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黎澍看戚本禹1965 年 5 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革后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通史编写组工作，成为范文澜同志的助手之一。此时，范老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已经出版了四册，范老要求我为他继续编写宋代历史准备资料。1966 年 6 月初，近代史所的部分青年起来“造反” ，自发组成“文革小组” ，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 ，揪斗四位副所长即刘大年、黎澍、李新、张崇山同志。其中黎澍同志最严重的“罪状” ，是肆意攻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戚本禹。按照当时的“极左”思维和逻辑，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文革，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我和近代史所的部分老同志刚从江西丰城县搞“四清”回到北京，
2、很多情况不清楚，也不知道是谁揭发黎澍同志的，也不清楚这条“罪状”的依据。 1968 年年底，上面派来了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久，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后来我被调入本所历史问题专案组，负责审查几位老同志的案件。其中，黎澍同志的专案材料就转到我的手里。前一阵，我因为搬家，整理过去的笔记本，偶然从 1969 年3 月到 8 月的笔记本中，发现了黎澍同志亲笔写的题为关于戚本禹的材料。因为我手里藏有他好几封信的批件及信封，熟悉他的笔迹，虽然这份材料最后没有署名，但判断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加上我还记得文革初期他被揭发“攻击”戚本禹这件事，所以肯定这是他写的。 2在文革中，这种材料被
3、称为“交待材料” 。黎澍同志使用了 1966 年10 月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生产的稿纸，红格，纸较薄，纸质较韧，每页 400 字，用单面的复写纸复写。我手头的这份是复写纸复写的一份，共 5 页。当时应该有一式两到三份，其余几份估计在文革结束后已经销毁了。 今天看来，这份材料还有一定的历史价值。首先，这是黎澍同志的亲笔文书，对研究和编写他的历史是第一手的资料，值得收藏。这份材料显示他为人的正直、真诚，对后进的提携、关爱；又显示他目光敏锐，别具只眼。其次，从文革史的角度看，这是记述戚本禹此人在文革初期，如何从飞黄腾达、一步登天、不可一世到迅速垮台、自食其果的过程，是研究戚本禹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文献。
4、再次，对探讨文革初期中宣部领导人周扬、林涧青等的作为，有一定的价值。第四，对评判这份材料一开始提到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刘大年同志的人品，也有参考价值。从中，后人可以猜测文革初期黎澍同志的这条“罪状”是刘揭发的，这在当时可谓重磅炮弹，足以置人于死地。以下是黎澍同志关于戚本禹的全文。 关于戚本禹 1966 年五月初，戚本禹批判北京日报和前线的文章刚在人民日报登出来，我对刘大年加以评论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看这个人不但是这篇文章写得好，而且会很快上升，不过摔下来也会是很快的。 ”这话总结了我对戚本禹的印象，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是一个相当准确的预言：戚本禹上升了，又摔下来了，时间一共才不过一年零八个3月。
5、我大概可以算得是戚本禹的一个比较早的支持者，他的那篇评李秀成自述是根据我的意见发表的。由于这篇文章的发表，我在 1963 年九月十四日中宣部召集的讨论历史研究编辑工作的会议上受到了周扬的批评。戚本禹对我是感激的。到 1964 年毛主席指示公开讨论李秀成问题的时候，我找戚本禹写文章，他立即把他的第二篇文章如何看待投降变节行为的初稿交给我。他说，他要出差了，全权委托我修改。他对我表示非常信任我修改他的稿子，不论我作什么修改，他都是乐意的。当然，他的稿子最后还是由他自己改定的，我没有替他修改，但是他对我讲的这些话说明当时他同我的关系很不错，至少他还没有把我看作敌人。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各大报都转载
6、了，并且把历史研究在前一年发表的评李秀成自述也转载了。戚本禹成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新出现的人才，紧接着就被调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5 年十二月，中宣部决定组写三篇“重点”文章对吴晗进行批判，指定我负责组写历史人物评价一文。我一时没有想到适当的合作者。林涧青建议找戚本禹，他知道在李秀成问题上，我同戚本禹观点一致，戚本禹是个可以合作的人。他的建议果然得到了我的同意。这篇文章计划分三部分，我写第一部分，李龙牧写第二部分，戚本禹写第三部分。当时我对吴晗问题还说不上有什么了解，就委托李龙牧在写第二部分的时候，连第一部分也写了下来，以便我有时间研究吴晗的作品，最后把这篇文章改出来。所以这篇文章的初稿
7、实际上是由李龙牧和戚本禹执笔的。李龙牧和戚本禹两人写的稿子比较起来，李龙牧的稿子是差的。交稿以4后，戚本禹拿去改了一遍，就发排了。戚本禹对我表示了对李龙牧的不满，同时对这篇文章不受中宣部重视感到遗憾，说后来署名方求的那篇文章， “周扬同志亲自参加讨论，逐字逐句修改。 ”言下很是羡慕。这篇文章排好清样以后，戚本禹立即交给林甘泉，要他全面修改一次。林甘泉作了很大的修改，可是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此时已是 1966 年一月初旬了。我决定集中全力来修改这篇文章。我的最初两次修改稿印出以后，戚本禹还是热心的，他总是先征求中宣部意见，然后来同我进行讨论。“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复辟不能提，林涧青说的” ；“吴晗是胡
8、适的门徒不能提，许立群说的” 。这是我至今还记得的戚本禹对我的传达，而且在当时他是很坚持的。后来这篇文章一直拖延到三月底，易稿十次，才算勉强完成。原因是这时红旗杂志决定投入这场战斗，戚本禹对这场战斗有了充分的了解，可是他不仅要做好红旗杂志的工作，使红旗走在全国报刊的前面，而且他本人还要大显一番身手，走在一切人的前面。这样，他就感觉正在由我加工修改的文章首先同他发生了矛盾，他必须尽力加以阻挠和破坏。我最初对发生在戚本禹思想上的这个变化缺乏了解。我修改出来的稿子照例首先送给戚本禹提意见，把他看做是最可靠的合作者。可是戚本禹的反映越来越慢了。后来我就发现一系列使我不能不感到奇怪的事实： （1）我的修
9、改稿里面提出的一些还没有人提出的比较新颖的论点出现在红旗杂志的文章里面，使我不能不放弃这种已经显得陈旧的论点，重新去找更新的论点，当然这些论点出现在红旗杂志的文章里面，很难说不是红旗作者首先提出的，可是在我思想上始终是一个5疑团。 （2） 红旗印刷厂通知我，这篇文章的修改在他们那里不能作为“急件”处理，戚本禹也向我诉苦，说是印厂实在太忙了。我为了争取时间，不能不中途把稿子转移到人民日报去排。 （3）我多次向戚本禹了解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做出很神秘的样子，拒绝见告。 由于有了这样一些迹象，我逐步得到一个结论，认为戚本禹为了抢先，有意使我落后。我只得下定决心，少了戚本禹这粒蹩（“蹩”字应为“蓖”字
10、编者）麻子也榨出油来。我认为无论如何，批判吴晗这个大方向总是不会错的。那怕落后，我也要独立把这篇文章改写成功。可是这么一来，我同戚本禹的关系就坏定了。 我从我同戚本禹的这些直接的接触中，判断他是个缺乏思想改造，世界观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人，强烈的个人主义支配着他的行动。他抱着个人野心，用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来做红旗杂志的工作。他的长处在思想敏锐，文词足以动人，可是由于他是以资产阶级世界观为指导的，这种长处恰好成了为非作恶的本钱。而且因为有这么一点本钱，他对人家的评论总是语调傲慢，火辣辣的，全无半点平等待人的普通劳动者的朴实态度。这样一个人，看准了风向，在一个大的斗争中一时行动合乎规律，很快上升，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上升以后，因为缺乏思想改造，举动乖张，露出本来面目，很快摔了下来，也是合乎规律的。 这种观察，当初无非见微知著之谈，在为大量事实证明以前，是谁也不会相信的。甚至我自己，也未免疑是疑非，只不过内心有所保留罢6了。因此不能向上反映。可是我对一个人讲了，也就等于对许多人讲了。当时戚本禹的表演还刚刚开始，要人们也对他采取保留态度，实在太困难了。我受到责难，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戚本禹的表演已告结束，真相大白，倒是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教训。 1968 年二月廿四日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洪振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