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与通货膨胀容忍度摘要： 针对我国通货膨胀应否“扩容”的热议，笔者基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门限效应自回归模型和我国1978 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估算了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实证结果支持适度提高我国的通货膨胀容忍度。在短期内以“稳增长”为政策取向时，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为 4.455%；在中长期内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政策取向时，3.741%可视为中长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这一结果为政府设定通货膨胀调控警戒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 关键词：通货膨胀容忍度；门限自回归；经济运行效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L
2、04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YJC790205）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S2011040000414） 。 作者简介：吴海民（1976-） ，男，湖南新化人，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运行效率研究；王建军（1966-） ，男，河南南阳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4-0128-06 收稿日期：2012-07-01 继通货膨胀目标和最优通货膨胀率之后，通货膨胀容忍度正成为学术界自“弗里德曼与菲尔普斯争论”以来重新关注的又一焦点。20
3、10 年10 月，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把 3%作为我国通货膨胀警戒线会给经济带来很多问题，4.5%的通胀警戒线是社会可以承受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学界、政界以及民间对应否提高我国通货膨胀容忍度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一般而言，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阶段，存在一个合理的通货膨胀率波动区间，即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区间。问题是，一旦通货膨胀超出事先设定的目标警戒线，其最大的容忍边界究竟为多少才合适？如何科学合理地界定我国的通货膨胀容忍度？本文基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门限效应模型和我国 1978 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估计出了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从而为政府设定通货膨胀调控警戒线提
4、供了一个新的参考。 一、文献综述 1.支持通胀“扩容”的政策空间论 目前，不少学者从我国宏观调控的现实需要出发，主张提高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其核心理由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政策空间论” 。李冀申（2011）认为，适度提高通胀目标可以减少频繁的目标偏离，增强中央银行的公信力，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更好地引导和管理通胀预期。厉以宁（2010）认为， 根据国际经验，经济增长越快，通货膨胀就会越高。中国这样经济增速较快的国家，应当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2010）指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为要素价格改革留出空间，从而需要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李斌（2011）利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对提
5、高通胀容忍度做了分析，认为非贸易品价格上涨是低生产率部门分享经济高增长收益的重要途径，因而有必要对 B-S 效应下的通胀提高一定的容忍度。黄石松（2011）权衡了通胀与汇率平稳升值的利弊之后指出，为了给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留出操作空间，宜适度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要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与外贸的依存度，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体制改革和转型升级留出一定的政策空间。 2.反对通胀“扩容”的经济损害论 针对提高我国通胀容忍度的观点，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和批评，其核心理由可以概括为“经济损害论” 。学者叶檀（2010）认为，我国现在发布的 CPI 数据存在
6、系统性低估，用低估的 CPI 来证明应该提高通胀容忍度是不科学的；除非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容忍通胀的共识，否则中国独自提高 CPI 水平就是“为国际热钱之渊，驱中国消费之鱼” ，提高通胀容忍度将有损中国经济。此外，提高通胀容忍度将会造成更高的通胀预期，致使货币政策陷入更严重的困境之中，由此导致的长期负利率对经济运行损害巨大。提高通胀容忍度等于让市场投机更加盛行，只会进一步损害我国的实体经济，削弱我国“世界工厂”的竞争地位。 “通胀经济”只能维持中短期的繁荣，从长远来看，它是宏观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 由此可见，目前学术界对应否提高我国通胀容忍度的看法和观点并不一致。究竟应否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其实最
7、关键的是必须首先找到确定通胀容忍度的合理依据，然后才能据以提出最适宜的通货膨胀容忍度。 二、确定通货膨胀容忍度的依据 长期以来，3%的 CPI 涨幅被西方国家认定为通胀的传统警戒线，超出这一容忍度，就得采取货币政策干预。但事实上，如何确定合适的通胀容忍度、特别是转型期国家的通胀容忍度，在理论上并没有标准答案与尺度依据。 1.传统研究方法的经验性依据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5）以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均值作为潜在经济增长率，再根据潜在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 2：1 的比例关系，确定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可容忍区间为 1%5%。张权（2011）利用剔除异常值后的通货膨胀几何平均值来确定通胀率的容忍上限，认为现阶
8、段我国通胀容忍度为 4.87%。王建（2010）则直接以经济增长率作为通货膨胀率的容忍极限，即“通胀容忍度经济增速” ，如果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 10%，则通货膨胀率也能容忍10%的极限。肖耿（2011）参考日本的经验，认为我国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经济增长率的 50%70%是可以容忍的。也有学者认为，决定通胀容忍度的不是贸易数据和经济前景，而是央行的独立性。央行独立性越大，通胀容忍度就越低；反之，越高。 上述方法为我国确定合理的通货膨胀容忍度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和启发，但总体而言，此类研究方法大多以经验法则、现实观察、国别对比、未来预期等作为依据，不仅得出的结论与现实存在一定偏差，而且本身也欠缺理论上
9、的说服力。 2.非线性关系与门限值依据 关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古典经济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两者之间负相关，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两者之间正相关，而货币主义则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理性预期学派认为通货膨胀在被预期到的情形下不会有实际效应，只有未被预期到的通胀变化才会有实际效应。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观点恰恰表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经济运行效率之间并非简单的促进或促退的单一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单调、非线性关系。 Fischer（1993）在研究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时，首次提出通货膨胀非线性的判断。此后，Omay（2010）对通货膨胀门
10、限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当通货膨胀值低于门限值时，它对经济增长、运行效率没有影响；而当通货膨胀值高于门限值时，它会对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Villavicencio（2011）运用面板平滑过渡模型对通货膨胀的非线性效应给予了实证支持。我国学者赵留彦等（2005） 、王少平等（2006）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同样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非线性门限效应的存在，使得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运行效率的影响呈现结构性突变，从而可依据突变拐点所对应的这一门限值来确定通货膨胀的可容忍边界。我们认为，鉴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门限效应模型探索我国的通胀容忍度，是一个较为
11、理想的途径。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1.模型设定 由于一般的线性模型不能反映时间序列的突变现象，因而研究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和运行效率的影响必须从非线性模型着手。目前，有关时间序列的非线性研究方法大致有四类：一是 Tong（1983）提出的 TAR门限自回归模型；二是 ARCH 类模型；三是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四是STAR 平滑转移模型。其中，GARCH 类模型主要侧重波动率的刻画，无法完全捕捉经济动态行为中的结构变化；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只能推断不同区制相互转移的概率，其结果的政策含义非常有限；TAR 模型是STAR 模型的特例，能够刻画时间序列在不同机制（Regime）中呈现的不同动态特征
12、，具有模型设定简便、参数估计有效、具有良好的经济解释意义等优点。TAR 模型作为突变现象的一种描述手段，允许机制变化是内生的，而且机制转换是可观测的；它还将微分方程中的极限环概念引入非线性随机系统，由于门限的控制，保证了模型的稳定性。因此，我们采用 TAR 模型来分别考察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运行效率的非线性门限影响，以此确定通货膨胀的可容忍边界。 2.变量与数据说明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通货膨胀基本上没有大的波动起伏。改革开放后，上世纪 80 年代实行价格双轨制改革，90 年代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大部分商品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定价，物价波动与通货膨胀开始变得较为频繁。因此，
13、我们决定采用 1978 年2010 年间的时序波动数据进行研究。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以经济增长率为因变量的模型 1 中，经计算的通货膨胀率门限值为 4.455。当通货膨胀率小于或等于 4.455%时，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滞后促进效应，当年通货膨胀率每上升 1个百分点，将促使下一年度经济增长率提高 0.549 个百分点；而当通货膨胀率大于 4.455%的门限值时，也即在高通货膨胀的机制 2 下，通胀对经济增长表现出负面促退效应，通货膨胀率每上升 1 个百分点，将促使第二年经济增长降低 0.086 个百分点。同理，在以经济运行效率为因变量的模型 2 中，通货膨胀率
14、的门限值下降为 3.741。当通货膨胀率小于或等于 3.741%时，低通胀对经济运行效率表现出正面促进效应，当年通货膨胀率每上升 1 个百分点，将促使下一年度经济运行效率提高 0.005 个单位；而当通货膨胀率大于 3.741%的门限值时，也即在高通胀的机制 2下，通胀对经济运行效率表现出反向抑制效应，通货膨胀率每上升 1 个百分点，将使第二年经济运行效率降低 0.001 个单位。模型各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确实存在方向相反的结构突变。 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短期内“稳增长”仍然是宏观调控的主旋律，政策取向上倾向于利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因
15、而该突变点对应的门限值 4.455 可视为近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超过该值可以启动反通胀的政策调控。从转变发展方式的角度来看，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追求将置于更优先的政策选项序列中，因此模型 2 中突变点所对应的门限值 3.741 可视为长期内我国通胀的容忍边界。郑秉文（2011）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市场驱动”的第一阶段 （1978 年2000 年） 、 “要素驱动”的第二阶段 （2001年2009 年） 、 “效率驱动”的第三阶段（2010 年“十四五”规划）以及“创新驱动”的第四阶段（“十四五”规划之后） 。从“十二五”到“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实现经济发展从
16、“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从“高增长”向“高效率”转变，除了改善投入产出比、提高投资报酬率、提升经济竞争力、获取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外，我们同时还应在宏观政策上合理调控我国的通胀水平，尽可能将其控制在 3.741%以内的适度水平。 五、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基于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运行效率的非线性门限影响机制和影响效应，利用门限自回归 TAR模型所测算的门限值来确定通货膨胀的可容忍边界，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是完全可行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短期内以“稳增长”为政策取向时，4.455%的门限值可视为近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在长期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政策
17、取向时，3.741%的门限值可视为长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当实际通货膨胀超越控制目标区间并接近上述容忍上限时，应启动相应的紧缩措施，以降低实际通货膨胀率。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适度提高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 由于当前推高我国 CPI 指数的系统性因素无法在短期内改变，通货膨胀走势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劳动力短缺推动工资持续增长，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服务业以及资源性产品价格仍存在趋势性上涨动力，加上国际输入性因素和结构因素的叠加，物价持续上行的压力更大，客观上对通货膨胀要求有更高的容忍度。我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短期还
18、是长期，相对于 3%的传统警戒线或 4%的调控目标线，实证结果都支持适度上调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近期内，可以将通胀容忍度调高至 4.455%，货币政策可以参考 4.455%的警戒线相机行动，只要物价涨幅低于 4.455%的容忍限度，就无需采取价格干预措施；长期内，考虑到转变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确保经济平稳良性运行的政策目标，通货膨胀容忍度应逐渐下降到 3.741%左右。 2.通货膨胀容忍度宜实行地域差别化管理 受区域梯度发展阶段的制约，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历来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态势。 2012 年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天津等沿海省市开始下调 GDP 增长
19、速度，以往备受关注的GDP 增长目标正在逐步淡化，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型发展阶段已经过去，平稳增长的质量型发展阶段开始进入常态，转型升级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成为这些地区当前发展的主旋律；而贵州、陕西、西藏等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省份依然保持较高的 GDP 增长目标， “扩规模、上总量”仍是其发展的第一要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也相应不同，因此，通货膨胀容忍度也应实行地域差别化管理。以增长为目标的中西部地区，可以适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至 4.455%的水平；而以转型和效率为目标的沿海地区，可以适度降低通货膨胀容忍度至 3.741%的水平。我们认为，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选择相应的通
20、货膨胀容忍度，较之全国实施“大一统”的通胀管理目标，可能更符合现阶段的国情。 3.做好货币供给的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工作 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宽松。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面临结构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要保持适度的流动性，以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缓解净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冲击，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稳增长”的短期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控信贷投放，控制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实现转方式、调结构的长期目标。为此，必须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和节奏，注重规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在适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的前提下，仍然要做好货币供给的总量控制工作，通过优化信贷结构，确保实体经济的健康
21、运行。从长远来看，在不宜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追求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是要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上下功夫。4.妥善解决通胀“扩容”带来的民生福利损失问题 通货膨胀容忍度提高后，当物价在调控目标线和容忍度之间快速上升时，通货膨胀可能对民生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太完善的背景下，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保障措施以消除通胀“扩容”带来的消极影响。首先，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提高社会对通胀“扩容”的承受力度。考虑到目前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企的现实，直接提高工资水平势必会增加企业经营负担，而在现有基础上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则可增加全体居民尤其是工薪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因此，结构性减税是增收的首选措施。其次，要通过补贴等财政政策更多地让利于民。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可能造成生活必需品价格进一步上涨。为此，对中低收入群体和困难家庭，要建立和完善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做好水、电、煤气等基本民生用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