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值得永远干下去的职业一 1923 年的春天，我的爷爷叶圣陶经朱经农先生介绍进商务印书馆工作，正式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那年他 29 岁。 1982 年，爷爷为刚刚创刊的出版史料写了一篇题为我和商务印书馆的文章。人们常常引用的爷爷说的“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我当过教员，又当过编辑，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多得多”那句话，就写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在这篇文章中，爷爷说，自己的编辑工作是进了商务印书馆才学的。记得第一次校对，校样上漏了一大段竟没有发现，被一位专职校对看出来，把校样退给了他，他才知道编辑不好当，丝毫马虎不得，必须认认真真地一边干一边学。接下来他简要地回忆了一下自己在商务印书馆的
2、8 年里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时间在国文部编辑中学生的国文课本和国学丛书，代郑振铎先生编过一段小说月报 ，又和金仲华先生一起编过一段妇女杂志 。 1930 年，爷爷应外公夏?尊的邀请，离开商务印书馆，转到开明书店做编辑，一干就是 20 年。 1950 年年底，爷爷被任命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在那里，他负责编辑全国中小学生的统编教材，一直干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爷爷一生的编辑工作，大都和这三个出版社紧紧相连。在爷爷写2我和商务印书馆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已经 88 岁了。他说，现在眼睛坏了，连笔画也分不清了，有时候免不了还要改一些短稿，自己没法看，只能听别人念。在那以后的 6 年
3、间，爷爷就是这样做编辑工作的，直到离开人世。 二 爷爷热爱自己的编辑工作。早在 1947 年，在爷爷听到同业中的人夸他们开明书店办得好，听到读者夸他们开明书店的书出得好的时候，高兴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值得干下去的事业 。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事业的总称叫三百六十行，我们在三百六十行中拣定一行书业，把我们的心力岁月花在上头，而居然得到好评，足见我们拣定这一行是不错的，是值得永远干下去的。他又说，无论干什么事业，最怕没兴致，动手想问题都勉强，全是为了吃饱肚子。干得高兴却完全不同了，在干的本身就有乐趣，不但乐于干，而且觉得非干不可。我们已经到了乐于干，非干不可的地步，这是我们最可以自慰的。从这些话里我
4、们可以体会到，爷爷对自己选择了做编辑这一行非常满意，甚至热爱到了“非干不可”的程度。于是他在这个值得干下去的职业上，兢兢业业地干了 65 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爸爸从小在爷爷身边长大，爷爷的编辑生活他记得一清二楚，在他为爷爷写的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中，记录了爷爷做编辑的一生。 在 1925 年的五卅运动中，为了能对这次爱国运动发表自己的言论，提出自己的主张，在五卅惨案发生的第四天6 月 3 日， 公理日报就创刊了。报纸名义上是“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编” ，参加编辑工3作的主要是爷爷和商务印书馆的一班朋友，其中郑振铎、胡愈之、沈雁冰几位先生出力最多。在“创刊号”的宣言中，报纸对英国提出了六
5、条要求，第一条就是“收回全国英租界” ，还提出要用在全国排斥英货、中国人不为英国人和英国机关服务、不出售物品给英国人等实际行动，来迫使英国接受这些条件。在这次运动中，这样强硬、这样鲜明的态度，别的团体从来没有过。 公理日报的态度激烈，敢说大报不敢说的话，敢登大报不敢登的新闻，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的愤慨，指责了公然冒犯众怒的民族败类，甚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因此“赢得了数万读者的热烈同情” ，影响大大超过了当时的申报 新闻报等大报，在这个反帝爱国的运动中，起到了不同凡响的作用。但是公理日报的本钱是大家凑的，售价便宜，又没有广告收入作补贴，办了几天凑起来的钱就不多了，尽管得到了社
6、会热心人的捐助，维持到二十二期也不得不停刊。其实停刊不只是因为经济问题，印刷厂迫于官方的压力不肯再印，参加对外联合会的十二个团体政治态度越来越不一致，也是使报纸不得不停办的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停刊号”上登了一则本报同人特别启事 ，说：“本报只发行了二十多天，但已赢得了数万读者的热烈同情。我们受到了许多热心民众的鼓励，觉得我们的工作万不能就此终止。所以我们还想继续做大规模的筹备，预备在将来建立中国健全的言论机关的基础，组织大规模的日报，为中国言论界开一个创例。 ”这些话表达了爷爷他们对于报纸的停刊的于心不甘，渴望着有一张属于他们自己的，可以开中国言论自由先河的报纸。爸爸回忆说，五卅运动那年他才
7、七岁，当时那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场面，那满街的4“公理日报 ，一只铜板！”的叫卖声，在他的脑海里留下的印象竟是那样的深。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 1946 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硬面精印的大型画册抗战八年木刻选集 ，爸爸曾详细地记录了画册的诞生。鲁迅先生开启了中国木刻的先河，此后中国的木刻创作日益兴旺。在八年抗战期间，木刻家们不断努力，发表了大批优秀的木刻作品，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决定，9 月 18 日在上海举办“抗战八年木刻”展。7 月 11 日，陈烟桥、李桦两位同志找到爷爷，说想赶在展览开幕前出一本木刻选集，当时爷爷在开明书店主管编辑部的工作。1946 年 7 月，正是“反内战、要民主”的运动处于
8、高潮的时候，爷爷觉得正需要这样的作品来鼓舞人们的斗志，编辑部的同仁们也说，一定要接受出版这本木刻选集。第三天，爷爷就和那两位同志把这件事定下来了。8 月 10 日，画稿集齐了，爷爷开始了木刻选集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出版部也忙起来了，他们不光要安排生产，还要定标图版尺寸，设计封面装帧大家忙了一个多月，这本木刻选集终于在展览会开幕的前四天出版了。如果从稿子集起开始算起，只用了 51 天，进度之快，效率之高，对于当时没有美术编辑、没有自己的印刷厂的开明书店来说，真是难以想象。爷爷在 14 号的日记上写着：“今日一编入手，尚称可观，为之欣慰。 ”当然，可观的不仅是形式，主要在于内容。爷爷在为这本木刻
9、选集写的序言里说：“由于所处的国度和所值的时代，木刻作家与文艺作家一样，一贯表现着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从正面说，一贯表现着争自由的精神。 ”他赞扬了木刻家在抗战八年中所作的努力，说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对于敌人的憎恨，对于受苦5受难者的同感，对于大众生活的体验，对于自由中国的希望。 ” 三 说完了爷爷这两件在编辑工作中的旧事，我想起自己看过的郑振铎先生在编辑是什么？一文中的一段话：“老实说，拿笔杆的人，实在并不曾忘却他们的力量与责任。他们相信，人类社会之需要智慧，也正和他们之需要粮食一样迫切；特别在今日文化落伍，知识未开的中国，拿笔杆的人们的责任，似乎比一切都更重要。为了人类，为了中国，他们都是不能
10、放弃了这些明显的摆放在他们面前的责任的。在这个急骤变动的大时代里，我们的责任是不很轻的。 ” 我想，爷爷正是郑先生笔下的那种“拿笔杆”的人。爷爷从事编辑工作 60 多年，所看重的，所依据的，正是郑先生说的，是他从不曾忘却的力量和责任。爷爷把自己融入了国家和人民之中，他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关，与人民的利益相连。他把自己的责任、自己的热情、自己的爱与憎，自己要与国家和民族生死与共的精神，全都融入了他所热爱的编辑工作。无论是在黑暗的旧社会，他为徘徊在歧路上的青少年编中学生杂志的时候；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年代，他为全国的孩子们编教科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肩负的责任，把这看得比生命都重要。无
11、论什么年代，无论什么时候，爷爷都像一个战士那样，随时准备着冲锋陷阵投入战斗。 我也是个编辑，像爷爷那样做编辑是我一生的追求。从爷爷的身上我感悟到，做编辑所要具备的，绝不只是文字功夫。对于一个编辑来说，小到一个标点、一个词、一句话、一篇文章；大到一本书、一个刊物、一份报纸，编辑时时处处都要想着对读者负责，时时处处都要想着对时6代负责。尽管不同年代，不同时期，编辑所要肩负的责任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郑振铎先生说的：我们的责任是不很轻的。 爷爷说，编辑是值得永远干下去的职业。在爷爷的感召下、带领下，奶奶胡墨林，父亲至善、叔叔至诚，表姐宁宁、堂弟兆言、我、永和和燕燕，还有我们的下一代：侄
12、子叶刚、侄女叶杨、叶子，算下来竟有十几位，都曾经或者正在从事着我们都热爱的编辑工作。在纪念爷爷从事编辑出版工作 90 周年之际，以此来告慰他老人家，如果他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小时候，我天天能看见爷爷戴着老花镜坐在桌前改稿子，常常在饭桌上听到他和爸爸讨论正在修改的文章。好几次，我看见爷爷一早从他的房里出来，走到爸爸的床前，说他昨晚躺在床上想，他们讨论的文章中，有一句话还是换个词儿比较妥当。爸爸一边应着，一边起身来到书桌前，按爷爷的意思把那句话改过来。这看似平常的情景，却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也抹不去，每每想起都会觉得幸福温馨。 2013 年 3 月 25 日 深圳 （作者单位：中国少年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