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我的小学和初中学校生活2013 年 2 月 5 日，我最敬重的小学老师熊绮淑去世了。每想起熊老师，我就想起自己从农村走进城市的经历。 1959 年八月十五前，我由山西老家迁入贵阳，熊老师和我住在一栋宿舍，那时我只有 12 岁。短短的 1 年时间，在熊老师的帮助下，我完成了由一个农村孩子到城市学生的转变。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只要关心教育的人们，都应该看到当前教育的精英化倾向愈演愈烈。目前推行的重点学校政策，特别是重点中小学的“示范”办学模式，事实上以牺牲大多数学校为代价，集中公共资源并且给予种种特殊政策，让少数学校像采茶叶一样，既“掐”教师之“尖” ，也“掐”学生之“尖”；以牺牲
2、同龄学生中的大多数为代价，让极少数人享受“超优”的教育资源。而这极少数学生，多数来源于有钱或者有权的家庭，从小学甚至幼儿园起就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属于“赢”在了起跑线上的人群。还应该看到，近 30 年来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之所以越来越重，也是由于重点学校的升学率是其他学校的数倍或数十倍，正是这些学校的“示范”作用带来的后果。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现在出现了很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很多工作又找不到合适的人去做的“两难”现象。反思现行重点学校制度的得失，我认为过大于功。 回忆我的小学和初中学习生活，认为那时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对我的2影响，至今印象深刻。 我出生在山西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19
3、55 年上小学时村里公路都不通，距乡政府所在地 11 里山路，村里当时只有 40 余户人家。就读的村小学因为学生少，只一个教室，一个老师教四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五个学生，基本上是一个年级坐一张长桌子，老师讲完一个年级的课安排作业后，再给另一个年级讲课，如此循环上课。体育课是四个年级集体上。村里给学校一块地，老师带着我们春种秋收，也参加了不少劳动，学到不少知识。尽管学习生活很艰苦，但春天的野花、夏天的麦香、秋天的红果、冬天的白雪，给我的初小四年的学习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我记得当时家里较穷，觉得也没交什么钱就读完了初级小学，完成了我的启蒙教育。 到了 1959 年，我们这个小山村也和全国一样，没吃
4、的。在贵阳工作的大哥去北京开会，看到父母和我都在挨饿，就把我们接到了贵阳。那年我刚好初小毕业，升入高小。我转学到了太慈桥小学读五年级。在太慈桥小学读书给我留下最深刻的记忆有 3 件事：一是体育老师在上课之余，带我们步行去花溪游玩。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一早在学校集合，步行路过皂角井、大水沟、董家堰等地，30 多里路一点都不觉累就到了。进花溪公园后，在一块草地上休息了一会，然后游了花溪公园，这是我第一次游花溪公园。二是由于我刚从农村到城市读小学，老师讲的贵阳话有些我听不懂，正好学校大队辅导员熊老师的孩子和我是一个年级，住在一起，熊老师还经常提醒女儿帮助我，我在学校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很快适应了城
5、市小学的学习生活。三是在课余时间读了许多长3篇小说，这也为我后来在贵阳学习奠定了基础。我在太慈桥小学只读了1 年，到升六年级时因搬家，转到市东小学。1961 年 7 月小学毕业分到贵阳 18 中，只读了 1 学期，由于离家较远，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即 1962年春天转入贵阳十中。那时老师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严，我们班初一是一（3）班，初二变成二（2）班，初三为三（1）班，这也说明我们当时读书时留级生很多，每升一级，就有一个多班级的同学留级或离校了。 记得那时学校的学习生活很丰富，除了每天正常上课外，每星期有半天的劳动课，主要是给位于大转弯的农场送肥料。农场距学校 6 公里多，到送肥时，我们先准备好肥
6、料，然后两人抬着肥料送到贵阳十中农场，往返 12 公里，这个制度学校一直坚持了很多年。再就是给学校食堂喂的猪打猪草，如果遇到食堂需要猪草，就不送肥了，这半天就打猪草。另外就是夏天的“双抢”和秋天的“秋收” ，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到郊区农村参加 1 周左右的生产劳动，住在农民家里，自己做饭吃。学习生活中，同学之间的交往也很多，主要有 4 种：一是自习小组，老师把住得较近的同学组成自习小组，课后在一起做作业，复习和预习功课，讨论疑难习题，不仅解决了学习上的难题，也增加了同学之间的友谊。二是在班上建立团支部，争取加入共青团的同学很多，在争取加入共青团的过程中，很多同学和同学相互交流思想，有的还给老师和团
7、支部负责人写思想汇报，互相之间坦诚相见，互相启发帮助，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教育方式。三是帮助有困难的同学，不管是同学家里有了困难和自己学习、生活上有了困难，知道的同学们都尽其所能，能帮多少就尽力帮多少。四是既当学生又当小先生。当时学4生会和团总支号召，高年级的学生干部和优等生到低年级的班级当辅导员，和低年级的同学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由于我当时的学习成绩较好，又担任学校团总支委员和班团支部书记，经常组织这种活动。至今仍常来常往的不少朋友，都是那时当辅导员时结识的。 这些活动不仅没有影响学习，而且还促进了学习。初中毕业时，四川省邮电学校在考试之前就找我谈话，建议我填报
8、他们学校。但是学校决定留我在学校任团队专职干部，学校教导处黄主任在考前也找我谈话，如果我服从学校的安排，就不要参加升学考试了。我们的考场设在当时的贵阳女中，我考了一科语文后，心里想，既然学校工作需要我，我就服从组织的安排吧，于是我就放弃了升学考试。不久后，我父母先后返乡，大哥一家也从贵州调四川工作，这时我才悟到大哥希望我读四川邮电学校的深意。后来才知道，1964 年贵阳市教育局在中学生中选聘了 8名分配在一些中学担任团委书记，其中初中生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的优秀学生。 参加工作后，紧接着就是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现在思考，我这一生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最有效的就是贵阳两年
9、的高小和 3年的初中教育，这奠定了我一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当时用我学过的知识来思考自己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心中产生很多疑问，也给一些朋友交流过，但这些言论和行为当时被视为反革命言论，给我带来灭顶之灾。21 岁的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 1968 年 7 月 7 日的红卫兵报（由贵州省红代会常设委员会主办） ，根据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学校工作领导小组 1968 年 6 月 26 日第 12 期学校工作简报以贵阳十中在前5进为题，刊发一整版报道，题目为贵阳十中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在这篇报道中，有很长一段讲到我的“罪行” 。现摘录如下： “梁 XX 究竟是什么货色呢？梁 XX，是运动
10、初期的黑干将，旧文革副主任；就是他伙同走资派、工作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 、 “牛鬼蛇神” 。 就是他，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是“转圈子” 、 “三部曲” 。 就是他，在一月革命风暴中疯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叫嚣“夺权夺错了” ， “夺权无效” 。 就是他，在革命派实现大联合后纠结保守势力进行第一次反夺权。 就是他，在“四一一”出现以后，配合“四一一”攻击红色政权，又纠集保守势力进行第二次反夺权。 就是他，在两次反夺权失败后，逃跑一百一十二天，总结失败的“教训” ，又重新组织保守势力，妄图第三次反夺权。 就是他，利用校革委个别成员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腐蚀拉拢，拉出来，打
11、进去，企图分裂革委会，分裂革命队伍。 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一照，这个跳梁小丑原形毕露，十中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心明眼亮，当机立断，在梁 XX 第三次反夺权尚未得逞之时，就把他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 这段话，当时是我的“罪状” ，因这些“罪状” ，我被开除工作籍，每月只发 10 元钱的生活费，关入学校设的“牛棚” ，并反复批斗。现在6看来，这也可以证明我的 5 年书没有白读，具有当时学校教育培养的一点基本的识别能力。这种识别能力很多人都有，但都选择了沉默，我却把它说出来了，因此，被视为另类。 回忆这点经历是想说明，我并没有读过重点学校，却接受了当时许多真诚的
12、知识分子我的老师们对我进行的负责的、有效的知识教育和做人教育。现在才懂得，决定教育品质的关键人物是教师。我当时之所以能受到好的教育，是因为我幸运，碰到了才能胜任、德能感人的好老师。俗话说：“师傅引进门，学艺靠各人” ，有好老师是最重要的。 用这段经历来反思当今的教育制度，我很忧虑。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大报告把优先发展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任务，同时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并把教育问题列为改善民生与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我深刻体会到，教师是制约教育质量的最关键因素。如果不能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让教师真正拥有职业的尊严和幸福；如果不尽快改变城市和乡村、重点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现状，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 “学有所教”就不能落到实处。 （作者系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