不一个个地应对公民诉求，无法有效借重社会组织的中介力量。今天中国的各级党政机构，都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政府一直走靠管理突发性事件来管理社会的路子，偶发性的公众事件一出来，往往依循法不责众的传统规则，不能有效处理社会诉求，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这样是无法理性区分是非、善恶的。譬如这个社会什么利益
9、该谁收益，什么代价该谁偿付，富人究竟应该怎么纳税，穷人究竟应当如何获益，都搞不清楚。人们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有便宜不占是傻瓜”的趋同心理。因此，整个社会成员缺乏获得利益的冗余性和羞耻感。所以，深圳引进杰出人才，赫然将 4 岁幼童忝列其间，还有人开着宝马车，去购买保障房。社会成员为什么会如此这般，说到底是散沙般的社会，只能是一个有利就图的社会，是非善恶反而无益约束成员的行动。清理出国家、社会、市场各自的地盘，各按公权公法、社会自治和价格机制来治5理，国家总体上又运行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第二，必须解决社会治理的问题。本世纪初期，国人就知道，社会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成几何级数增长。是
10、国家不想将社会治理得井然有序吗？或者是社会成员乐意生活在一个乱糟糟的状态中？显然都不是。国家那么想治理社会，社会成员那么想安心舒心和放心，但社会怎么就治理不了呢？中国的国家能力超乎想象的“强大” ，但国家能力在管理社会的时候，其能力衰变却惊人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造成这一悖谬状态的原因，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就是社会信息的扭曲，这是中国社会管理最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国家治理社会的时候，社会信息扭曲是最大的问题呢？原因在于，社会没有归位，国家无从得知确切的社会信息，因此只好以己度人，管理绩效自然是低而又低了。所谓社会没有归位，就是社会成员没有归属于各自应当归属的组织，表面上可以让其归属的组织又发挥不了
11、相应的归属作用，结果社会显得失重。一个悬浮的社会，当然是一个管理不好的对象。 我觉得，现在是激活我们已有的社会组织的时候了。简而言之，归属于社会与市场的组织各还其组织性。一方面，商会的归商会，使市场治理的信息不至于扭曲。中国经济疾速增长这么多年，但连中央政府都不相信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GDP 的增长率，说是 7.8%、7.5%，人们都将信将疑。原因在哪里？市场的权利没有归属于市场，信息的失真无法解决。没有社会组织的统计，仅有国家权力部门的统计，统计的政治性压倒数据的客观性，结果往往统计出个人人怀疑的数据来。实际上，当释放了市场空间，让商会成为组织市场活动的组织形式，即使是数据不6好看，但市场空
12、间的组织程度必然会有效提高，绩效自然也就处于一个正增长的状态。 另一方面，社会的归社会，使社会可以平静下来。社会应当按照业缘、地缘与趣缘等机缘高度组织起来，这是与国家权力相对而在的“社会”本来的含义。今天中国的各种协会，组织原则、权力安排、行动方式、效益凸显，都成问题。尤其是遍布全国的各种学会，几乎成为党政权力的依附性机构，国家级协会、学会基本上是副部长及以上级别的退休人员当会长，变成自己的退休俱乐部；省级协会、学会的会长基本是退休的厅长、副厅长掌舵，发挥不了组织社会的作用。大多这样的组织，除开理事以上的成员，几乎没有参与活动的一般成员，其组织相关成员自治的作用，几乎不存在。这方面美国提供了有
13、效的组织经验。很简单，就是协会（association）的归协会，学会（academy）的归学会，以成员认同的高度自治章程开展活动，使之有效组织相关成员，展开相关组织活动。前者，一般是政党与政府部门从业人员组成的，但不按照权力原则运转，而按照权利原则运行。后者，一般是学术研究人员组成的，按照平等自治的原则运作。学会就是专属于学者的组织，学者们在其中发表意见、展开合作，构成相关的专业团体。这些团体，依照轮流坐庄的原则，执掌协会或学会的权力，但时间不长、位置不专，会员都可以行使这些权力，不至于成为某些特权会员的隶属性办事机构。协会与学会都不具有支配成员的权力，因此会长也只能是一个服务于成员的角色，
14、而不是压制或管理成员的权势人物。 第三，简单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以社会治理来激活国家能量。首7先，当下对中国道路的探究，不能单纯依靠国家领导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概念一出来，我就特别强调，它应是个社会竞争性的设计，而不是权力专属性的设计。每个公民，都可以对国家进行顶层设计，这就需要充分释放社会活力，否则，中国道路的设想，就只能是高层人士的封闭性权力，其想象空间较小，影响力受限，而有效性令人忧虑。 其次，促使社会创新机制的形成。就未来三十年讲，中国是否可持续发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一定要使普通公民和社会组织自由地进行技术创新、社会创新和治理创新，这样才能够使社会出现轻快活泼
15、、致力创新的氛围，从而使一个有效发展的政策或者想法，发挥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上世纪 80年代的改革，由于激发了社会活力，公众对改革的响应超乎想象的热烈。我自己就经历过单位发仅值一元的 10 根冰棍，人们却愿意花 2000 元去买一个冰箱的奇事。这就是邓小平改革厉害的地方， “四两拨千斤” 。而今天花这么大功夫筹划改革，民众的第一反应却是“究竟想干什么”？人人都知道，中国经济生活中有两个 100 万亿，让国家领导人睡不好觉，一是 M2 是 100 万亿，二是居民存款 100 万亿。前者是货币超发问题，弄不好直接引发金融经济危机。后者是民众消费欲望不振，既无投资愿望，也无消费冲动。而上世纪 80 年代“四两拨千斤”的改革，那种旨在释放社会创新能力的改革，应当成为今天筹划深度改革的决策者心仪的事情。 再次，需要大大提升社会竞争力，借此明显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在这个时候，国家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刺激社会公众的热情，激发公众的8创新欲望、奖掖公民的创新成果，从而将一个只想挣快钱的社会，塑造为由创新带动的活力社会。这样，中国才能够解决以社会治理凸显中国道路的问题，进而以良好的社会治理，再次激活整个国家的发展活力，为中国有一个三十年的发展奠定雄厚基础。就此而言，社会活力构成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