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民间不必摸着石头过河公益界所发生的这一切，其实是社会生态之变的缩影。在制度未变的时候，好不容易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变革，可改良主义跑过来“摘果子” 。一旦它被无意识地确立，不加反省，就容易成为“铁筛子”：以体制为指南， “理顺” 、删节甚至否定生态之变。 关于时代及国家转型的大势，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多有创见。他总结的“制度未变，生态已变” ，对于梳理乱局之乱极有裨益。八个字，道尽二三十年来的情势。即使制度未作更改，但政府公信力、执政难度、社会认同等诸多方面，都已流转。 这种看法与悲观、乐观无关， “生态已变”四个字，各个行业也各有体验。在种种改变之下，定有不同的力量潜流。这不仅仅是话语系统的新判
2、断，也意味着行动类型更加丰富， “变”的文章还可以一做再做。可是，能够变到什么程度，再往哪个方向走，也要对惯用的话语常怀警惕。话语陷阱导致了行动的无用功，包括公益运动在内的社会活动。 体制不代表一切 如果对现今公共讨论稍加注意，哪怕是在稍微严肃的饭桌上，都能觉察到“体制”这个词已经成为主宰地位的词汇。它来源于体制巨大的存在，也可以说是巨大的阴影。 它笼罩了生活，这是不可回避的一个生活现象。体制往往被看做一个区分和划界的依据，因此有体制内、体制外之说。在公益界，有官办2慈善有民间公益。在社会领域，体制被当作行政化与垄断化的代名词。 体制不是文质彬彬地静候人们发言，迫使人们表态是它的长项。对体制合
3、理性的一再确认，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声音，它们几乎无处不在。与这种话语相适应，是体制在各个领域的延伸。在公益界，它演化为所谓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就是体制话语。从大陆现代公益的历史看，整部历史就是不断挣脱体制话语，不断从社会组织身上去除体制色彩的过程。脱胎于体制，又想要脱离体制，这是公益界老派人物大半辈子的人生经历。到了新青年加入公益，几乎从一开始就切断了体制话语，也就有不一样的行为方式。就像将公益的定义从好人好事升格为公民营造。这种新的话语方式就是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它在体制内“割据” ，也可能比肩而立。 公益就是孙教授所言“生态已变” 。在这类事实中，公益与社会间的围墙被拆除了。公益即公民、公益
4、即社会，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死抱着体制话语不放，结果可想而知，姿态会很难看。新的话语会命名新的行动模式。不同社会行动间要对话，传播就是一切，说的正是这个理。 改良主义的短板 在体制话语下，改良主义成为一种安全的谈话方式。它为知识界供应了长达二三十年的理论框架。今天，改良主义几乎填满了改革的所有内涵。今年下半年以来， “体制内健康力量”的说法先从律师界流传开来，进而散播到大众言说中。但改良是有限度的。因此，改良主义并非孙立平所言“生态已变”的全部内容，它更不是体制未变与生态已变之间唯一的桥梁。具体到公益界，恰恰是对改良主义的扬弃，才能创造出完全3不同于旧秩序的势力。 有必要注意到改革选项上的主次排
5、序。它的支持者会假定一些优先的选项，应当先行解决，其中就包括公民社会建设优先。但这种说辞经不起推敲，甚至带有某种欺骗性。改良主义的优先顺序，不是一个关于“生态”的“多”概念，而是单线条的“少” 。从它的实现途径上看，或许不会忤逆体制话语，但是很可能会牺牲掉民间社会的多样性。梁晓燕在做民间教改的初期，一度遭到教育部门的反对，认为西部阳光基金只要做“有益补充”就好，不能越界。但梁的想法是与体制并行，而不是被驾驭。历经多少年辛苦，终于在民间教改的独立性上大有成就。她用社会办学的高效率破除改良主义的魔障。 改良主义侵入公益圈 在公益运动步入新境界后，公益的涵义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公益界需要使用与从前不
6、一样的一套话语来划定范围，并且通过改善思考激发出新式的行动模式。在这一新旧交替的地带上，是有理论真空的。因而有必要审慎对待改良主义在公益圈的存在。 公益界对改良的需求，最主要来源于要处理与官办慈善的关系。对官办慈善，公益界内部有一个反复的过程，体现出挣脱对峙合作这几个过程。决裂是不需要改良主义的，相反，只有到了要共存的时候，才发现需要圆满的理论支撑。最近两年来，随着大众对官办慈善的憎恶，新生的公益力量都对后者敬而远之。但他们很快发现，旧的局面不是容易消除的，在身份、注册、募资等关键环节上，不得不仰仗旧势力。一年来，官办慈善尽管声誉走低，它们仍然掌握庞大的资源，在与体制的4呼应上，也不见拘谨。无
7、论是慈善展览会，还是各类研讨会，都体现了巨大的存在感。有人认为官办慈善已经破产，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觉。 姑且不论公益是否需要改良，但它对公益界的影响却有一些是不尽如人意的，尤其是固化公益界内部等级制。已经开始有些民间社团人士抱怨，当他们参加研讨、项目申办、交流时，议程的程序设置已经将他们边缘化了。这种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多，但少有被重视。 改良主义看似成为跨越官民社团的理论武器，这一切都发生在“合作” 、 “融合” 、 “跨界”等等的名义下。问题是，它们之间本来就不平等、势力也不平衡，强弱分明。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合作？如何融合？如何跨界？也许可以搁置是非，但不能漠视后果。 公益界所发生的这一
8、切，其实是社会生态之变的缩影。在制度未变的时候，好不容易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变革，可改良主义跑过来“摘果子” 。一旦它被无意识地确立，不加反省，就容易成为“铁筛子”：以体制为指南， “理顺” 、删节甚至否定生态之变。 三种未变的话语陷阱 “生态已变”作为一个事实描述，不代表终结之意，总在变化，至于变好变坏，尽在不言中。它鼓励那种不以体制为唯一参照物的思考方法。然而在我们周围，也多有依附既定话语的误区所在。概括起来有三种：一是乡愿，二是犬儒，三是理中客。 简单来说，乡愿是不问是非的意思，是一种较难识别的虚伪矫饰。论语有言：乡愿，德之贼也。在体制的屏蔽下，加之改良话语的掩5护，既得利益者受到很好的保护
9、。如果要反对他们，有时会被呵斥，理由是反对者动作不雅、不文明，这就是乡愿所为。 对于生态之变，很多人是相当不适应、不舒服的。有这种感觉的不只是既得利益者，其实更常见于那些受剥夺者身上。这是制度未变的底层基础，同时还代表生态之变中没有变化的那些。公益界的一些评优活动，以公益之名行乡愿之实的，实在不少见。 犬儒的本意是崇尚绝对的个人精神自由，与公益颇为相合。但使用的不是它的本意，而指的是苟且避世的心态与做法。它为世道之不变供应了强大的抵御心理，也是公益旧势力的行为来源之一。改良一类的说法美化了犬儒心态，社会运动的成就多赖于甩掉犬儒围困。 所谓理中客，是理性、客观、中立的缩写。标榜这三个标签现在很时髦，不理性基本上等于错误的同义词。这也是一种话语上的挤对，排斥的是对社会、世道的感觉。由此，理中客是乡愿与犬儒的合体，具有更大欺骗性。它把生态不变的那部分合理化。 因为话语“陷阱”的广泛分布，常识和创新显得更加重要。它们代表着过去与未来的两个极端。行动是否恰当，其实在当初它选择什么话语时，就已经清楚了。由行动再改变，不要摸着石头过河就很紧要了。生态之变最终达成良好愿景，就要看去除“摸石头”的心瘾是否彻底、是否坚决。
